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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是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社会在变迁，每一代青年的肩上都担负着不同于以往的使命。
九十多年前，一群学生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谱写了中华史册上最华丽的篇章。在历史的进程中，“五四”青年的热血已经演化成一种爱国精神——追求进步、追求民主、追求科学。那么，在和平年代，青年一代该如何传承先辈精神，又该以什么为己任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张仲民认为，“从清末民初至今，由于现实社会与思想的冲突，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在不断自我重新定位，即所谓寻求秩序与意义。”尽管一些传统价值观在历代青年们的脑海中仍根深蒂固，但在不同的时期，几代青年人的价值观还是存在微妙差别的。
77级大学生：责任隐于内心深处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黄柘，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影视文化工作多年。回顾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他用“苦中有点甜”描述。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很多知识分子回乡或下乡当知青，经历了数十年的磨练，生活过得很苦。就在很多人以为生活无望时，恢复高考的通知就如及时雨一般，让那些胸怀大志的青年们找到了出路。黄柘说：“我记得当我拿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兴奋得有点担忧，因为怕自己像‘范进中举’一样控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很特别，同为一届学生，年龄差异很大，兼顾的角色也多。很多人上大学时，是学生、是丈夫、甚至是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常把“社会责任”、“公平正义”挂在嘴边，但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铭记着自己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当时黄柘的室友中有一个同学在上大学前已经结婚生子，每当他在校园里看到城市里的孩子被家人捧着时，就会联想起孩子，以及在老家吃苦、帮他打理责任田的老婆。所以，这位同学总是不断地勉励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做出点成就来，为家人和下一代铺平道路。
黄柘说：“那一代人，对家庭的责任感非常强，很少有人只顾个人利益。毕业时，很多人被分配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因为种种的牵挂，他们都不愿意远走，顶多留在了省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我们不会因为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而置各种责任于不顾。”
除了家庭，他们同样对社会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数十年的基层磨练和特殊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也锻炼了他们的品格。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和老百姓建立了共患难的深厚情谊。黄柘说：“当我们这一批人毕业参加工作后，不管是从政的人，还是文化工作者，做任何事都会想到是否对老百姓有益处。比如我拍片子，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受益，要让别人看完后更幸福、更聪明地生活。这就如生产食品一样，不仅要口感好，而且要对人的身体有营养。”
70后：在冲击中恪守己任
生于七十年代的人，长在八十年代，学在九十年代，奋斗在21世纪的新时代，因此和前辈以及八零后一代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别。70后，是懂得坚守和突破的人群。
他们是在“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北京一文化公司的老总李涵回忆说，上小学时在他脑海中记忆最深的是“学雷锋，做好事”， 还有赖宁英勇救火的感人事迹。头脑中保留至今的口号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听得最多的歌是《爱的奉献》。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在放学后经常去帮邻里一个老婆婆做些简单家务，并坚持了很久。每次干完活后，他们都觉得很开心，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美好。他说：“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讲究做好事，要奉献，爱在哪里，奉献就在哪里。”
但从上中学开始，很多人开始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尽管自己内心仍有理想主义的一片天地，却始终敌不过物质的诱惑。眼见身边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人实在不甘做灯下的书虫，开始外出打工。李涵还记得村里有一个大哥出去打工赚了钱，回来买了个黑白电视机，当时在村子里像炸开了锅一样，大家都很是羡慕。“财富人生”的观念像惊涛骇浪一样涌来，再加上当时正赶上股票疯长、IT新贵纷纷出炉，穷小子转瞬变富翁的神话深深地影响着70后生人。于是，有些人开始变得浮躁，勤耕细作者有之，空手套白狼者有之，总之，不仅要拼出自己的前途，更要拼出自己的“钱景”。
当然，他们这代人还是相对脚踏实地的。李涵说，“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还是遵从传统的价值观的，在外交朋结友很讲义气，很少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朋友；做生意时赚钱固然重要，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伴随着财富的到来，我们不会沉溺于个人享受，能够光宗耀祖、靠自己的能力改善家庭环境和促进家乡建设，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面子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夙愿。”
这就是70年代生人对责任的诠释。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又有着很多复杂的情绪。然而，在各种冲击下，不变的是内心里那份凝重的责任感。
80后：有所坚守，有所放弃
相对于上一代人来说，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80后显得有點另类。曾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种“今不如昔”的说法，到底是草率的评价，还是客观的批判，还要看已经集体“奔三”的80后是如何承担自己的职责的。
1985年出生的王莉用自己的故事展现了这代人的时代特点。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她不仅很有主见，而且显得有点自我。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享受了来自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太多太多的爱，甚至是溺爱。父母的全部心血都花费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人独享着这一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上学后，一切围着分数转，只以分数论成败的观念让我们更看重个人利益的得失。除了追求高分，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做。如果哪个学生离开分数谈学习、谈爱好，就有可能被老师、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不求上进。所以，成绩好的学生就成为了老师和家长的焦点。有时为了力争前列，自己会的不会轻易告诉其他同学，对其他同学问的问题，也会装出自己也不会的样子，暗地里互相较劲。”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曾幼稚地以为用分数可以挣到前途，考上名牌大学就摆平了一切。而真正走进大学校园时，我才发现更残酷的竞争和考验还在后头，就业难成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乌云。愈演愈烈的人才竞争，更使得我们不能喘过气来。所以，我们更渴望突显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都说我们没有主人翁精神，都说我们注重个人价值轻视社会价值，但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又有何能力说要对社会负责呢？对‘社会责任’这个词，从小想得并不是很多，但所受的教育并不少。不过，我更希望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社会价值。”
这是一位80后的内心独白，他们虽有着自我的一面，但并不漠视责任。以8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正在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对“垮掉的一代”做出了最有力的驳斥。不论是心怀音乐梦想的80后矿工，还是奥运会上用微笑感动世界的志愿者，无数的故事说明，80后正在成为这个社会和国家的脊梁。当然，社会责任感更多地表现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表现在对社会和他人的服务之中，一时做到容易，持之以恒却难。如何更加理性地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在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同时，肩负时代的使命，是每一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抉择，将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精神高度。
□ 编辑 郭铁 □ 美编 庞佳
九十多年前，一群学生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谱写了中华史册上最华丽的篇章。在历史的进程中，“五四”青年的热血已经演化成一种爱国精神——追求进步、追求民主、追求科学。那么，在和平年代，青年一代该如何传承先辈精神，又该以什么为己任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张仲民认为，“从清末民初至今，由于现实社会与思想的冲突，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在不断自我重新定位，即所谓寻求秩序与意义。”尽管一些传统价值观在历代青年们的脑海中仍根深蒂固，但在不同的时期，几代青年人的价值观还是存在微妙差别的。
77级大学生：责任隐于内心深处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黄柘，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影视文化工作多年。回顾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他用“苦中有点甜”描述。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很多知识分子回乡或下乡当知青，经历了数十年的磨练，生活过得很苦。就在很多人以为生活无望时，恢复高考的通知就如及时雨一般，让那些胸怀大志的青年们找到了出路。黄柘说：“我记得当我拿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兴奋得有点担忧，因为怕自己像‘范进中举’一样控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很特别，同为一届学生，年龄差异很大，兼顾的角色也多。很多人上大学时，是学生、是丈夫、甚至是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常把“社会责任”、“公平正义”挂在嘴边，但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铭记着自己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当时黄柘的室友中有一个同学在上大学前已经结婚生子，每当他在校园里看到城市里的孩子被家人捧着时，就会联想起孩子，以及在老家吃苦、帮他打理责任田的老婆。所以，这位同学总是不断地勉励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做出点成就来，为家人和下一代铺平道路。
黄柘说：“那一代人，对家庭的责任感非常强，很少有人只顾个人利益。毕业时，很多人被分配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因为种种的牵挂，他们都不愿意远走，顶多留在了省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我们不会因为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而置各种责任于不顾。”
除了家庭，他们同样对社会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数十年的基层磨练和特殊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也锻炼了他们的品格。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和老百姓建立了共患难的深厚情谊。黄柘说：“当我们这一批人毕业参加工作后，不管是从政的人，还是文化工作者，做任何事都会想到是否对老百姓有益处。比如我拍片子，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受益，要让别人看完后更幸福、更聪明地生活。这就如生产食品一样，不仅要口感好，而且要对人的身体有营养。”
70后：在冲击中恪守己任
生于七十年代的人，长在八十年代，学在九十年代，奋斗在21世纪的新时代，因此和前辈以及八零后一代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别。70后，是懂得坚守和突破的人群。
他们是在“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北京一文化公司的老总李涵回忆说，上小学时在他脑海中记忆最深的是“学雷锋，做好事”， 还有赖宁英勇救火的感人事迹。头脑中保留至今的口号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听得最多的歌是《爱的奉献》。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在放学后经常去帮邻里一个老婆婆做些简单家务，并坚持了很久。每次干完活后，他们都觉得很开心，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美好。他说：“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讲究做好事，要奉献，爱在哪里，奉献就在哪里。”
但从上中学开始，很多人开始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尽管自己内心仍有理想主义的一片天地，却始终敌不过物质的诱惑。眼见身边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人实在不甘做灯下的书虫，开始外出打工。李涵还记得村里有一个大哥出去打工赚了钱，回来买了个黑白电视机，当时在村子里像炸开了锅一样，大家都很是羡慕。“财富人生”的观念像惊涛骇浪一样涌来，再加上当时正赶上股票疯长、IT新贵纷纷出炉，穷小子转瞬变富翁的神话深深地影响着70后生人。于是，有些人开始变得浮躁，勤耕细作者有之，空手套白狼者有之，总之，不仅要拼出自己的前途，更要拼出自己的“钱景”。
当然，他们这代人还是相对脚踏实地的。李涵说，“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还是遵从传统的价值观的，在外交朋结友很讲义气，很少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朋友；做生意时赚钱固然重要，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伴随着财富的到来，我们不会沉溺于个人享受，能够光宗耀祖、靠自己的能力改善家庭环境和促进家乡建设，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面子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夙愿。”
这就是70年代生人对责任的诠释。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又有着很多复杂的情绪。然而，在各种冲击下，不变的是内心里那份凝重的责任感。
80后：有所坚守，有所放弃
相对于上一代人来说，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80后显得有點另类。曾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种“今不如昔”的说法，到底是草率的评价，还是客观的批判，还要看已经集体“奔三”的80后是如何承担自己的职责的。
1985年出生的王莉用自己的故事展现了这代人的时代特点。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她不仅很有主见，而且显得有点自我。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享受了来自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太多太多的爱，甚至是溺爱。父母的全部心血都花费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人独享着这一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上学后，一切围着分数转，只以分数论成败的观念让我们更看重个人利益的得失。除了追求高分，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做。如果哪个学生离开分数谈学习、谈爱好，就有可能被老师、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不求上进。所以，成绩好的学生就成为了老师和家长的焦点。有时为了力争前列，自己会的不会轻易告诉其他同学，对其他同学问的问题，也会装出自己也不会的样子，暗地里互相较劲。”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曾幼稚地以为用分数可以挣到前途，考上名牌大学就摆平了一切。而真正走进大学校园时，我才发现更残酷的竞争和考验还在后头，就业难成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乌云。愈演愈烈的人才竞争，更使得我们不能喘过气来。所以，我们更渴望突显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都说我们没有主人翁精神，都说我们注重个人价值轻视社会价值，但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又有何能力说要对社会负责呢？对‘社会责任’这个词，从小想得并不是很多，但所受的教育并不少。不过，我更希望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社会价值。”
这是一位80后的内心独白，他们虽有着自我的一面，但并不漠视责任。以8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正在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对“垮掉的一代”做出了最有力的驳斥。不论是心怀音乐梦想的80后矿工，还是奥运会上用微笑感动世界的志愿者，无数的故事说明，80后正在成为这个社会和国家的脊梁。当然，社会责任感更多地表现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表现在对社会和他人的服务之中，一时做到容易，持之以恒却难。如何更加理性地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在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同时，肩负时代的使命，是每一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抉择，将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精神高度。
□ 编辑 郭铁 □ 美编 庞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