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直表示互联网对新东方授课模式冲击不大的俞敏洪，却意外地因为互联网效应，让“演讲视频”传遍神州，引发了各路媒体的声讨，起因是他在某个论坛上，轻浮地以女性择偶标准做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在俞敏洪的潜意识里，两性关系中女性掌握着评判权，并因此被赋予了责任。
一次“冤枉”的错位
相比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同样其貌不扬的俞敏洪，对待女性真可谓是老实人了。
江南春在1991年上大学时，总是中山装、白围巾，一副琼瑶剧男主的打扮，想以此吸引女生。但当他在大学舞厅中以诗人身份邀请女孩跳舞时，女孩却说：“诗人和穷人有什么区别？”被刺痛的江南春后来试着说自己是开礼品店或卖水产的个体户，他自称：“反而受到女孩们欢迎。”
“仍是为了吸引女孩”，江南春在大二时谋划竞选校学生会主席，他找来中文系六位老师帮忙打磨润色，日夜苦背讲稿数百遍，使得演说神采熠熠，并且让人感觉自然。为了应对诘难，他与各系代表沟通，并精心准备了上百道问题。在演讲现场，他竟安排了数位好友向对手提问发难，让他们措手不及。而演讲过后，他更是挨个请16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吃饭……最终他以98%的高票当选，但因“暗箱操作”带来的请客吃饭又让他背上160元的债务。
為了还债，江南春开始四处打工，并因此进入了广告行业，并且如他常不厌其烦地跟媒体说的，他在大学四年期间交了14个女朋友。
很难说江南春有多么尊重女性，但由于以上这些情节是他用叙述方式表达的，并没有对女性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很难引发媒体反弹。俞敏洪之所以引发舆论抗议，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非常奇怪地说出了“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这样的评断。
与江南春相比，校园的五年，俞敏洪无人问津，以至于他自嘲：“看到女孩子就恨不得扑上去！”在《中国合伙人》播出后，俞敏洪对自己大学时代形象被美化表示过“不满”，他坦言无论在他自己还是在同学的回忆中，学生时代的俞敏洪都“挺猥琐”。尽管实际上俞敏洪的心理并不猥琐，真正猥琐的是以玩弄女性为荣的“成功者”。
说俞敏洪歧视女性，其实真有一点冤枉，他说的“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应该也是肺腑之言。这是一个在母亲强势的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普遍的思维倾向，而且还会塑造出他们以后面对暧昧对象时的讨好心态。
众所周知，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十分强势。在人事和经营问题上，李八妹“垂帘听政”，新东方风吹草动，“上午发生的事儿，不超过晚上就到了阿婆的耳朵里”。《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作者卢跃刚曾证实过一个故事，“1997年夏天，‘三驾马车’在李八妹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时，俞敏洪听见外面散座处母亲又哭又闹，徐小平和王强都看不下去了。王强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俞敏洪站起来向外走去，叫了一声‘妈——’，然后当着屋里屋外的一大堆人，‘扑通’跪下了”。这让当时的合伙人们十分失望。
在王强当CEO的时代，俞敏洪放话说，新东方所有人员重新聘用，王强一个人说了算。“你当CEO，想开谁就开谁。”王强试探性地问道：“所有人？包括你老妈？”俞敏洪一开始很笃定地回答： “当然包括。”可是没多久，俞敏洪又跑回来乞求道：“王强，你开谁都行，希望能放我老妈一马。”
另外，在俞敏洪教学和演讲中，他会以他和妻子的过往作为谈资，俞妻是他留校任教后追到的学妹，觉得“他可怜”才决定和他相处。用各种手段感动女生在很多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追求套路，它之所以有效，因为女性也有掌控与追求稳定的诉求，而那时俞敏洪的教师身份对学生而言还是处于优势的。婚后，俞敏洪在校外兼职、试图出国、创业都是离不开妻子对他的呵斥，“嫌他窝囊”。
俞敏洪以男性为“奴仆”的角度谈论女性，却说出了激怒女性的惊世言论，既很荒诞，又是必然的。进化心理学对人的行为研究揭示，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一般会本能地规避责任，如果想让女性担责，常常会遭致反感，而俞敏洪却将“堕落的锅”扣到全体女性头上。
远近利益的权衡
再回到女人选择男人的标准这个问题上，俞敏洪显然只是想打一个比方，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所指的问题，即“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但由于“指月的手指”姿势实在怪异，吸引了几乎全部的注意力。所以有必要说说“手指”。
从女性择偶标准来说，人和动物一样，同样面临生存的压力，人在压力下会有一些本能的选择行为。有研究表明，男性的体貌、学识等在女性的潜意识中代表着一种基因优势，这意味着女性与之结合，可以生下更优秀的后代，让该女人的基因在时间中传递时有更好的势能，更难灭失。这代表着长期利益。而男性易被掌控、拥有权势和财力等价值因素，在女性的潜在意识中，意味着可以给她和未来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这代表近在眼前的利益。
远近两种利益之间矛盾，在现实之中无所不在。最极端的例子便是俞敏洪所说的，“如果说中国女生就是要男人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在逻辑上是很难说通的，因为男人没有良心，女人从他身上获得的利益也朝不保夕。没有女性会出于理性而选择这样的男性。
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指出，对于组织和个人来说，都存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果将资源过度地投入为未来利益而进行的探索，会危及今天的生存。如果对未来的投入不足，今天在生存上培养出来的能力则会成为危害明天生存的桎梏。拿捏这种平衡十分重要，女性在选择男性配偶时，在判断是短期关系还是长期关系时，都会下意识地进行平衡。
俞敏洪对两性关系中男性的看法，来自讨好式思维。这种思维是在提醒女性，男性代表着某种现实的利益。同理，女性选择现实利益，本身意味着一种为当前生存而作出的妥协。美国科学院刊（PNAS）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的“性化”（sexualization，即过分展现自己性感妩媚的身体形象）的原因。作者们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女性“性化”指数，发现女性“性化”与该地区的经济平等状况也呈负相关。 俞敏洪拿女性择偶的标准决定男性行为来打比方，也是在为新东方更重要的一项行为甩锅——对现实妥协。这个现实就是眼下的教育方针和方式对一个民族而言，面临着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
适得其反的“切割”
在俞敏洪的话术里，既然男性做什么都由女性的好恶所决定，那么新东方做什么所导致的后果，则该由那些制定衡量和评价标准的人负责。
俞敏洪早就意识到应试教育危害到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也就危及了民族未来的竞争力。如果说，新东方的留学英语培训是俞敏洪说的“垫脚石”，起到了“渡船”的作用；如今新东方的主要收入来源却是为应试服务的基础教育。尽管别人不说，俞敏洪也不会不知道，这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俞敏洪曾在不少文章和讲话中，痛陈当下教育的弊端，也为允许学生思考、质疑、批判、挑战的教育方法而大声疾呼过。他说：“中国高中生的数学水平平均比美國学生要高出一倍以上，但是全世界前100位数学家我们几乎没有，美国就有80个。这就是现状，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全中国，每年900万到1 000万名高考生，每个人数学考那么高干什么呢？”
可是，俞敏洪所痛斥的事情，却是让他成为富豪，并使他的声音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的物质基础。这是一种荒诞。
于是，他言行不一的尴尬就不足挂齿了。某种意义上，俞敏洪通过演讲，与其说是试图说服听众，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 “跪着挣钱，不寒碜”。何况，如果没有新东方眼前的苟且，哪里会有俞敏洪每年几个月在远方旅行和思考人生呢？俞敏洪高屋建瓴的言论也是一种心理切割，将自己的志向和新东方业务区别开，做出有心无力的姿态。
回到2007年12月22日央视《人物新周刊》的现场，俞敏洪直言未来的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建一所中国一流的人文精英大学，让所有优秀的学生都来这所大学读书，当时，他的豪言壮志赢得了满堂的喝彩。
脱口秀演员还是企业家
俞敏洪或许是最早将脱口秀引入课堂的老师，并将它变成了新东方的核心能力之一。在脱口秀中，关于男女的各种故事，永远都是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吸铁石。更受学生欢迎的就是讲述自己在与异性交往中的悲惨遭遇，这为老师们加分不少。在新东方，学生给老师打分来决定教师KPI，所以在授课之余，很多老师都习得一身脱口秀技能，其中更走出了不少创业网红。
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既然两性关系是俞敏洪演讲时用来调节气氛的主要话题，所以早晚会因两性问题说出有争议的话语。吊诡的是，尽管俞敏洪、罗永浩、李笑来等新东方名师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话术，但公众并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脱口秀演员，因为无论中外，没有人会真正计较脱口秀演员说了什么出格的话，人们对相声演员的态度也是如此，同样，这是身份与行为的一致性所致。这一点，俞敏洪们并不具备。
俞敏洪曾主动将自己和另一个喜欢做讲演的企业家马云相比。他认为自己事业之所以没有马云那么大，是因为马云拥有“盲目的自信”。他还说起：“马云在大学毕业以后，当了大学老师，也跟我一样，出来开了一个外语培训班，新东方第一个外语培训班招生人数13人，3年以后，新东方同期学生到了5 000人，一举成功。马云第一个培训班招了20个人，3年以后的培训班还是20个人，开培训班失败了。”换句话说，马云不像俞敏洪那么顺滑地与现实相处，所以他办学失败了，同样因为这一点，他能够坚持“盲目的自信”，所以创造了另一个现实。
罗永浩曾有点刻薄地在网上评价他的前老板俞敏洪：“我当初刚来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在社会上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我来的时候对新东方有很多很好的向往、期待这样的东西。来了之后慢慢发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一个100%的纯商业机构，当然我不认为纯商业机构有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没有原则的商业机构，总是宣传什么‘百年教育报国心’就比较恶心了。你……纯粹是为了钱，大大方方赚钱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总是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把自己塑造得很高尚很纯洁就太虚伪了，我很讨厌虚伪。”
罗永浩还指出俞敏洪仅以学生的好恶来衡量教师的价值，而无视教师们的人品优劣。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俞敏洪说出“如果说中国女生就是要男人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
反过来说，结合锤子如今的处境，鼓吹理想主义的罗永浩作为企业家似乎也应该从俞敏洪那里学习看清现实的能力。毕竟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不是非此即彼，是需要拿捏的一种平衡。
一次“冤枉”的错位
相比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同样其貌不扬的俞敏洪，对待女性真可谓是老实人了。
江南春在1991年上大学时，总是中山装、白围巾，一副琼瑶剧男主的打扮，想以此吸引女生。但当他在大学舞厅中以诗人身份邀请女孩跳舞时，女孩却说：“诗人和穷人有什么区别？”被刺痛的江南春后来试着说自己是开礼品店或卖水产的个体户，他自称：“反而受到女孩们欢迎。”
“仍是为了吸引女孩”，江南春在大二时谋划竞选校学生会主席，他找来中文系六位老师帮忙打磨润色，日夜苦背讲稿数百遍，使得演说神采熠熠，并且让人感觉自然。为了应对诘难，他与各系代表沟通，并精心准备了上百道问题。在演讲现场，他竟安排了数位好友向对手提问发难，让他们措手不及。而演讲过后，他更是挨个请16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吃饭……最终他以98%的高票当选，但因“暗箱操作”带来的请客吃饭又让他背上160元的债务。
為了还债，江南春开始四处打工，并因此进入了广告行业，并且如他常不厌其烦地跟媒体说的，他在大学四年期间交了14个女朋友。
很难说江南春有多么尊重女性，但由于以上这些情节是他用叙述方式表达的，并没有对女性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很难引发媒体反弹。俞敏洪之所以引发舆论抗议，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非常奇怪地说出了“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这样的评断。
与江南春相比，校园的五年，俞敏洪无人问津，以至于他自嘲：“看到女孩子就恨不得扑上去！”在《中国合伙人》播出后，俞敏洪对自己大学时代形象被美化表示过“不满”，他坦言无论在他自己还是在同学的回忆中，学生时代的俞敏洪都“挺猥琐”。尽管实际上俞敏洪的心理并不猥琐，真正猥琐的是以玩弄女性为荣的“成功者”。
说俞敏洪歧视女性，其实真有一点冤枉，他说的“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应该也是肺腑之言。这是一个在母亲强势的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普遍的思维倾向，而且还会塑造出他们以后面对暧昧对象时的讨好心态。
众所周知，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十分强势。在人事和经营问题上，李八妹“垂帘听政”，新东方风吹草动，“上午发生的事儿，不超过晚上就到了阿婆的耳朵里”。《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作者卢跃刚曾证实过一个故事，“1997年夏天，‘三驾马车’在李八妹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时，俞敏洪听见外面散座处母亲又哭又闹，徐小平和王强都看不下去了。王强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俞敏洪站起来向外走去，叫了一声‘妈——’，然后当着屋里屋外的一大堆人，‘扑通’跪下了”。这让当时的合伙人们十分失望。
在王强当CEO的时代，俞敏洪放话说，新东方所有人员重新聘用，王强一个人说了算。“你当CEO，想开谁就开谁。”王强试探性地问道：“所有人？包括你老妈？”俞敏洪一开始很笃定地回答： “当然包括。”可是没多久，俞敏洪又跑回来乞求道：“王强，你开谁都行，希望能放我老妈一马。”
另外，在俞敏洪教学和演讲中，他会以他和妻子的过往作为谈资，俞妻是他留校任教后追到的学妹，觉得“他可怜”才决定和他相处。用各种手段感动女生在很多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追求套路，它之所以有效，因为女性也有掌控与追求稳定的诉求，而那时俞敏洪的教师身份对学生而言还是处于优势的。婚后，俞敏洪在校外兼职、试图出国、创业都是离不开妻子对他的呵斥，“嫌他窝囊”。
俞敏洪以男性为“奴仆”的角度谈论女性，却说出了激怒女性的惊世言论，既很荒诞，又是必然的。进化心理学对人的行为研究揭示，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一般会本能地规避责任，如果想让女性担责，常常会遭致反感，而俞敏洪却将“堕落的锅”扣到全体女性头上。
远近利益的权衡
再回到女人选择男人的标准这个问题上，俞敏洪显然只是想打一个比方，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所指的问题，即“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但由于“指月的手指”姿势实在怪异，吸引了几乎全部的注意力。所以有必要说说“手指”。
从女性择偶标准来说，人和动物一样，同样面临生存的压力，人在压力下会有一些本能的选择行为。有研究表明，男性的体貌、学识等在女性的潜意识中代表着一种基因优势，这意味着女性与之结合，可以生下更优秀的后代，让该女人的基因在时间中传递时有更好的势能，更难灭失。这代表着长期利益。而男性易被掌控、拥有权势和财力等价值因素，在女性的潜在意识中，意味着可以给她和未来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这代表近在眼前的利益。
远近两种利益之间矛盾，在现实之中无所不在。最极端的例子便是俞敏洪所说的，“如果说中国女生就是要男人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在逻辑上是很难说通的，因为男人没有良心，女人从他身上获得的利益也朝不保夕。没有女性会出于理性而选择这样的男性。
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指出，对于组织和个人来说，都存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果将资源过度地投入为未来利益而进行的探索，会危及今天的生存。如果对未来的投入不足，今天在生存上培养出来的能力则会成为危害明天生存的桎梏。拿捏这种平衡十分重要，女性在选择男性配偶时，在判断是短期关系还是长期关系时，都会下意识地进行平衡。
俞敏洪对两性关系中男性的看法，来自讨好式思维。这种思维是在提醒女性，男性代表着某种现实的利益。同理，女性选择现实利益，本身意味着一种为当前生存而作出的妥协。美国科学院刊（PNAS）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的“性化”（sexualization，即过分展现自己性感妩媚的身体形象）的原因。作者们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女性“性化”指数，发现女性“性化”与该地区的经济平等状况也呈负相关。 俞敏洪拿女性择偶的标准决定男性行为来打比方，也是在为新东方更重要的一项行为甩锅——对现实妥协。这个现实就是眼下的教育方针和方式对一个民族而言，面临着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
适得其反的“切割”
在俞敏洪的话术里，既然男性做什么都由女性的好恶所决定，那么新东方做什么所导致的后果，则该由那些制定衡量和评价标准的人负责。
俞敏洪早就意识到应试教育危害到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也就危及了民族未来的竞争力。如果说，新东方的留学英语培训是俞敏洪说的“垫脚石”，起到了“渡船”的作用；如今新东方的主要收入来源却是为应试服务的基础教育。尽管别人不说，俞敏洪也不会不知道，这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俞敏洪曾在不少文章和讲话中，痛陈当下教育的弊端，也为允许学生思考、质疑、批判、挑战的教育方法而大声疾呼过。他说：“中国高中生的数学水平平均比美國学生要高出一倍以上，但是全世界前100位数学家我们几乎没有，美国就有80个。这就是现状，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全中国，每年900万到1 000万名高考生，每个人数学考那么高干什么呢？”
可是，俞敏洪所痛斥的事情，却是让他成为富豪，并使他的声音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的物质基础。这是一种荒诞。
于是，他言行不一的尴尬就不足挂齿了。某种意义上，俞敏洪通过演讲，与其说是试图说服听众，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 “跪着挣钱，不寒碜”。何况，如果没有新东方眼前的苟且，哪里会有俞敏洪每年几个月在远方旅行和思考人生呢？俞敏洪高屋建瓴的言论也是一种心理切割，将自己的志向和新东方业务区别开，做出有心无力的姿态。
回到2007年12月22日央视《人物新周刊》的现场，俞敏洪直言未来的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建一所中国一流的人文精英大学，让所有优秀的学生都来这所大学读书，当时，他的豪言壮志赢得了满堂的喝彩。
脱口秀演员还是企业家
俞敏洪或许是最早将脱口秀引入课堂的老师，并将它变成了新东方的核心能力之一。在脱口秀中，关于男女的各种故事，永远都是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吸铁石。更受学生欢迎的就是讲述自己在与异性交往中的悲惨遭遇，这为老师们加分不少。在新东方，学生给老师打分来决定教师KPI，所以在授课之余，很多老师都习得一身脱口秀技能，其中更走出了不少创业网红。
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既然两性关系是俞敏洪演讲时用来调节气氛的主要话题，所以早晚会因两性问题说出有争议的话语。吊诡的是，尽管俞敏洪、罗永浩、李笑来等新东方名师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话术，但公众并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脱口秀演员，因为无论中外，没有人会真正计较脱口秀演员说了什么出格的话，人们对相声演员的态度也是如此，同样，这是身份与行为的一致性所致。这一点，俞敏洪们并不具备。
俞敏洪曾主动将自己和另一个喜欢做讲演的企业家马云相比。他认为自己事业之所以没有马云那么大，是因为马云拥有“盲目的自信”。他还说起：“马云在大学毕业以后，当了大学老师，也跟我一样，出来开了一个外语培训班，新东方第一个外语培训班招生人数13人，3年以后，新东方同期学生到了5 000人，一举成功。马云第一个培训班招了20个人，3年以后的培训班还是20个人，开培训班失败了。”换句话说，马云不像俞敏洪那么顺滑地与现实相处，所以他办学失败了，同样因为这一点，他能够坚持“盲目的自信”，所以创造了另一个现实。
罗永浩曾有点刻薄地在网上评价他的前老板俞敏洪：“我当初刚来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在社会上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我来的时候对新东方有很多很好的向往、期待这样的东西。来了之后慢慢发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一个100%的纯商业机构，当然我不认为纯商业机构有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没有原则的商业机构，总是宣传什么‘百年教育报国心’就比较恶心了。你……纯粹是为了钱，大大方方赚钱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总是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把自己塑造得很高尚很纯洁就太虚伪了，我很讨厌虚伪。”
罗永浩还指出俞敏洪仅以学生的好恶来衡量教师的价值，而无视教师们的人品优劣。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俞敏洪说出“如果说中国女生就是要男人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
反过来说，结合锤子如今的处境，鼓吹理想主义的罗永浩作为企业家似乎也应该从俞敏洪那里学习看清现实的能力。毕竟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不是非此即彼，是需要拿捏的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