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姓杨，是北海著名商家杨文芳之女，识字懂文，本名秀珍，因父亲信佛，她也夫信妇随信了佛，法名“净宝”，是与父亲同属净字辈的法侣，后来户口本身份证上的姓名，是杨净宝。
　　妈妈是家庭妇女，而且很纯粹。作为小儿子，我记忆中，活到80岁的她，没在单位上过一天班。我们兄妹长大前，家里生计全仗爸爸一人早出晚归经营小生意所得。
　　妈妈生育了我兄妹六人，带大我们。然后，她又帮带过儿子、女儿们的儿子、女儿们即她的孙辈们。她还帮带过侄女们，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华叔，父亲的大弟，因此前被打成“右派”，境遇不佳，华婶又要上班，不得已将两个年幼女儿即我的堂妹小慧、小梅，从北海送到南宁我家抚养。我刚上小学，与这两个学前小孩，嘻哈哭闹、吃喝拉撒乃至小闹小打的事自是免不了。当时没洗衣机，没电饭锅，没自来水，妈妈要带着我们，要担水，买菜，买煤，煮饭煮菜，洗碗洗衣服，缝缝补补、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一切，全靠她一双手。
　　印象颇深的是，1983年以前，妈妈每天都要肩挑两只桶，出门担水，一家子吃、喝和日用的水，她挑回来的，偶尔哥姐们回家，她才能歇一天。担水几十年，她到晚年时，肩膀一边低、一边高已经很明显。
　　妈妈偶尔还做手工来帮补家用，有老邻居搬家了，走几条街寻上门来，为的是让妈妈帮她们的中式衣服开纽缝、缝纽扣。
　　爸妈始终注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做个好人，多做好事，要尊重知识，要知书达理，要追求人生智慧，即使在斯文不如扫地的年月，始终希望以诗书传家。我们兄妹先后三人考上大学，且都是重点大学，大哥在“文革”前的1962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二姐在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经政审与文化笔试考入中山大学，我在恢复高考后的1981年考入中山大学，成为整条街的一段佳话。这跟我们的自身努力分不开，而这3个年代的跨越，更凝聚着父母的心血，表明着父母的家教有方。
　　高考前几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每天吃一个鸡蛋，能提高记忆力，和妈妈说了，她就每天给我煮一个鸡蛋。我就读的南宁五中，非重点中学，那年数百名应届生，我是惟一考上重点大学的，这惟一与妈妈每天煮的鸡蛋，不能说没有联系。
　　妈妈与爸爸携手经历了抗战、内战、大饥荒和“文革”这些20世纪最黑暗的时刻，不离不弃，终迎来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好时光，安度晚年。不管外面世界是巨浪滔天或风平浪静，家庭始终是妈妈的全部世界，家人的安康幸福始终是她最大心愿与追求。家，有她的操持，对于爸爸，对于年幼的我们，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而我的父母对饥馑的精神乃至身体记忆，并没有完全被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所出现的物质方面的富足所屏蔽，他们到晚年时，即使牙齿已经很不好，每天晚上也一定要吃碗干饭，坚决拒绝喝粥，否则半夜会饿醒。显然，这是多次较长时间的饥馑尤其是挥之不去的饥馑感，给他们留下的最深刻记忆。
　　爸妈信佛，每月初一、十五，全家必吃斋。即使是大年初一，也一定要吃斋，年三十晚的所剩的荤菜，只能留待初二吃。
　　解放路的老宅拆迁后，爸妈晚年住在大哥家，得到大哥大嫂的照顾，得以居家养老，更重要的是临终在家里，得以按印光法师的《临终三大要》来落实佛教的临终关怀，避免了净土宗信徒因住在现代医院、临终不能助念而糊糊涂涂死去的状况。2002年农历八月初七，母亲临终，她在袅绕的佛乐、亲人们与念佛机“阿弥陀佛”的助念声中，于黄昏时生西，斯时现场沉静、淡定而又平稳有序，在场的亲人有悲欣交集之感而无呼天哭地之态，有阵阵念佛声而无仅沉湎于悲痛悲切的世俗语，是殊为难得的现代都市佛教的一景。这，是爸妈携手共度金婚岁月之后，最令我难忘的一幕。
　　在家族中，作为纯粹的家庭妇女，全心持家、全意相夫教子女的，妈妈是最后的一位。她的两个弟媳、3个女儿和3个儿媳，还有她的孙女外孙女孙媳外孙媳们，在时代潮流的席卷下，都成了上班族，下班后带着1个最多时3个孩子，不时会有人仰马翻乃至崩溃的感觉，时至今天，问题还不时在她们部分人心中纠结：我是继续上班？还是回家做个全职太太？
　　妈妈没这种纠结，她选择了，或以无选择作为选择了，就一路做来了。妈妈不喜欢我们说她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她做了分内事，也有了收获，人生不外如此。人类史，个人史，都由生老病死构成，人生无甚稀奇，人间本无奇迹，能慎始善终，做到极致就是稀奇，做到纯粹就是奇迹，在这方面，妈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