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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胡润连续第十年发榜了，媒体又有了新话题，百姓又了新谈资，胡润在镁光灯下帮巨贾数钱的同时，也在暗中数着自己的进账
2009年3月14日，与往年一样《胡润百富榜》再次发榜。曾几何时，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媒体就像农民期待收割一样，盼着胡润的百富榜出炉。
榜单外的胡润成了比榜单内的诸多富豪更惹眼的红人，连他英伦风格的格子围巾都被上海很多时尚中学生所熟悉。
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带着疑问，《中国新时代》奔赴胡润百富榜的上海总部——胡润的办公地地处繁华的南京西路某写字楼内，公司门外并没有醒目的牌匾。
办公室只有十几平米，除简单的办公桌椅外，角落的一侧摆放着中国古典家具，另一侧则是高尔夫球具，两相呼应，也算是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吧。
在约定时间过了十多分钟后，胡润匆忙地走进办公室。依然是一身蓝格子衬衣，脸上带着招牌式的绅士微笑。“实在抱歉，赶去拔牙了。”胡润用一口算得上流利并习惯性地夹杂英文单词的汉语说。
尽管10年前《福布斯》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抓住了中国人“喜欢听有钱人故事”的心理特点，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2000年有5、6个人见，2001年有30-40人见，2002年约为60人，直至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胡润百富榜董事长、创始人胡润告诉《中国新时代》。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当时伊顿公学一共有13至18岁五个年级，共1250名学生。胡润在当年的考生中排名前20名。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似乎对于语言和数学有着特别的偏好，”胡润说。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
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所在的留学生楼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进修生的课程十分轻松，一般只需要上午学习，轻松得让我无法习惯，于是我出门给自己找了一份活儿，在一家有名的公关公司打工。因为那时拿的是学生签证，不能打黑工，所以没有领薪水，纯粹是增加一些阅历。”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不过，好日子并不长久，压力接踵而至。因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通不过的人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换个毕马威或其他公司再想办法到中国来。”胡润说。
自从离京回国后，曾经和胡润一起学中文的英国人在伦敦也抱成了团。“他们成立了协会，每月举行一次聚会，从六七十人中轮流推选出一个主事的准备当天的主题报告，话题自然和中国有关。10多年了过去了，这个传统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有充满阳光。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在一次参加培训时，胡润感觉那样的课让人感到有些无聊，在冗长的讲话中可能只有10%属于有用的信息。“我的脑子开始天马行空。”
那时胡润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有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如何回答？
百无聊赖之际，突然胡润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好玩的话题，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
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胡润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接下来，胡润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人个资产”。“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胡润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还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尽管已过去多年，胡润仍记忆犹新。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我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是如何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到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向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损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寻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除了公开的财富数字之外，还需要赋予这些富翁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胡润选定的内容包括年龄、出身、生肖、家庭状况、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主要涉足哪些行业、有什么趣闻。如同一个孩子在摆弄自己心爱的积木，脑中形成一个初步构架后，《百富榜》就像一座大厦在胡润的手中慢慢成型。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排榜工作基本就告一段落，从8月11日开始，我就着手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另立门户
为什么第一次榜单要选择在国外媒体上用英文发布？“制造这份财富榜是对我在中国数年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是回英国前为自己布置的一份回家作业。我的力量有限，因此它肯定不是最全面的。但我认为，这给外国人看绝对绰绰有余，也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途径。”胡润解释说。
第一次制榜时，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所以，胡润选择了50位富豪入榜，希望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9月1日，胡润如期回到英国。
“到了家静下心来，就开始考虑通过什么渠道交出我的成绩单。最初的想法是到一个大学的讲台用演讲的方式来吸引一些听众，可这样似乎不那么有趣，联想到国外曾经发布过类似的榜单，我能不能也来尝试一把呢？我当时翻了黄页，通过114查到了主编们的电话。”
9月10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先后收到了一份胡润发出的传真。上面写着：“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
《福布斯》是当初所有接到传真的媒体中反应最积极的，第二天就和胡润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
第一次发布榜单前，胡润刚回到英国安达信。胡润当时在帮几个网络公司进行上市前的准备。2000年初，因互联网的泡沫破灭，胡润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时就索性请了月假，不拿工资，再次回到中国，还是请上次的那个大学生来帮忙，希望为新的一年打造一份全新的榜单。”
2000年8月，《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总编Laury Minard 第一次来中国，胡润和他沟通得非常愉快，同时，那次中国之行还促成了胡润和刘永行的第一次会面。
两年的榜单做下来后，胡润发现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于是在2000年9月，胡润毅然辞去在安达信的工作，希望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挖掘。
在顺利合作四年后，《福布斯》高层造访上海，宣布将在其85年的历史中首次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福布斯》正式派往中国的首位雇员——范鲁贤也在公众面前亮相，成为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润与《福布斯》也就此分手。
有人说胡润是本地化的牺牲品，在胡润看来，有因才有果，分道扬镳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好朋友、《福布斯》杂志总编Laury Minard在2002年突然去世了。除了他之外，其他人我就不是很熟悉了。其实，福布斯在中国为人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每年一次持续推出《百富榜》的功劳。而且福布斯这个中文名字还是我给定下来的，当时取这个‘福’字也是顺应中国文化讨口彩的说法。分手的很大原因是个人关系，没有了良好的沟通，很多事就没法沿着原有的轨道继续了。”
“他们只是一年一次购买我的榜单，把我看成一个普通的自由撰稿人。1999年，我第一次做榜的时候纯粹是出于兴趣，当时他们付给我3000美元，差不多一个字一块美金。”
和《福布斯》“离异”后，胡润找到了“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这是一家本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上市公司，在全球拥有160多份出版物，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和在美国发行的《投资机构者》。他们主要针对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及投资等领域，恰好《欧洲货币》当时也希望寻找一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可以说，我们一拍即合，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2003年10月，胡润在上海正式发布了中国《百富榜》，同时还扩充了内容。推出IT、地产、金融三张各50人的附属富豪榜单。其“新东家”——《欧洲货币》的合作方式让胡润感觉非常踏实，“他们确确实实支付了现金，我们那一年多的合作十分愉快。”
中国富豪们经常抱怨榜单上的数字不准，要么称财富曝光将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安全，媒体们则讨论为什么首富的脸不断在变。胡润解释说：“我们的工作远非无懈可击，在现在的条件下，有些收入不能靠纳税额来计算，有些数字因为拿不到确切的资料只能靠估计，但我们能确保有60%-70%的准确性。由于计算方式的差异，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误差。”
很多人指责胡润不懂中国国情，胡润自然不太能理解“财不外露、树大招风”的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此外还有税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因此，一些富豪一旦上榜，第一反应就是露富之后一定会有麻烦。此外，中国人普遍有藏富的心理，而且会顾虑政府、媒体、员工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反应。当然也有例外。上榜的怕出名，不上榜的怕不出名。在胡润看来，有少数人动了些手脚，巴望着想上榜。胡润称，“曾经碰到一个企业家，2000、2001、2002年三年提供给我的销售数字每年都不一样，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觉他在玩游戏，就不愿意和他多打交道。不过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多年来我们大概只碰到过5个主动要求上榜的。”据传，有很多企业家用钱疏通榜单的位置？胡润回应：“绝对没有的事情，如果那么做，我早就出事了。”
“胡润百富榜，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中国百年企业的招牌。”不知道这是否也意味着，这位英国人的下半生将主要在中国，在富人们身边度过？
在胡润看来，其实自己现在也是一名创业者。除了制作各种榜单，胡润的团队还从事各种会议、活动的组织及举办。对于百富杂志的广告及会议所赚取的利润，胡润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今，中国已成为胡润的家，他在上海买了房子，和妻儿一起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2009年3月14日，与往年一样《胡润百富榜》再次发榜。曾几何时，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媒体就像农民期待收割一样，盼着胡润的百富榜出炉。
榜单外的胡润成了比榜单内的诸多富豪更惹眼的红人，连他英伦风格的格子围巾都被上海很多时尚中学生所熟悉。
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带着疑问，《中国新时代》奔赴胡润百富榜的上海总部——胡润的办公地地处繁华的南京西路某写字楼内，公司门外并没有醒目的牌匾。
办公室只有十几平米，除简单的办公桌椅外，角落的一侧摆放着中国古典家具，另一侧则是高尔夫球具，两相呼应，也算是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吧。
在约定时间过了十多分钟后，胡润匆忙地走进办公室。依然是一身蓝格子衬衣，脸上带着招牌式的绅士微笑。“实在抱歉，赶去拔牙了。”胡润用一口算得上流利并习惯性地夹杂英文单词的汉语说。
尽管10年前《福布斯》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抓住了中国人“喜欢听有钱人故事”的心理特点，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2000年有5、6个人见，2001年有30-40人见，2002年约为60人，直至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胡润百富榜董事长、创始人胡润告诉《中国新时代》。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当时伊顿公学一共有13至18岁五个年级，共1250名学生。胡润在当年的考生中排名前20名。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似乎对于语言和数学有着特别的偏好，”胡润说。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
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所在的留学生楼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进修生的课程十分轻松，一般只需要上午学习，轻松得让我无法习惯，于是我出门给自己找了一份活儿，在一家有名的公关公司打工。因为那时拿的是学生签证，不能打黑工，所以没有领薪水，纯粹是增加一些阅历。”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不过，好日子并不长久，压力接踵而至。因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通不过的人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换个毕马威或其他公司再想办法到中国来。”胡润说。
自从离京回国后，曾经和胡润一起学中文的英国人在伦敦也抱成了团。“他们成立了协会，每月举行一次聚会，从六七十人中轮流推选出一个主事的准备当天的主题报告，话题自然和中国有关。10多年了过去了，这个传统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有充满阳光。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在一次参加培训时，胡润感觉那样的课让人感到有些无聊，在冗长的讲话中可能只有10%属于有用的信息。“我的脑子开始天马行空。”
那时胡润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有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如何回答？
百无聊赖之际，突然胡润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好玩的话题，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
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胡润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接下来，胡润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人个资产”。“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胡润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还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尽管已过去多年，胡润仍记忆犹新。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我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是如何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到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向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损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寻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除了公开的财富数字之外，还需要赋予这些富翁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胡润选定的内容包括年龄、出身、生肖、家庭状况、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主要涉足哪些行业、有什么趣闻。如同一个孩子在摆弄自己心爱的积木，脑中形成一个初步构架后，《百富榜》就像一座大厦在胡润的手中慢慢成型。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排榜工作基本就告一段落，从8月11日开始，我就着手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另立门户
为什么第一次榜单要选择在国外媒体上用英文发布？“制造这份财富榜是对我在中国数年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是回英国前为自己布置的一份回家作业。我的力量有限，因此它肯定不是最全面的。但我认为，这给外国人看绝对绰绰有余，也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途径。”胡润解释说。
第一次制榜时，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所以，胡润选择了50位富豪入榜，希望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9月1日，胡润如期回到英国。
“到了家静下心来，就开始考虑通过什么渠道交出我的成绩单。最初的想法是到一个大学的讲台用演讲的方式来吸引一些听众，可这样似乎不那么有趣，联想到国外曾经发布过类似的榜单，我能不能也来尝试一把呢？我当时翻了黄页，通过114查到了主编们的电话。”
9月10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先后收到了一份胡润发出的传真。上面写着：“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
《福布斯》是当初所有接到传真的媒体中反应最积极的，第二天就和胡润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
第一次发布榜单前，胡润刚回到英国安达信。胡润当时在帮几个网络公司进行上市前的准备。2000年初，因互联网的泡沫破灭，胡润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时就索性请了月假，不拿工资，再次回到中国，还是请上次的那个大学生来帮忙，希望为新的一年打造一份全新的榜单。”
2000年8月，《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总编Laury Minard 第一次来中国，胡润和他沟通得非常愉快，同时，那次中国之行还促成了胡润和刘永行的第一次会面。
两年的榜单做下来后，胡润发现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于是在2000年9月，胡润毅然辞去在安达信的工作，希望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挖掘。
在顺利合作四年后，《福布斯》高层造访上海，宣布将在其85年的历史中首次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福布斯》正式派往中国的首位雇员——范鲁贤也在公众面前亮相，成为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润与《福布斯》也就此分手。
有人说胡润是本地化的牺牲品，在胡润看来，有因才有果，分道扬镳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好朋友、《福布斯》杂志总编Laury Minard在2002年突然去世了。除了他之外，其他人我就不是很熟悉了。其实，福布斯在中国为人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每年一次持续推出《百富榜》的功劳。而且福布斯这个中文名字还是我给定下来的，当时取这个‘福’字也是顺应中国文化讨口彩的说法。分手的很大原因是个人关系，没有了良好的沟通，很多事就没法沿着原有的轨道继续了。”
“他们只是一年一次购买我的榜单，把我看成一个普通的自由撰稿人。1999年，我第一次做榜的时候纯粹是出于兴趣，当时他们付给我3000美元，差不多一个字一块美金。”
和《福布斯》“离异”后，胡润找到了“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这是一家本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上市公司，在全球拥有160多份出版物，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和在美国发行的《投资机构者》。他们主要针对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及投资等领域，恰好《欧洲货币》当时也希望寻找一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可以说，我们一拍即合，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2003年10月，胡润在上海正式发布了中国《百富榜》，同时还扩充了内容。推出IT、地产、金融三张各50人的附属富豪榜单。其“新东家”——《欧洲货币》的合作方式让胡润感觉非常踏实，“他们确确实实支付了现金，我们那一年多的合作十分愉快。”
中国富豪们经常抱怨榜单上的数字不准，要么称财富曝光将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安全，媒体们则讨论为什么首富的脸不断在变。胡润解释说：“我们的工作远非无懈可击，在现在的条件下，有些收入不能靠纳税额来计算，有些数字因为拿不到确切的资料只能靠估计，但我们能确保有60%-70%的准确性。由于计算方式的差异，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误差。”
很多人指责胡润不懂中国国情，胡润自然不太能理解“财不外露、树大招风”的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此外还有税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因此，一些富豪一旦上榜，第一反应就是露富之后一定会有麻烦。此外，中国人普遍有藏富的心理，而且会顾虑政府、媒体、员工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反应。当然也有例外。上榜的怕出名，不上榜的怕不出名。在胡润看来，有少数人动了些手脚，巴望着想上榜。胡润称，“曾经碰到一个企业家，2000、2001、2002年三年提供给我的销售数字每年都不一样，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觉他在玩游戏，就不愿意和他多打交道。不过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多年来我们大概只碰到过5个主动要求上榜的。”据传，有很多企业家用钱疏通榜单的位置？胡润回应：“绝对没有的事情，如果那么做，我早就出事了。”
“胡润百富榜，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中国百年企业的招牌。”不知道这是否也意味着，这位英国人的下半生将主要在中国，在富人们身边度过？
在胡润看来，其实自己现在也是一名创业者。除了制作各种榜单，胡润的团队还从事各种会议、活动的组织及举办。对于百富杂志的广告及会议所赚取的利润，胡润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今，中国已成为胡润的家，他在上海买了房子，和妻儿一起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