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卖经济的兴起，数百万骑手日夜穿梭在大街小巷，满足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但由于其劳动场景中的算法管控特征，潜在的交通违规、线下冲突、劳资纠纷等问题，以及从业者流动性大、职业低技能化等争议，使得这个群体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内在脉络？骑手工作的实质性价值是什么？
　　来自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将重新定位我们的理解，对骑手的境遇、心态以及主体性，对新业态的独特性，做历史的、整体的、共情式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人力车夫与外卖骑手

　　人力车夫问题是民国早期知识界的一个痛点，闻翔在《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中做了较为详细的回顾。闻翔认为，在20世纪早期，劳工问题是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首先是文学界出现了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类型文学，胡适、鲁迅、郁达夫、老舍都创作过相关文学作品，如我们熟悉的《一件小事》和《骆驼祥子》。
　　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热衷于讨论劳工问题，但正如茅盾所说，“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者，还是隔膜得厉害。知识界不但没有自身经历劳动者的生活，连见闻也有限，接触也很少”。可见人力车夫成为流行的文学母题，未必是因为其劳工代表性超过了矿工、手艺人、或是工厂工人，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可见度更高，因此人力车夫就成为“劳工神圣”与“劳工问题”具体而鲜明的意向表征。
　　其次这一独特的社会关注也迅速进入到新兴的社会学领域，如李景汉1925年发表《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陶孟和1929年出版的《北平社会生活之分析》，都是以北京的人力车夫及其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研究显示，1936年北平人力车夫总数达十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6.5%。
　　回顾这一学术史可以看出，近年来媒体、文学界和学术界对外卖骑手的关注，从社会知识情境来看，与早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几乎如出一辙，骑手问题是既早已有之、又不断更新的劳工（劳动）问题的最新载体。

“幽灵工作”与“田螺姑娘工作”

　　当然，外卖骑手与人力车夫并不能等量齐观，不但时代背景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很大程度是由于平台精准算法控制的特征而起。《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起广泛刷屏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受访骑手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工作过程中的“自由”二字。

　　读者关注骑手的劳动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越来越严苛的KPI考核模式下自我处境的共鸣。职场KPI考核毕竟发生在封闭空间中，不大为外人所知，而全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目睹风驰电掣、匆忙奔跑的外卖骑手。
　　这就涉及中国平台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天量存在的“幽灵工作”（ghost work）——的外显化。
　　美国人类学家玛丽·格雷与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中说，“真正驱动许多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是人类的劳动力，但我们很难发现——事实上，这些劳动力往往是被故意隐藏起来的。这是个不透明的雇佣世界，我们称之为‘幽灵工作’”。
　　这些全球外包临时工夜以继日地坐在屏幕前面，完成不计其数的幕后工作，如内容审核、风险判断、在线咨询、促成交易等。这些工作不为人所知，比如用户呼叫一部网约车，而当天上线的司机刮掉了络腮胡子，“幽灵工作者”通过肉眼在数秒之内判断他的新照片与原登记照片匹配予以通过，而在线平台使用者完全觉察不到他们享受的服务经过了人工的中介和干预。
　　相比之下，中国骑手职业则是个另类，它将技术进步所承诺的好处（一份热腾腾的美食）通过具体的打工人送到我们手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如把中国的骑手职业称为“田螺姑娘工作”来得更准确些。试想一下，还有什么比数百万“田螺姑娘”奔波于风霜雨雪中的场景更容易激起公共舆论的关注？

骑手工作与生命周期

　　通过对250份个案访谈材料的梳理，我们发现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未来不会继续从事骑手工作，他们多倾向于成为个体户（或其他创业），寻找新的职业机会，或者参加提升知识技能的培训。
　　6196份问卷调查数据也表明，九成以上骑手此前拥有其他职业，只有五成左右预计未来五年将继续从事骑手职业。央视财经报道，疫情期间某外卖平台两个月新增骑手58万人，四成来自突然失业的制造业工人。
　　问卷调查数据还显示，五成骑手认为自己在未来六个月内有可能失业，而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仅有二成有工作的青年群体认为自己可能如此。
　　这个简单化的数据对比表明，从骑手的主观认知来说，不管原因是在骑手侧还是平台侧，骑手职业很大程度上是一份救急性、转换性、过渡性的工作。从其自身的文化形象和对它的社会期待来说，骑手是一个阈限型（liminal）的职业。
　　人们都生活在结构化的社会世界里。人类学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在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反结构的阈限阶段（liminality），比如大型节庆。阈限阶段脱离了日常时空约束，对于结构化生活的调整、缓冲、重启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绝对无法想象，忙碌了一年之后，如果春节假期被取消将意味着什么。
　　同理，就像访谈中所呈现的，普通人告别旧的、展开新的人生或职业之间，其生命周期中都必然会经历过艰难的阈限阶段，许多人不約而同地选择进入门槛较低、程序简易、报酬可观、给付及时的骑手职业。骑手工作给了普通人等待重新开始、但不必停下脚步的缓冲空间。 　　除此之外，阈限概念也可用来理解社会生活与骑手之间的依存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封城，如果不是无数像外卖/快递骑手、网约车/卡车司机这样阈限型劳动者的忘我工作，城市生活保障和社会秩序恢复势必会遭遇更大的困难。

骑手工作与平台经济

　　访谈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倾向是，骑手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表现出了为我所用、积极拥抱的主动性，除了前述阈限时期的特殊考量之外，骑手进入这一职业主要还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性别友好：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专送骑手队伍，也有不少女性在照顾家庭子女之余从事众包骑手工作，这项工作给她们带来的自主性、灵活性和成就感，是以前很难经历过的;
　　二、地域友好：问卷调查显示，骑手超过八成留在本省、接近七成留在本市工作，其地域流动比例远低于其他行业;
　　三、技能友好：问卷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目前从事的骑手工作与自己此前的劳动技能培训不相关;
　　四、自由状态：对于选择骑手工作的原因，受访谈骑手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工作过程中的“自由”二字。
　　尽管是主观认知，也被部分学术研究所质疑，但对照当下制造业蓝领工资逐渐高企的同时用工荒，却时有所闻（进入门槛同样较低），骑手自主选择的真实性并无疑问。
　　尽管平台公司是巨无霸，但是骑手在与平台公司的关系中普遍呈现出一种以我为主的心态，至少八成以上的访谈受访者不认为自己与平台企业员工是同事关系，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不认为自己与其他平台的骑手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表明具体平台企业之间的差异在骑手认知中被淡化，骑手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和文化理性实现了与平台经济的并接。
　　综上所述，外卖骑手问题是个既古老又带有全球性的劳工（劳动）议题，这个职业的急剧发展，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固有困境与不懈努力，另一方面表明自主、自治、寻求自我发展的个体与平台经济之间正在生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是骑手，所有广义的劳动者，都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良好的安置并建立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