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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認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全书44.5万字。该书作者孟晓旭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理事,2013年入选北京市“英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问题与中日关系、东北亚安全等。该书首次对战后中日安全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依主要内容、表现特征和发展线索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战后至《旧金山和约》签成(1945年至1951年),这一时期是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起点时期,关键词为“安全设计”与“选择偏离”。中国认为要维护持久和平必须将日本改造成民主和平国家,但随着冷战的形成和东亚格局的变化,战后日本选择依附美国的外交安保路线并对新中国充满警惕,偏离了中国的“安全设计”,甚至新出台分裂中国的“一中一台”政策。
第二阶段为《旧金山和约》签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是战后独立的日本与政权巩固的新中国冷战及没有邦交的时期,关键词为“有限接触”与“坚决反对”。经济上占有优势的日本在政经分离的政策下试图接触并改变中国,其具体实施又因各内阁而有所不同;中国在和平共处的对日安全政策下警惕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动向,坚决反对日本“两个中国”政策及其变种。
第三阶段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至冷战结束前(1972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中日安全关系因两国关系的整体改善而平缓,摩擦和争端的议题也未激化甚至被共识地战略性回避,关键词为“友好稳定”与“综合安全”。两国逐渐加强在地区安全形势上的对话和防卫领域内的交流。中国对政治大国化下日本的“有限”变化警惕而不紧张,日本更多把中国看成应该帮助和塑造的“安全伙伴”。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下的对华援助是日本这一时期对华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四阶段为冷战结束后至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1992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为“防范警惕”与“对话合作”。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安全政策“防范”和“接触”的两面性更趋分明。中国在对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在历史认识等方面的危险动向进行揭露的同时主张对话。两国政治关系在螺旋提升的同时安全关系也在日益深化。
第五阶段为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至今(2010年至今),在中国崛起、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深化、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变量的影响下,中日安全关系形成新的格局。安倍政权带领日本大力摆脱“战后体制”,在安保领域迈出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步伐,对抗性、军事性、危险性突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为“深刻变动”与“未来出路”。中日在领土争端中持续的对抗与缓慢的对话进程显示出“后2010 时代”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性和紧张性。
该书在五阶段的分期中,以中日两国的安全认知、安全政策与安全互动为主线,通过相对长时段的研究构画出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主要脉络,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结果。在这样相对宏观的叙事下,中日安全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也有了新的视角。如该书认为当前中日安全关系恶化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华负面安全认知与安全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根源并不是领土争端。该书指出,领土争端是日本试图利用美国并进而包围中国的一个主动选择的“契机”,此中两国的安全互动显示了“后2010时代”包括安全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的新趋向。
该书溯自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具有很强的研究关怀。作者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剖析中论述了日本“安全大战略”,并从整体上归纳出影响良好中日安全关系实现的“五大因素”,提出中日安全关系走出困境的“七大出路”。而对于当前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态势与中国的具体对策,作者在其新作《试析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态势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中又加以详细论述,与该书互为补充。
中日安全关系复杂、敏感,既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制约中日关系整体改善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的出版是对中日安全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推动,特别是在五阶段分期下对战后中日安全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具有创新意义,该书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内的又一部力作。
第一阶段为战后至《旧金山和约》签成(1945年至1951年),这一时期是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起点时期,关键词为“安全设计”与“选择偏离”。中国认为要维护持久和平必须将日本改造成民主和平国家,但随着冷战的形成和东亚格局的变化,战后日本选择依附美国的外交安保路线并对新中国充满警惕,偏离了中国的“安全设计”,甚至新出台分裂中国的“一中一台”政策。
第二阶段为《旧金山和约》签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是战后独立的日本与政权巩固的新中国冷战及没有邦交的时期,关键词为“有限接触”与“坚决反对”。经济上占有优势的日本在政经分离的政策下试图接触并改变中国,其具体实施又因各内阁而有所不同;中国在和平共处的对日安全政策下警惕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动向,坚决反对日本“两个中国”政策及其变种。
第三阶段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至冷战结束前(1972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中日安全关系因两国关系的整体改善而平缓,摩擦和争端的议题也未激化甚至被共识地战略性回避,关键词为“友好稳定”与“综合安全”。两国逐渐加强在地区安全形势上的对话和防卫领域内的交流。中国对政治大国化下日本的“有限”变化警惕而不紧张,日本更多把中国看成应该帮助和塑造的“安全伙伴”。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下的对华援助是日本这一时期对华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四阶段为冷战结束后至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1992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为“防范警惕”与“对话合作”。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安全政策“防范”和“接触”的两面性更趋分明。中国在对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在历史认识等方面的危险动向进行揭露的同时主张对话。两国政治关系在螺旋提升的同时安全关系也在日益深化。
第五阶段为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至今(2010年至今),在中国崛起、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深化、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变量的影响下,中日安全关系形成新的格局。安倍政权带领日本大力摆脱“战后体制”,在安保领域迈出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步伐,对抗性、军事性、危险性突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为“深刻变动”与“未来出路”。中日在领土争端中持续的对抗与缓慢的对话进程显示出“后2010 时代”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性和紧张性。
该书在五阶段的分期中,以中日两国的安全认知、安全政策与安全互动为主线,通过相对长时段的研究构画出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主要脉络,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结果。在这样相对宏观的叙事下,中日安全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也有了新的视角。如该书认为当前中日安全关系恶化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华负面安全认知与安全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根源并不是领土争端。该书指出,领土争端是日本试图利用美国并进而包围中国的一个主动选择的“契机”,此中两国的安全互动显示了“后2010时代”包括安全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的新趋向。
该书溯自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具有很强的研究关怀。作者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剖析中论述了日本“安全大战略”,并从整体上归纳出影响良好中日安全关系实现的“五大因素”,提出中日安全关系走出困境的“七大出路”。而对于当前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态势与中国的具体对策,作者在其新作《试析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态势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中又加以详细论述,与该书互为补充。
中日安全关系复杂、敏感,既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制约中日关系整体改善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的出版是对中日安全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推动,特别是在五阶段分期下对战后中日安全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具有创新意义,该书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内的又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