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记载，华人最早于1820年抵达美国，人数不多。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1866年，美国开始修建横跨全境的第一条铁路，从此，大批中国劳工涌入美国，成为美国社会又一个显性的“种族问题”。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在人种、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方面与美国白人迥然不同的民族，又惊又惧的美国白人试图从“中国通”的文字里寻找答案。当时所谓的“中国通”包括到过中国的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他们的介绍大多从种族中心主义和西方标准出发，散播中国人善欺诈，专制，仇外，残忍，杀婴，思维与性欲反常，吸食鸦片，体质赢弱，信仰缺乏，亟需基督感化等负面特征。美国自人亦将华人与印第安人、黑人进行比较，认为他们同属异教徒，道德低下，野蛮，堕落，心智不成熟，但华人对美国白人的统治更有威胁，因为华人似乎更聪明，更有竞争力，且人数与日俱增。从1850年到1940年，描写华人移民的自人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往往与某个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中国的入侵企图、华人移民与白人劳工的竞争、华人的道德堕落、白人与华人通婚导致的种族退化等。美国华人学者威廉·吴形象地把这一类文学作品称为“黄祸文学”。
　　参与“黄祸文学”创作的不乏文学大家，如布雷特·哈特、马克·吐温、安布罗斯·比尔斯、弗兰克·诺里斯和杰克·伦敦。他们也许有一颗正直的心，但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雷特·哈特的诗歌“异教徒中国佬”(1870)。这首诗讲述的是两个白人在牌局中作弊，试图打败中国佬阿新，不料被阿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故事。尽管哈特把三者都塑造成骗子，貌似公平，但阿新以怪异”手段“毁掉”两个白人这一事实，在白人读者中激起了莫大的民愤。无论是旧金山街头对华人动用私刑的暴力团伙，还是美国国会讨论华人问题的议员，无不破口大骂“异教徒中国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异教徒中国佬”俨然成了美国华人男性的代名词。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大开发中男女比例的相差悬殊、反异族通婚等因素导致了各国妓女的出现，然而，美国报纸、杂志和文学作品只对华人妓女大行口诛笔伐之能事，竟使得妓女成为美国华人女性的典型形象。1875年的“佩奇法案”因此全面禁止中国女子入境，惟恐充满魅惑、致人堕落、不知廉耻、堪比恶魔的异教徒女子祸害美国白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黄祸文学”对此提供的舆论支持更是难以尽述。有趣的是，由于美国白人难以区分来自不同国家的黄种人，随着其他亚洲国家移民的到来，“黄祸论”逐渐被泛化，华人形象与其他亚洲人的形象被混为一谈。
　　20世纪初，依旧嚣尘的“黄祸论”催生了新的华人男性与女性刻板形象：傅满洲与龙夫人。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人物，英美两国唐人街的领袖，聪明绝顶，毕生致力于推翻白人统治，摧毁西方文明，为此调用科学和超自然力等一切手段，可惜每每被代表正义与人性的白人侦探史密斯挫败。作为“黄祸化身”，傅满洲迎合了美国白人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大受欢迎。从《阴险的傅满洲医生》(1913)至《傅满洲皇帝》(1959)，罗默共出版傅满洲系列小说17部，发行以百万计，又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节目和连环画等形式，从而在美国白人的意识中牢牢树立了这一亚洲人的反面典型。在美国白人的笔下，二战期间的日本人和日本移民、冷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华人移民中的共产党人、越战时期的越南人和越南移民、日本经济崛起时的日本商人和日本移民商人、亚洲移民中的成功人士等人物形象中，都可瞥见傅满洲的影子。龙夫人的形象首先出现在小说《傅满洲的女儿》(1931)中，名唤花露水，是傅满洲与一俄国女子所生的女儿，具有惊人的美貌、智慧和邪恶，擅长父亲惯用的暗杀、绑架、下毒等手段，立志完成父亲未竟的邪恶使命。矛盾的是，她对白人男子竟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一类恶女形象之所以被统称为“龙夫人”，归功于漫画家弥尔顿·卡尼夫。从1934年起，卡尼夫在《芝加哥论坛报》刊载连环漫画《特里与海盗》，龙夫人是其中的反面人物，有着“充满异国情调的性感、对白人男性的性亢奋和邪恶的本性”。《特里与海盗》曾一度同时连载于175份报纸，发行量逼近两千万份，龙夫人自此变得家喻户晓，美国白人作者刻画亚洲女强人时，无不参考这一原型。
　　1925年至1932年，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出版了6部以陈查理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诞生了一个妇孺皆知的“遵纪守法、友好和善”的华人形象。陈查理出生于夏威夷，虽为ABC，却被刻画成外国佬，英语说得磕磕巴巴，满嘴语法错误，动辄引用中国的格言警句，他由男仆奋斗成为一名侦探，在自人上司的领导下，依靠智慧、耐性和彬彬有礼的举止侦破各种案件，维护社会秩序。面对自人，他的言行举止总是透着谦卑和恭顺，即便遭遇种族主义的偏见和侮辱，也从不动怒。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查理系列小说被改编成不计其数的舞台、电台和电视节目，其中电影便有48部，使得这一华人形象被美国社会广为接受。我们不禁要问，既然“黄祸论”已经成为美国白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陈查理如何能够深入人心?原因在于陈查理虽非“黄祸”，却是“黄祸”思维的反映：对美国白人读者而言，陈查理的谦卑恭顺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安抚、被驯化：换句话说，他原本有可能是野蛮的、失控的。对照傅满洲与陈查理两个^物形象，我们便能发现白人统治阶层传达的信息举凡“黄祸”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陈查理这一形象的传播和固化，无形中鼓励、甚至迫使美国华人培养忠诚、温顺、服从权威等“优良品质”，从而在美国社会尖锐的种族矛盾中求得立足之地。
　　当然，陈查理作为美国华人的正面典型，直到今天仍屹立不倒，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战以来，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美国华人乃“模范少数民族”的论调压倒了“黄祸论”。194q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导致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昔日的“黄祸”成了美国对抗日本的盟友，美国传媒齐声称赞美国华人为“忠诚的少数民族”，日本移民及其后裔却被打上“黄祸”的标签，关进了拘留营。华裔作家刘裔昌和黄玉雪借着这股东风，分别出版畅销书《虎父虎子》(1943)和《华女老五》(1945)，巩固了忠诚的美国华人形象。1943年“排华法案”的取缔则从法律上认可了中国与美国华人。此外，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引起的国内政治动荡和80年代亚洲和美国亚裔取得的经济成就，促使美国主流话语将美国华人及其他亚洲移民的形的高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66年12月26日刊发一篇文章，称唐人街是“法纪与秩序的避风港”，那里的居民从不怨天尤人，从不为生活困难和社会不平等而走上街头抗议，却靠着勤劳肯干和教育投入，自食其力，取得了成功，因此是黑人和其他好斗的少数民族的榜样。当时正值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此文抬高华人， 贬低黑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对“模范少数民族”概念的提出，却起了关键作用。同样关键的还有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大赞经济成功的亚洲移民及其后裔是美国“基本价值”的践行者和捍卫者。然而令人侧目的是，里根总统竟称“我们的政治体系”需要“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勤奋工作”，可见美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对立逻辑。
　　与陈查理这一华人男性正面形象相对应的华人女性正面形象则是荷花。这一名称的来历已无从考证，但它涵括了中国娃娃、日本艺妓、战争新娘和越南妓女等具体形象。这些形象的产生与传播是由于美国在亚洲打的三次战争：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驻扎在远东地区的美军士兵与当地亚洲妇女有了大范围、近距离的接触：要么与妓女、艺妓和酒吧女招待发生了性关系，要么娶了当地女子为妻。他们基于自身经历，总结出来一套不同于“黄祸”的东方女性形象：在最坏的情况下，东方女子仍是娼妓，但也可能是艺妓，一个懂得取悦男人的性奴，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和家庭主妇。这个新版本逐渐传到美国国内，起初只用于指代1946年来自日本的战争新娘，后来亦扩展到美国国内外的所有亚洲女性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广受欢迎的音乐剧《西贡小姐》和电影《苏丝·黄的世界》等文化文本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与早期的妓女和龙夫人形象相比，荷花们同样被塑造成痴迷于白人男性的性感尤物，但不再对美国社会构成威胁，她们温顺可爱，忠诚可信，通过竭诚为美国白人男性服务，发挥了维护白人统治和社会现状的功用，在这一点上，与陈查理一般无二。
　　对于美国历史上华人男性与女性刻板形象的嬗变，我们必须借助美国巴勒斯坦裔著名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的真知灼见，才能获得正确的认知。首先，按照萨伊德在《东方学》中的理论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把上述刻板形象视为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一部分：美国国境内外的华人被构想成自人自我在人种、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他者，是否美国公民无关紧要，华人永远都是低人一等的外族人。因此，尽管“模范少数民族”的正面涵义似乎胜过“黄祸”，两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外族人”；前者属于友好和善的外族人，后者属于敌对凶恶的外族人。
　　其次，尽管随着“排华法案”的取缔，美国华人的形象发生了从“黄祸”到“模范少数民族”的转变，但两者均根源于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与行径，且反过来证实后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两者看似对立，实则在结构上一脉相承，依据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两者可以相互转换。比如当中美关系恶化时，美国华人可能沦为“黄祸”：而当美国国内种族政治需要时，美国华人仍得扮演“模范少数民族”。
　　第三，男女两性刻板形象的不同特征表明，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同时诉诸于种族话语、性别话语及两者的交错纠合，因此，颠覆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努力必须协同进行。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文化工作者塑造了大量崭新的美国华人形象，对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霸权构成了挑战和对抗。华人应当以更强的分贝，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