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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年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简称“慕课”，下同）平台机构异军突起抢尽风头。迄今为止，慕课数量已经超过4，500门（Online Course Report， 2016）。然而，虽然慕课被称为一项创新、一种破坏、一场革命，而这些所谓的创新性、破坏性和革命性使慕课的作用继续被夸大其词，但是人们对慕课学习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传统套路上，当然也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对慕课学习的认识仍然是建立在区别x型慕课和c型慕课的基础上：前者是集中式平台模式的慕课，后者则是更具分布式特点的网络化慕课。本文擬提出一些批判性观点，从不同视角理解慕课学习（和教学）。文章以现有慕课和（慕课）机构发展的最新情况为例讨论以下问题：迄今慕课侧重某些学科课程的趋势和其一贯的宣传口号，即声称慕课给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破坏；从“大规模”招生向“小规模”和“非开放”分组教学的转变和课程教学的更加自动化；慕课与学习分析技术之间的发展关系（这表明具有预测性和干预性的数据科学很快将强势进入教育主流）（Williamson， 2015）。本文拟阐述这三个主题，讨论“慕课学习者”的新兴形象、教学和教师的功能和责任，以及技术对这些角色和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学习；学习分析技术；数据科学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8）1-0053-10
导读：本刊“国际论坛”2017年5月发表了本文作者杰里米·诺克斯博士一篇题为“慕课的去殖民化：对全球教育平台模式的批判”的文章①，该文从后人类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深入剖析慕课的“平台模式”、慕课的广播式教学，以及慕课学生数据的收集和利用等问题，提出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7月份我阅读了作者的一篇约稿，全面阐述当前慕课领域正在发生的主要变化趋势（主题），文章刚发表在巴西埃斯塔西奥德萨大学（Universidade Estácio de Sá）出版的一本教育与技术论文集②里。我于是告诉他我要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发表在“国际论坛”并获得他的授权。
在一些人看来，慕课之于（高等）教育是一种创新，会带来破坏性作用，引发（高等）教育革命，因此，对慕课的作用夸大其词已司空见惯，虽然我们对慕课学习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传统学习观。本文从不同批判性视角分析慕课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
文章首先指出，x型慕课不会（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取代学校，x型慕课也没有如同一些反对者所预言的那样昙花一现，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承认与否，x型慕课“挺过来”了，度过炒作周期（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危险期了。然而，x型慕课也似乎正在渐渐偏离初衷，因此，未来x型慕课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不管是过去几年一直在唱主角的x型慕课，还是先于x型慕课出现但却一直“默默无闻”的c型慕课，它们都似乎在传递同一种信息：“一种破坏性的、激进的、外来的干预正在深刻而又日益明显地从外面影响腐朽的教育机构”，这种干预就是它们的慕课。一直以来，慕课阵营似乎一分为二：x型慕课支持者和c型慕课支持者。双方为了证明“自己的慕课才是正宗的、原创的慕课”而打起口水战，加之都“过度热衷于夸大各自技术（不管是c型慕课的‘网络化’和‘社交化’技术，还是x型慕课的广播媒体）的革命性和解放性作用”，似乎“有你无我”，因此，这种辩论往往走极端，无助于批判性地认识慕课。很多慕课研究则聚焦教育、教学和学习本身的问题，忽视“正在影响我们理解高等教育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大环境因素”，因此，作者认为，我们还必须研究慕课“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观，以及这种教育观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从事日益全球化教育实践的‘我们’的”。
文章第二节剖析慕课学科课程内容（主题）的变化趋势，指出这种变化趋势表明慕课似乎没有给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破坏，而是在走回头路。本节主要围绕x型慕课展开讨论，因为“c型慕课主要用于学习和展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而不是教授各种不同学科的课程……真正目的不是教授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旨在教授一种学习过程（Downes， 2015），特别是强调自我指导和发挥个人内在潜能的学习过程”。相比之下，x型慕课以一种“中立”的形象出现，声称适合任何学科的教学和任何学科教学内容的传播。然而，由于受到x型慕课营利化目标的影响，慕课平台迎合市场需求、侧重推介某些学科专业的课程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和商务类慕课位居推介重点之榜首，“专业方向”和“纳米学位”更是营利策略的具体体现。“慕课这种强调职业需要策略的影响不可小觑。”x型慕课机构以一己之利为利之心昭然若揭，因此，作者认为，“慕课机构不能真正支持教育……而是似乎正在退回到强调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和经商才能的世界；这是它们自己的世界，一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世界”。
第三节阐述慕课如何正在从“大规模”和“开放”转而追求“小规模”和“非开放”。作者首先指出，对于c型慕课和x型慕课而言，“大规模”和“开放”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不是追求无限的大规模，而是希望有一定数量学习者的参与，以利于营造联通主义学习的最佳环境，即学习社区，“而不是为了给因地理和经济原因缺乏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学习现有课程的机会”——这是x型慕课的初衷之一；另一方面，必须具备一定学术能力才能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取得好效果，换言之，c型慕课并非适合所有人，因此，其“开放”也不同于x型慕课的“开放”。x型慕课支持者正是因为慕课能够大规模招生和开放获取资源，所以才认为这种慕课会“对整个高等教育领域造成破坏，促进教育进步”，成为一种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创新教育模式，使教育的弱势群体成为这种“革命性”教育模式的受益者。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证据表明x型慕课正在逐渐放弃“大规模”和“开放”这两大“优势”。比如哈佛大学的“小规模非开放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简称SPOC）计划和Coursera向收费课程的转型（比如“商务Coursera”计划）等。这些“创新之举”乏善可陈，回到了慕课出现之前很多（远程）教育机构早已存在的在线教育模式，慕课促进个人赋权和教育解放的愿景成为空谈，“重新凸显教育的不易获得性和精英主义，而这两点正是慕课要攻克的首要目标”。最近爱丁堡大学一门慕课甚至以大规模和开放获取使得课程论坛“敌意越来越浓，恶语相向越来越严重”为由，关闭课程论坛，把慕课变成纯粹说教式教学！因此，作者认为，“慕课平台模式已经完全远离开放教育运动的理想……慕课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高等教育传统实践的逐渐数字化上，而非根据开放和平等原则重构高等教育”。 接下来一节集中讨论自动化、数据和分析技术对慕课的影响。首先分析两类慕课，作者认为，不管c型或x型慕课今后如何发展，学习者似乎都离不开自动化代理（automated agent）。现在有一股流行思潮，认为我们必须借助非人类的干预（non-human interventions）才能深刻认识学习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有效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才能从根本上颠覆教育。有趣的是，目前x型慕课研究中很流行的学习分析技术的奠基者正是c型慕课始创者之一乔治·西蒙斯。作者认为，对于慕课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教育研究的内容，不能囿于自动化/数据/分析技术等的狭隘工具主义观，因为技术的应用（包括在教学和科研中）往往“受到大背景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研究者经常会受制于研究背景或条件而“清洗”数据或对数据进行选择性解读，因而“未能忠实反映学生行为或清楚报告学习过程的客观情况，而是在建构教育权力和支配新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被边缘化的非西方学者和机构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不能任由慕课研究“西方化”继续蔓延，一味模仿西方研究，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慕课发展。
一言以蔽之，迄今慕课研究主要涉及一些工具性问题，很多宏观层面的问题（如慕课正在哪些方面影响高等教育领域，慕课究竟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对高等教育带来破坏和扩大教育机会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研究。
在当今语境下慕课一般是指x型慕课，短短几年，x型慕课迅速“夺取”了在线教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整个高等教育）的话语权，以“创新”“破坏”“颠覆”“革命”“赋权”“解放”“平等”“人权”等煽动性和蛊惑性十足的口号，打着“公益”和“共享”的旗帜，吸引大批一线教师、研究者、高等教育机构、政治家（政府）等的關注和参与。然而，几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些缺乏证据支撑的“愿景”难以为继。世上没有永远免费的东西，也没有绝对免费的东西；商家不可能天天亏本促销，某些人的免费必定意味着另一些人要为此买单。就慕课而言，属于风险投资一类的慕课机构终于开始露出资本家以追逐利润为终极目标的“本色”。把慕课置于聚光灯下并不遗余力推波助澜的风险资本家们终于走出幕后，开始推动慕课从公益性向营利化转型。
作为企业，追求投资回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无可厚非，虽然其手段要符合职业操守。但是，对于政府投资或公立大学建设的慕课平台，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恪守“公益性”原则，不能偏离慕课初衷，更不能利用公共财政的投入牟取一己之利。政府对慕课的投入（也可以说对教育的投入）应该坚持循证决策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公共资金用得其所、用得所值，推动教育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本刊原主编严冰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慕课实践和研究而言，“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更是不可或缺的。我愿以严冰先生的谆谆告诫与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线教师和研究者共勉。
最后，感谢富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杰里米·诺克斯博士对本刊的信任和支持！（肖俊洪）
引言
四年前，Udacity、Coursera和edX的宣传机器把开放（和在线）教育推到聚光灯下，自此以来慕课领域已经发生转变。对慕课的宣传往往充塞言过其实的革命性溢美之词，虽然人们对此持谨慎怀疑态度，但是2016年的研究显示，迄今已建设了4，500多门慕课（Online Course Report， 2016），注册学习慕课的人数约5，800万（Shah， 2016）。仅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慕课模式已经度过技术成熟度曲线（hype cycle）的危险期。但是，慕课最终可能如何发展？当创新开始融入整个机构的时候情况又将会怎么样？
人们对慕课学习的认识仍然建立在区别x型慕课和c型慕课的基础上，前者是集中式平台模式的慕课，后者则是更具分布式特点的网络化慕课。从发展情况看，平台模式慕课有助于向“大规模”受众播送优质教育资源，而更具试验性的“联通主义”慕课（c型慕课）强调的是自我指导和自主，回避教师和教育机构这些传统概念。x型慕课的特点是重视受众行为，而c型慕课则更加关注学生驱动的网络创作。换言之，慕课的故事无非是讲述大学教师如何将相同内容教授给数量更多的学生，或者讲述在人数众多、通常也很有凝聚力的社区中学生如何自我组织。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故事都是为了宣扬一个理念，即一种破坏性的、激进的、外来的干预正在深刻而又日益明显地从外面影响腐朽的教育机构。
学界对于这两种慕课在设计、教学法和技术方面的不同已有大量研究（Rodriguez， 2013），特别是c型慕课的支持者常常跟更加主流的x型慕课撇清关系，后者与斯坦福大学关系密切。事实上，这种区分是c型慕课开拓者史蒂芬·道恩斯（Downes， 2012）提出来的。平台模式慕课的宣传机器使得x型慕课受到主流的关注，由此引发了教育技术、远程学习和开放教育界人士的抗辩（Bates， 2014）。对于韦勒而言，这场“开放之战”（battle for open）已被描绘成类似于《大卫和歌莉娅》（David and Goliath）的故事，尽管胜利者是风险资本家们。但是，这种辩论往往是双方都以自己的慕课才是正宗的、原创的慕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一来，辩论的作用无非只是进一步加剧对开放教育运动自然价值的想当然假设，他们以为正宗性和超越机构的激进性是体现开放教育运动价值的道德高地。
这种势不两立的争论导致双方都错过了许多可以批判性地认识慕课的宝贵机会，这主要是由于双方过度热衷于夸大各自技术（不管是c型慕课的“网络化”和“社交化”技术，还是x型慕课的广播媒体）的革命性和解放性作用。不管是支持c型慕课还是x型慕课，这种势不两立的态度影响并限制他们所能提出的批判性问题和观点。虽然c型慕课和x型慕课的区分显示它们在教学法、对开放教育的理解和课程设计上的重要差别，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因素对慕课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变产生更大影响。仅聚焦这种分类以及它们所谓的好处和不足，往往把围绕慕课的讨论集中在那些内在的传统教育问题，即学生巩固率、学生成绩、考核方法和课程设计上。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一边倒聚焦这些方面，而是必须用更宽广的视野看慕课，换言之，聚焦慕课工程本身，讨论正在影响我们理解高等教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大环境因素。我们除了对诸如慕课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如何学习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和开展研究外，还要发展慕课学术，研究这种备受关注的课程模式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观，以及这种教育观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从事日益全球化教育实践的“我们”的。c型慕课和x型慕课模式往往针对某一种类型的学习者，c型慕课的学习者具备社交和合作的本能，而x型慕课的学习者则天生善于被动吸收知识。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了解这些假设如何造就了今天高等教育“学习者”的强大榜样。 本文以现有慕课和（慕课）机构发展的最新情况为例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慕课现状，同时，因为慕课已经经历了初始创新阶段，本文拟阐述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慕课对某些学科课程的侧重和其一贯的宣传口号，即声称慕课给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破坏；从“大规模”招生向“小规模”和“非开放”分组教学的转变；慕课、自动化与学习分析技术之间的发展关系。文章将讨论某些学习观如何与某些技术假设相互作用影响当代教育学科。
学科和专业方向
c型慕课主要用于学习和展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而不是教授各种不同学科的课程。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c型慕课的真正目的不是教授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它旨在教授一种学习过程（Downes， 2015），特别是强调自我指导和发挥个人内在潜能的学习过程（Tschofen
2012年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简称“慕课”，下同）平台机构异军突起抢尽风头。迄今为止，慕课数量已经超过4，500门（Online Course Report， 2016）。然而，虽然慕课被称为一项创新、一种破坏、一场革命，而这些所谓的创新性、破坏性和革命性使慕课的作用继续被夸大其词，但是人们对慕课学习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传统套路上，当然也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对慕课学习的认识仍然是建立在区别x型慕课和c型慕课的基础上：前者是集中式平台模式的慕课，后者则是更具分布式特点的网络化慕课。本文擬提出一些批判性观点，从不同视角理解慕课学习（和教学）。文章以现有慕课和（慕课）机构发展的最新情况为例讨论以下问题：迄今慕课侧重某些学科课程的趋势和其一贯的宣传口号，即声称慕课给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破坏；从“大规模”招生向“小规模”和“非开放”分组教学的转变和课程教学的更加自动化；慕课与学习分析技术之间的发展关系（这表明具有预测性和干预性的数据科学很快将强势进入教育主流）（Williamson， 2015）。本文拟阐述这三个主题，讨论“慕课学习者”的新兴形象、教学和教师的功能和责任，以及技术对这些角色和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学习；学习分析技术；数据科学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8）1-0053-10
导读：本刊“国际论坛”2017年5月发表了本文作者杰里米·诺克斯博士一篇题为“慕课的去殖民化：对全球教育平台模式的批判”的文章①，该文从后人类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深入剖析慕课的“平台模式”、慕课的广播式教学，以及慕课学生数据的收集和利用等问题，提出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7月份我阅读了作者的一篇约稿，全面阐述当前慕课领域正在发生的主要变化趋势（主题），文章刚发表在巴西埃斯塔西奥德萨大学（Universidade Estácio de Sá）出版的一本教育与技术论文集②里。我于是告诉他我要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发表在“国际论坛”并获得他的授权。
在一些人看来，慕课之于（高等）教育是一种创新，会带来破坏性作用，引发（高等）教育革命，因此，对慕课的作用夸大其词已司空见惯，虽然我们对慕课学习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传统学习观。本文从不同批判性视角分析慕课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
文章首先指出，x型慕课不会（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取代学校，x型慕课也没有如同一些反对者所预言的那样昙花一现，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承认与否，x型慕课“挺过来”了，度过炒作周期（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危险期了。然而，x型慕课也似乎正在渐渐偏离初衷，因此，未来x型慕课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不管是过去几年一直在唱主角的x型慕课，还是先于x型慕课出现但却一直“默默无闻”的c型慕课，它们都似乎在传递同一种信息：“一种破坏性的、激进的、外来的干预正在深刻而又日益明显地从外面影响腐朽的教育机构”，这种干预就是它们的慕课。一直以来，慕课阵营似乎一分为二：x型慕课支持者和c型慕课支持者。双方为了证明“自己的慕课才是正宗的、原创的慕课”而打起口水战，加之都“过度热衷于夸大各自技术（不管是c型慕课的‘网络化’和‘社交化’技术，还是x型慕课的广播媒体）的革命性和解放性作用”，似乎“有你无我”，因此，这种辩论往往走极端，无助于批判性地认识慕课。很多慕课研究则聚焦教育、教学和学习本身的问题，忽视“正在影响我们理解高等教育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大环境因素”，因此，作者认为，我们还必须研究慕课“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观，以及这种教育观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从事日益全球化教育实践的‘我们’的”。
文章第二节剖析慕课学科课程内容（主题）的变化趋势，指出这种变化趋势表明慕课似乎没有给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破坏，而是在走回头路。本节主要围绕x型慕课展开讨论，因为“c型慕课主要用于学习和展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而不是教授各种不同学科的课程……真正目的不是教授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旨在教授一种学习过程（Downes， 2015），特别是强调自我指导和发挥个人内在潜能的学习过程”。相比之下，x型慕课以一种“中立”的形象出现，声称适合任何学科的教学和任何学科教学内容的传播。然而，由于受到x型慕课营利化目标的影响，慕课平台迎合市场需求、侧重推介某些学科专业的课程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和商务类慕课位居推介重点之榜首，“专业方向”和“纳米学位”更是营利策略的具体体现。“慕课这种强调职业需要策略的影响不可小觑。”x型慕课机构以一己之利为利之心昭然若揭，因此，作者认为，“慕课机构不能真正支持教育……而是似乎正在退回到强调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和经商才能的世界；这是它们自己的世界，一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世界”。
第三节阐述慕课如何正在从“大规模”和“开放”转而追求“小规模”和“非开放”。作者首先指出，对于c型慕课和x型慕课而言，“大规模”和“开放”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不是追求无限的大规模，而是希望有一定数量学习者的参与，以利于营造联通主义学习的最佳环境，即学习社区，“而不是为了给因地理和经济原因缺乏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学习现有课程的机会”——这是x型慕课的初衷之一；另一方面，必须具备一定学术能力才能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取得好效果，换言之，c型慕课并非适合所有人，因此，其“开放”也不同于x型慕课的“开放”。x型慕课支持者正是因为慕课能够大规模招生和开放获取资源，所以才认为这种慕课会“对整个高等教育领域造成破坏，促进教育进步”，成为一种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创新教育模式，使教育的弱势群体成为这种“革命性”教育模式的受益者。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证据表明x型慕课正在逐渐放弃“大规模”和“开放”这两大“优势”。比如哈佛大学的“小规模非开放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简称SPOC）计划和Coursera向收费课程的转型（比如“商务Coursera”计划）等。这些“创新之举”乏善可陈，回到了慕课出现之前很多（远程）教育机构早已存在的在线教育模式，慕课促进个人赋权和教育解放的愿景成为空谈，“重新凸显教育的不易获得性和精英主义，而这两点正是慕课要攻克的首要目标”。最近爱丁堡大学一门慕课甚至以大规模和开放获取使得课程论坛“敌意越来越浓，恶语相向越来越严重”为由，关闭课程论坛，把慕课变成纯粹说教式教学！因此，作者认为，“慕课平台模式已经完全远离开放教育运动的理想……慕课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高等教育传统实践的逐渐数字化上，而非根据开放和平等原则重构高等教育”。 接下来一节集中讨论自动化、数据和分析技术对慕课的影响。首先分析两类慕课，作者认为，不管c型或x型慕课今后如何发展，学习者似乎都离不开自动化代理（automated agent）。现在有一股流行思潮，认为我们必须借助非人类的干预（non-human interventions）才能深刻认识学习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有效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才能从根本上颠覆教育。有趣的是，目前x型慕课研究中很流行的学习分析技术的奠基者正是c型慕课始创者之一乔治·西蒙斯。作者认为，对于慕课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教育研究的内容，不能囿于自动化/数据/分析技术等的狭隘工具主义观，因为技术的应用（包括在教学和科研中）往往“受到大背景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研究者经常会受制于研究背景或条件而“清洗”数据或对数据进行选择性解读，因而“未能忠实反映学生行为或清楚报告学习过程的客观情况，而是在建构教育权力和支配新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被边缘化的非西方学者和机构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不能任由慕课研究“西方化”继续蔓延，一味模仿西方研究，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慕课发展。
一言以蔽之，迄今慕课研究主要涉及一些工具性问题，很多宏观层面的问题（如慕课正在哪些方面影响高等教育领域，慕课究竟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对高等教育带来破坏和扩大教育机会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研究。
在当今语境下慕课一般是指x型慕课，短短几年，x型慕课迅速“夺取”了在线教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整个高等教育）的话语权，以“创新”“破坏”“颠覆”“革命”“赋权”“解放”“平等”“人权”等煽动性和蛊惑性十足的口号，打着“公益”和“共享”的旗帜，吸引大批一线教师、研究者、高等教育机构、政治家（政府）等的關注和参与。然而，几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些缺乏证据支撑的“愿景”难以为继。世上没有永远免费的东西，也没有绝对免费的东西；商家不可能天天亏本促销，某些人的免费必定意味着另一些人要为此买单。就慕课而言，属于风险投资一类的慕课机构终于开始露出资本家以追逐利润为终极目标的“本色”。把慕课置于聚光灯下并不遗余力推波助澜的风险资本家们终于走出幕后，开始推动慕课从公益性向营利化转型。
作为企业，追求投资回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无可厚非，虽然其手段要符合职业操守。但是，对于政府投资或公立大学建设的慕课平台，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恪守“公益性”原则，不能偏离慕课初衷，更不能利用公共财政的投入牟取一己之利。政府对慕课的投入（也可以说对教育的投入）应该坚持循证决策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公共资金用得其所、用得所值，推动教育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本刊原主编严冰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慕课实践和研究而言，“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更是不可或缺的。我愿以严冰先生的谆谆告诫与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线教师和研究者共勉。
最后，感谢富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杰里米·诺克斯博士对本刊的信任和支持！（肖俊洪）
引言
四年前，Udacity、Coursera和edX的宣传机器把开放（和在线）教育推到聚光灯下，自此以来慕课领域已经发生转变。对慕课的宣传往往充塞言过其实的革命性溢美之词，虽然人们对此持谨慎怀疑态度，但是2016年的研究显示，迄今已建设了4，500多门慕课（Online Course Report， 2016），注册学习慕课的人数约5，800万（Shah， 2016）。仅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慕课模式已经度过技术成熟度曲线（hype cycle）的危险期。但是，慕课最终可能如何发展？当创新开始融入整个机构的时候情况又将会怎么样？
人们对慕课学习的认识仍然建立在区别x型慕课和c型慕课的基础上，前者是集中式平台模式的慕课，后者则是更具分布式特点的网络化慕课。从发展情况看，平台模式慕课有助于向“大规模”受众播送优质教育资源，而更具试验性的“联通主义”慕课（c型慕课）强调的是自我指导和自主，回避教师和教育机构这些传统概念。x型慕课的特点是重视受众行为，而c型慕课则更加关注学生驱动的网络创作。换言之，慕课的故事无非是讲述大学教师如何将相同内容教授给数量更多的学生，或者讲述在人数众多、通常也很有凝聚力的社区中学生如何自我组织。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故事都是为了宣扬一个理念，即一种破坏性的、激进的、外来的干预正在深刻而又日益明显地从外面影响腐朽的教育机构。
学界对于这两种慕课在设计、教学法和技术方面的不同已有大量研究（Rodriguez， 2013），特别是c型慕课的支持者常常跟更加主流的x型慕课撇清关系，后者与斯坦福大学关系密切。事实上，这种区分是c型慕课开拓者史蒂芬·道恩斯（Downes， 2012）提出来的。平台模式慕课的宣传机器使得x型慕课受到主流的关注，由此引发了教育技术、远程学习和开放教育界人士的抗辩（Bates， 2014）。对于韦勒而言，这场“开放之战”（battle for open）已被描绘成类似于《大卫和歌莉娅》（David and Goliath）的故事，尽管胜利者是风险资本家们。但是，这种辩论往往是双方都以自己的慕课才是正宗的、原创的慕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一来，辩论的作用无非只是进一步加剧对开放教育运动自然价值的想当然假设，他们以为正宗性和超越机构的激进性是体现开放教育运动价值的道德高地。
这种势不两立的争论导致双方都错过了许多可以批判性地认识慕课的宝贵机会，这主要是由于双方过度热衷于夸大各自技术（不管是c型慕课的“网络化”和“社交化”技术，还是x型慕课的广播媒体）的革命性和解放性作用。不管是支持c型慕课还是x型慕课，这种势不两立的态度影响并限制他们所能提出的批判性问题和观点。虽然c型慕课和x型慕课的区分显示它们在教学法、对开放教育的理解和课程设计上的重要差别，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因素对慕课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变产生更大影响。仅聚焦这种分类以及它们所谓的好处和不足，往往把围绕慕课的讨论集中在那些内在的传统教育问题，即学生巩固率、学生成绩、考核方法和课程设计上。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一边倒聚焦这些方面，而是必须用更宽广的视野看慕课，换言之，聚焦慕课工程本身，讨论正在影响我们理解高等教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大环境因素。我们除了对诸如慕课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如何学习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和开展研究外，还要发展慕课学术，研究这种备受关注的课程模式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观，以及这种教育观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从事日益全球化教育实践的“我们”的。c型慕课和x型慕课模式往往针对某一种类型的学习者，c型慕课的学习者具备社交和合作的本能，而x型慕课的学习者则天生善于被动吸收知识。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了解这些假设如何造就了今天高等教育“学习者”的强大榜样。 本文以现有慕课和（慕课）机构发展的最新情况为例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慕课现状，同时，因为慕课已经经历了初始创新阶段，本文拟阐述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慕课对某些学科课程的侧重和其一贯的宣传口号，即声称慕课给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破坏；从“大规模”招生向“小规模”和“非开放”分组教学的转变；慕课、自动化与学习分析技术之间的发展关系。文章将讨论某些学习观如何与某些技术假设相互作用影响当代教育学科。
学科和专业方向
c型慕课主要用于学习和展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而不是教授各种不同学科的课程。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c型慕课的真正目的不是教授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它旨在教授一种学习过程（Downes， 2015），特别是强调自我指导和发挥个人内在潜能的学习过程（Tschof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