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过宋朝尝试商业化社会的实践,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国家的问题。如何以史为鉴,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也就是说,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
　　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物资、资金、人员的交流使得各地、各行,各尽其能,国家和个人财富实现了空前的增长,这正是商业性因素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宋朝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的改革中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直接妨碍我们真正实现“数目字管理”。
　　首先,王安石变法中“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农村,最核心的土地私有并没有实现,很多领域的私人财产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与保护,这使得我们会像宋朝一样,不能在下端实现各种财务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的局面。产权的问题直接妨碍很多交易的达成,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社会的发展和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另外,王安石推行政府与民间交易,但却不按商业规则进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示执行,仍是传统的专制办法。宋朝的这一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问题。政府与民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并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自由地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很多时候,是政府的行政命令代替商业规则强迫民间进行交易。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社会的下层机构,由上层机构指定造成……这种设计原则,不仅妨碍民权及地方性质之组织制度的发展,也是将技术上不尽不实之处,压至下端,使整个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一大原因。”
　　很显然,由农业社会走向数目字管理的商业社会,是一个自发秩序慢慢演变的过程。我们需要更大的“对内开放”,以使得经济主体都有明晰的权利和足够的自由去探索和建立一层层的机构和秩序,来实现数目字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致力于营造公正合理的宏观环境,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只在民间经济主体有需要和邀请的时候才来做一些维持秩序的工作。
　　另外,司法必须独立于行政之外,因为只有这样,商业规则才能真正具有独立的权威地位,才能真正得到遵守。这也使得政府与民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也完全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真正做到整个社会都建立在商业规则之上,完全实现数目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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