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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