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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评失语症是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对批评是否失语学界聚讼纷纭。批评长久以来和文学共生共长，但其自身所具备的理论潜力和理论增长点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批评失语的现状和原因，发现批评理论中批评经验建构环节的漏洞。
关键词：批评失语；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建构
批评，长久地和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阐释和评价隐藏在艺术家创作中的内部意义。正如艾略特认为“我说的批评，意思当然指的是用文字所表达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和解释”。[1]自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阐释狂欢”在西方得到普片认可和充分发挥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批评在长久地评价文学的实践中越来越表现出对理性的需求。别林斯基对批评的理性要求颇有见地，他认为：“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则是有感的认识”[2]。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引起批评界的广泛讨论：中国批评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是否具有独立性？我们认为，批评通过对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思考，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当然，在批评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疑惑、不解，甚至阻滞。
一、批评失语的提出
曹顺庆在其论文《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把“失语症”一词推到学界面前，他用“失语症”概括中国文艺理论在21世纪初的生长状态。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与中国传统理论话语的距离越来越远，近乎断根。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脱离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就几乎没有办法发声，活生生变成一个学术的“哑巴”。这种理论话语的失落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态，不仅表现在现当代，在古代文化研究上也是同样的境况：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当我们开口说话时，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词汇和语法，陈洪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3]
陶东风认为，中国文论并没有“失语”、“缺席”，只是国内学者太过于把“他者化”绝对化了，并没有意识到绝对的“他者化”是完全不可能的。[4]西方话语系统在阐述中国文学时出现的不准确、不对味甚至不合榫的状况，探究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别。季羡林认为，糅合中西方文论话语，形成一个“杂语共生态”的方法是完全办不到的。[5]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失语”只是一种偏激的义愤之论，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焦虑和迷茫心态的变相表现而已。[6]“失语症”乃至“重建论”的提出究其根本是自恋情结的现代反映。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呈鱼贯式涌入中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的思考，西方理论在阐释国内多样文学现象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生命力，有效地推动了国内文艺理论、文艺思潮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在西方理论的阐释能力、张力的震慑下，缺少冷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大炒卖。杨乃乔认为，正因如此，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繁荣又蒙上了某种程度上的虚假色彩，潜藏着一种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危机。[7]
二、批评失语的特征
我们认为，论证两物之间存在差异或者是背离，必须首先厘清差异或者背离的标准。那么，论证中国话语体系是否存在“失语症”首先要明确“失语”的标准，或者说，发掘中国文论“失语”所参照的对象。只有在方法论上明确方向和对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的问题。
其一，在中国古代话语体系面前的失语。陶东风认为，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诗意”生存的失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工业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也不能通过复归传统文化来返回“本真”。[8]中国文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论话语“赋比兴”、“美刺”、“思无邪”、“主文而谲谏”、“泻导人情”等被选择性地放弃，同时吸收并改造“灵感”、“形象思维”、“反映”等西方文论话语。现代话语体系和古代话语体系的反叛、对抗是必然，二者在对抗只是一个单向面。两者在多维互动中形成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的“圆形批评”。如此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有“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话语纳入中国话语体系。若强行以古从今，以古适今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胎换骨。正如童庆炳先生认为，“现代并非平地而起的没有渊源的运动。‘现代’，包括现代文论，是在吸收古代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现代’精神的一个根本之点，就是它的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兼收并蓄性。如果‘现代’精神只是什么单一的反叛性、拒斥性的话，那么‘现代’精神岂不太狭隘了吗？”[9]
其二，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失语。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以贯之地重视理论的演绎、推理，形成了西方理性的话语体系风格；而中国古代文论一贯以感悟式的、以诗论诗的形式传承下来，形成了独特的重感性体验的民族特色。由此，西方话语体系必然较中国话语体系更具有逻辑理性。再者，在西方传统哲学奉行主体和客体二元分裂或对立的观念，它们之间没有深层的关联性，二者之间横有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西方将世界一分为二：客观的自然界，主观的意义界；理性，非理性，而且前者往往具有优先性和自明性。而在东方，人与世界的关系被定义为“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偏爱用用气、道等概念来解释世界的混沌本元，批评理论家往往抱有“智者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的批评心态。正如张利群先生认为，在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存在着中西方势力的不均，当我们不足以以自身的力量和现代性相抗衡的情况下，有丧失传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风险，有断裂之忧患又有缺失之危机。
其三，在文艺发展的现实语境面前失语。我们认为，检验一种理论的活力，不仅要和其他理论、话语体系或话语方式做共时性的比较，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做历时性衡量，更应把其放到现实语境中，看是否适应形势的变化及其适应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经济制度变化的波澜带动了文学内部新质的生发。一方面，大众传媒的普及降低了文学写作的门槛，削平了文学的深度，语言游戏、调侃人生的文学作品随意可见。另一方面，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市民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反而把纯文学挤到更为狭窄的圈子内。文艺理论面对纷至沓来的文学现象一时之间手足无措，理论滞后于文学的发展，缺失了理论应具备的前瞻性，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但是，由于时间的仓促，对西方后现代文论以及中国文学现状两个方面都未“吃透”，也不能在理论上做令人满意的阐释和说明；纯文学领域的大幅缩减使文艺理论被迫退回传统文化当中去，更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与当代文学现象的脱节。
综上所述，正如童庆炳认为的文学经典构建有赖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第二，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第三，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第四，发现人；第五，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第六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诚然，批评话语不至于失语，甚至是独立而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必须依靠批评经验本身的理论潜力。
参考文献：
[1]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67.
[2][俄]別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575.
[3]陈洪，沈立言.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4]陶东风.“后”学与民族主义的融构[J].河北学刊，1996（6）.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6]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8（2）.
[7]杨乃乔.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及理论失语症[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3）.
[8]陶东风.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2004（5）.
[9]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330.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86.
关键词：批评失语；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建构
批评，长久地和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阐释和评价隐藏在艺术家创作中的内部意义。正如艾略特认为“我说的批评，意思当然指的是用文字所表达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和解释”。[1]自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阐释狂欢”在西方得到普片认可和充分发挥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批评在长久地评价文学的实践中越来越表现出对理性的需求。别林斯基对批评的理性要求颇有见地，他认为：“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则是有感的认识”[2]。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引起批评界的广泛讨论：中国批评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是否具有独立性？我们认为，批评通过对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思考，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当然，在批评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疑惑、不解，甚至阻滞。
一、批评失语的提出
曹顺庆在其论文《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把“失语症”一词推到学界面前，他用“失语症”概括中国文艺理论在21世纪初的生长状态。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与中国传统理论话语的距离越来越远，近乎断根。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脱离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就几乎没有办法发声，活生生变成一个学术的“哑巴”。这种理论话语的失落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态，不仅表现在现当代，在古代文化研究上也是同样的境况：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当我们开口说话时，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词汇和语法，陈洪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3]
陶东风认为，中国文论并没有“失语”、“缺席”，只是国内学者太过于把“他者化”绝对化了，并没有意识到绝对的“他者化”是完全不可能的。[4]西方话语系统在阐述中国文学时出现的不准确、不对味甚至不合榫的状况，探究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别。季羡林认为，糅合中西方文论话语，形成一个“杂语共生态”的方法是完全办不到的。[5]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失语”只是一种偏激的义愤之论，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焦虑和迷茫心态的变相表现而已。[6]“失语症”乃至“重建论”的提出究其根本是自恋情结的现代反映。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呈鱼贯式涌入中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的思考，西方理论在阐释国内多样文学现象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生命力，有效地推动了国内文艺理论、文艺思潮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在西方理论的阐释能力、张力的震慑下，缺少冷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大炒卖。杨乃乔认为，正因如此，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繁荣又蒙上了某种程度上的虚假色彩，潜藏着一种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危机。[7]
二、批评失语的特征
我们认为，论证两物之间存在差异或者是背离，必须首先厘清差异或者背离的标准。那么，论证中国话语体系是否存在“失语症”首先要明确“失语”的标准，或者说，发掘中国文论“失语”所参照的对象。只有在方法论上明确方向和对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的问题。
其一，在中国古代话语体系面前的失语。陶东风认为，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诗意”生存的失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工业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也不能通过复归传统文化来返回“本真”。[8]中国文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论话语“赋比兴”、“美刺”、“思无邪”、“主文而谲谏”、“泻导人情”等被选择性地放弃，同时吸收并改造“灵感”、“形象思维”、“反映”等西方文论话语。现代话语体系和古代话语体系的反叛、对抗是必然，二者在对抗只是一个单向面。两者在多维互动中形成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的“圆形批评”。如此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有“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话语纳入中国话语体系。若强行以古从今，以古适今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胎换骨。正如童庆炳先生认为，“现代并非平地而起的没有渊源的运动。‘现代’，包括现代文论，是在吸收古代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现代’精神的一个根本之点，就是它的民主性、开放性、包容性、兼收并蓄性。如果‘现代’精神只是什么单一的反叛性、拒斥性的话，那么‘现代’精神岂不太狭隘了吗？”[9]
其二，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失语。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以贯之地重视理论的演绎、推理，形成了西方理性的话语体系风格；而中国古代文论一贯以感悟式的、以诗论诗的形式传承下来，形成了独特的重感性体验的民族特色。由此，西方话语体系必然较中国话语体系更具有逻辑理性。再者，在西方传统哲学奉行主体和客体二元分裂或对立的观念，它们之间没有深层的关联性，二者之间横有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西方将世界一分为二：客观的自然界，主观的意义界；理性，非理性，而且前者往往具有优先性和自明性。而在东方，人与世界的关系被定义为“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偏爱用用气、道等概念来解释世界的混沌本元，批评理论家往往抱有“智者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的批评心态。正如张利群先生认为，在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存在着中西方势力的不均，当我们不足以以自身的力量和现代性相抗衡的情况下，有丧失传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风险，有断裂之忧患又有缺失之危机。
其三，在文艺发展的现实语境面前失语。我们认为，检验一种理论的活力，不仅要和其他理论、话语体系或话语方式做共时性的比较，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做历时性衡量，更应把其放到现实语境中，看是否适应形势的变化及其适应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经济制度变化的波澜带动了文学内部新质的生发。一方面，大众传媒的普及降低了文学写作的门槛，削平了文学的深度，语言游戏、调侃人生的文学作品随意可见。另一方面，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市民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反而把纯文学挤到更为狭窄的圈子内。文艺理论面对纷至沓来的文学现象一时之间手足无措，理论滞后于文学的发展，缺失了理论应具备的前瞻性，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但是，由于时间的仓促，对西方后现代文论以及中国文学现状两个方面都未“吃透”，也不能在理论上做令人满意的阐释和说明；纯文学领域的大幅缩减使文艺理论被迫退回传统文化当中去，更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与当代文学现象的脱节。
综上所述，正如童庆炳认为的文学经典构建有赖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第二，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第三，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第四，发现人；第五，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第六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诚然，批评话语不至于失语，甚至是独立而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必须依靠批评经验本身的理论潜力。
参考文献：
[1]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67.
[2][俄]別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575.
[3]陈洪，沈立言.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4]陶东风.“后”学与民族主义的融构[J].河北学刊，1996（6）.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6]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8（2）.
[7]杨乃乔.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及理论失语症[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3）.
[8]陶东风.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2004（5）.
[9]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330.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