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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与日本有不解之缘，弱冠之年负笈东渡，34岁客逝福冈。日本之于蔡锷，既是老师，也是敌人。蔡锷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这里，他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身份，同时也感受到大刺激和大危机。日本的开放、进步、强盛和生机勃勃益发反衬出中国的封闭、落后、颓败和死气沉沉；更不难想象的是，在充斥着武士道精神和帝国自豪感的军校、军营里，那些在军国主义思想洗礼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军人们将以何种态度对待来自中国的学生——那种就算想掩饰都掩饰不去的优越感，想克制都克制不住的蔑视心理，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统治全亚洲、把中国变成独属于大日本帝国之殖民地的强烈愿望。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情感上，蔡锷都有足够的理由把日本当作祖国未来的假想敌。
向瞧不起自己的人学习，需要坚忍和毅力。“师夷长技以制夷”，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咬牙的坚持是做不来的。这时候，自尊只能用实际行动来体现。
根据日本学者镰田和宏1987年的研究成果，蔡锷于1901年12月17日考入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5月毕业，7月24日加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同年12月1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1904年10月24日毕业。
起初对蔡锷从戎并不看好的梁启超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学生从军校毕业时继续了以往一贯的好成绩，不论习文习武，他都名列前茅。蔡锷和密友蒋方震、同乡张孝准由于在这一期的学生中出类拔萃，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关于此事，萨苏先生在《气要高，骨要硬——蒋百里将军侧记》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述：
1906年毕业的时候……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准。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说到蒋方震，时下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早年和蔡锷一起考入“陆士”，后来又留学德国，为德军统帅兴登堡元帅所赏识，舌战过墨索里尼。陆军出身的蒋方震还对艺术有精深的研究，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第一部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一度被列为大学教材。萨苏先生这段文字确实提气，然而却与事实不符。
第一，时间不对。蒋方震、蔡锷、张孝准于1904年同期毕业，这是有许多史料证明的，未见有“1906年”之说。而根据“陆士”资料，1905年3月和11月有两批共1283名士官生毕业（可能是为了应付日俄战争），1906年则根本没有毕业生。第二，陆军士官学校创立于1885年，招收中国学生始于1900年，1904年毕业的这批学生，日本算法是第16期，中国算法是第3期。所以，第三，说第16期的蒋方震和蔡锷打败了第9期（第9期早于1897年11月就毕业了）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人（小矶国昭毕业于第12期，这是一个节外生枝的错误）就成了关公战秦琼。第四，蒋方震虽是步兵科的，而蔡锷却是骑兵科的，张孝准是工兵科的，他俩不可能参加步兵科学生的毕业典礼。
当然，与蔡锷等人同期的日本同学中同样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名头最大的当属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后来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还有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日军的特务头子、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参谋长、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最后一任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安藤利吉。
翻阅蔡锷的传记，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蒋方震、梁启超的文章中都没有这些扬眉吐气的回忆；蔡锷长子蔡端所编《蔡锷集》，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被誉为邵阳活字典的陈新宪所著《蔡锷年谱》，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蔡锷传记，也都没有类似记载。和蔡锷一起在日本学习的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在《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中说：“蔡、蒋二君，是士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成绩，皆极优秀。在日本百余学生之中，百里名列第一，松坡大致第五。”胡平生之《梁蔡师生与护国之役》也证实了此说，他写道：“据任公回忆，蒋方震全校第一名，松坡似为第五名。”
所谓“中国士官三杰”之说，似应理解为当期中国学生中的佼佼者。蒋、蔡、张三人成绩突出，超过了很多日本学生，而且被他们超过的日本学生中还不乏后来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这是事实。但因此便说“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也有些耸人听闻了。
蔡、蒋二公都是文人从军，他们为了军事救国，不惜苦己心志、劳己筋骨、饿己体肤、空乏己身。这种献身精神，不是那些走投无路才加入军籍又靠着积累战功和培植势力逐步成为将领、军头的人可比的。这种献身精神，比“天皇赐刀”和“士官三杰”更值得被记住，更值得被敬服。而有着远大理想和高洁情怀的蔡、蒋二公，也注定必将成为中国顶尖的军事人才。
（选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
向瞧不起自己的人学习，需要坚忍和毅力。“师夷长技以制夷”，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咬牙的坚持是做不来的。这时候，自尊只能用实际行动来体现。
根据日本学者镰田和宏1987年的研究成果，蔡锷于1901年12月17日考入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5月毕业，7月24日加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同年12月1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1904年10月24日毕业。
起初对蔡锷从戎并不看好的梁启超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学生从军校毕业时继续了以往一贯的好成绩，不论习文习武，他都名列前茅。蔡锷和密友蒋方震、同乡张孝准由于在这一期的学生中出类拔萃，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关于此事，萨苏先生在《气要高，骨要硬——蒋百里将军侧记》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述：
1906年毕业的时候……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准。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说到蒋方震，时下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早年和蔡锷一起考入“陆士”，后来又留学德国，为德军统帅兴登堡元帅所赏识，舌战过墨索里尼。陆军出身的蒋方震还对艺术有精深的研究，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第一部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一度被列为大学教材。萨苏先生这段文字确实提气，然而却与事实不符。
第一，时间不对。蒋方震、蔡锷、张孝准于1904年同期毕业，这是有许多史料证明的，未见有“1906年”之说。而根据“陆士”资料，1905年3月和11月有两批共1283名士官生毕业（可能是为了应付日俄战争），1906年则根本没有毕业生。第二，陆军士官学校创立于1885年，招收中国学生始于1900年，1904年毕业的这批学生，日本算法是第16期，中国算法是第3期。所以，第三，说第16期的蒋方震和蔡锷打败了第9期（第9期早于1897年11月就毕业了）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人（小矶国昭毕业于第12期，这是一个节外生枝的错误）就成了关公战秦琼。第四，蒋方震虽是步兵科的，而蔡锷却是骑兵科的，张孝准是工兵科的，他俩不可能参加步兵科学生的毕业典礼。
当然，与蔡锷等人同期的日本同学中同样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名头最大的当属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后来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还有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日军的特务头子、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参谋长、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最后一任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安藤利吉。
翻阅蔡锷的传记，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蒋方震、梁启超的文章中都没有这些扬眉吐气的回忆；蔡锷长子蔡端所编《蔡锷集》，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被誉为邵阳活字典的陈新宪所著《蔡锷年谱》，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蔡锷传记，也都没有类似记载。和蔡锷一起在日本学习的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在《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中说：“蔡、蒋二君，是士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成绩，皆极优秀。在日本百余学生之中，百里名列第一，松坡大致第五。”胡平生之《梁蔡师生与护国之役》也证实了此说，他写道：“据任公回忆，蒋方震全校第一名，松坡似为第五名。”
所谓“中国士官三杰”之说，似应理解为当期中国学生中的佼佼者。蒋、蔡、张三人成绩突出，超过了很多日本学生，而且被他们超过的日本学生中还不乏后来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这是事实。但因此便说“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也有些耸人听闻了。
蔡、蒋二公都是文人从军，他们为了军事救国，不惜苦己心志、劳己筋骨、饿己体肤、空乏己身。这种献身精神，不是那些走投无路才加入军籍又靠着积累战功和培植势力逐步成为将领、军头的人可比的。这种献身精神，比“天皇赐刀”和“士官三杰”更值得被记住，更值得被敬服。而有着远大理想和高洁情怀的蔡、蒋二公，也注定必将成为中国顶尖的军事人才。
（选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