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给“反对派”帮了倒忙;伊朗对立双方来自同一阵营,“家庭”之争严防“外鬼”。
　　
　　岁尾年初,伊朗格外不平静:年底宗教改革家蒙塔泽里去世和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的侄子被杀,使反对派与政府旧恨未去又添新仇。年初,美欧开始酝酿新一轮制裁,而1月12日伊朗核专家遭暗杀,凶手是谁至今扑朔迷离。
　　
　　大选提供了宣泄渠道
　　
　　伊朗自去年6月总统大选发生骚乱以来,反对派的抗议活动非但未完全平息,反而出现了常态化、长期化趋势。他们有意识借特定纪念日举行游行抗议,如9月18日“圣城(耶路撒冷)日”、11月4日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30周年纪念日、l2月7日“学生日”、12月27日的宗教节日“阿舒拉”节,反对派支持者均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而政府的镇压措施,尤其是去年l2月27日穆萨维侄子被杀事件,使双方对立日趋陷入恶性循环,矛盾更趋难解。矛盾激化也使斗争性质发生变化。起初,反对派斗争的焦点是要求重選或重新计票,因而更多是穆萨维与内贾德之间的个人权争。但随着矛盾升级,出现了攻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现象,游行者不仅高喊反哈梅内伊的口号,还公开焚烧哈梅内伊画像,这在伊朗革命30年来绝无仅有。同时,反对派试图获取境外势力支持。如去年9月18日游行时,他们高呼“奥巴马,你应与我们会谈,而不是与政府会谈”。11月4日游行中,反对派又向奥巴马发出公开信,为30年前伊学生占领美驻伊大使馆、扣留美使馆人员事件道歉,暴露出某些反对派试图挟洋自重,与西方势力“里应外合”的想法。
　　伊朗政坛动荡加剧,直接原因是内贾德政府对反对派打压过甚,致其绝地反击。总统大选后,反对派始终不肯接受选举结果。内贾德上任后也未及时弥合内部纷争,反而“秋后算账”,宣布反对党集会为非法,查封前议长卡鲁比办公室,抓捕前总统哈塔米的助手,逮捕数千名抗议者,并数次开庭审判反对派主要成员,包括前内政部副部长、前外交部副部长、前经济部副部长等。目前已有五人被判处死刑,连前副总统阿卜塔希也被判六年徒刑。这种带有清洗性质的做法,使反对派重新走上街头,原本中立的示威者开始反对内贾德。从深层看,动荡则是伊朗革命30年积攒的种种问题所致。多年的神权统治使伊朗形成一个以教士阶层为主的新的权贵阶层,同时有4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伊斯兰革命所承诺的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经济上,伊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在l5%以上(实际超过30%)。内贾德执政期间,经济指标非但未好转,反有恶化迹象。渴望“变化”成了当前很多伊朗人的一种真实心态。而大选争端正好为发泄这种不满情绪提供了渠道,由此使伊朗出现前所未有的公开分裂。
　　
　　西方借机落井下石
　　
　　几年来,伊朗在核问题上“软硬不吃”,依然“我行我素”。如何逼迫伊朗就范,一直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头疼。堡垒总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策动敌对国家内部搞“窝里斗”,进而分而治之,是削弱、打击对手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但伊朗过去一直管制甚严,西方国家无隙可乘。而当前伊朗内部权争加剧,对西方无异于天赐良机。
　　伊朗出现选举争端后,西方国家就加紧策动。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6月l6日承认,美国政府要求Twitter网站运营商延迟停机维护,以配合伊朗反对派的活动。7月23日,美参议院又通过一项名为“支援伊朗检查受害者法案”,决定拨款数千万美元,在新闻、通迅联络和网络等方面支援伊朗反对派。奥巴马起初还克制一些,但随着伊朗反对派不断闹事,奥巴马政府开始怀疑德黑兰政府的长期稳定性,公开要求伊朗政府释放反对派,并开始寻求途径支持伊朗反对派的“绿色运动”。而在制裁问题上,美国有意识地搞区别对待,美国新一轮制裁的主要对象,就是作为伊朗政权支柱的革命卫队。国务卿希拉里1月11日就表示:解决伊核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制裁伊朗统治阶层的精英。
　　实际上,美国人对伊朗所使的“阴招”远不止这些。有人曾对美国的做法进行过很好的概括:如果是一个民族统一性高但民主标准低的国际竞争对手,美国倾向于打人权牌,让人民和政府斗;如果是民族统一性低的国际竞争对手,美国通常打的是民族自决牌,支持弱势民族或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或独立;如果是既极权、民族统一性又低的国际竞争对手,美国便既打自由牌,也打民族自决牌以促使其崩溃。鉴于当前伊朗的神权民主的特殊性,以及存在诸多民族问题,因此美国大力支持伊境内外世俗的反政府和民族分裂武装。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就是世俗的反政府武装。这个组织l965年成立,早期利用伊斯兰宗教思想展开反对国王专制独裁的武装斗争。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因其反对神权统治、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与伊朗神权政府决裂,并将基地转移到伊拉克,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20世纪80年代,美国当时的政策重点是打击伊朗,所以默许该组织发展壮大,并给予其“靠山”萨达姆不少支持。1997年,克林顿政府与伊朗关系有所升温,美国务院又将该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列为首要任务,因此对该组织态度更加强硬。但随着美国将伊朗锁定为“邪恶轴心”,对该组织日趋亲近。美军占领伊拉克不久,就与该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美军不对该组织的车辆、设备及其在伊拉克的营地财产采取打击行动,也不对该组织采取敌对行动。2004年7月,美国又公开宣布向该组织提高《日内瓦条约》规定的战俘保护地位,让其继续驻扎在“阿什拉夫”营区。此后,美国将该组织从“恐怖组织”名单上删掉,转而使其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在伊朗大选争夺中,若干“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潜入伊朗境内,伺机纵火,制造事端。
　　活跃于伊朗东南部的俾路支民族分离武装“真主旅”则是民族分裂武装。该组织为谋求政治经济权益,要求高度自治,并从2004年起频频针对政府及什叶派目标发动袭击。2009年10月18日,“真主旅”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制造了最严重的自杀性爆炸案,造成包括革命卫队陆军副司令在内的49人死亡。“真主旅”高级头目拉吉在2009年10月公开承认,该组织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并按照美国的指令在伊朗境内从事恐怖爆炸活动。
　　此外,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反政府组织也纷纷被激活,开始频频对政府发动袭扰行动。今年1月12日,德黑兰大学一名核物理专家遭遥控炸弹袭击身亡。一个名为“伊朗皇家协会”的组织宣布对此负责,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复辟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巴列维王朝。而根据伊朗议长拉里贾尼的说法,伊朗此前已得到线报,表明这起事件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为阻止伊朗核计划而精心策划的。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实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若没有外部势力的暗中支持,这些反政府组织不可能在短期内散发出如此大的能量。
　　
　　内外势力联动能撼伊朗政权根基吗
　　
　　境内外反伊朗势力的“大合唱”,确实给伊朗政局稳定带来不小麻烦,但远不足以撼动伊朗政权的稳定根基。首先,伊朗处在革命30年来最强大的时期。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先是卷入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导致经济凋敝,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在地缘政治上,东部面临塔利班原教旨主义政权威胁,西部则是宿敌萨达姆政权。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分别帮伊朗剪除了这两大外部威胁。同时,美国因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大战场,使其再无能力对伊朗动武。可以说,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这使伊朗在国际上得以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其核计划更是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现如今,奥巴马不得不推行接触政策。
　　其次,内贾德政府权力基础十分牢固。内贾德依靠走亲民路线当选总统,并且其在任内尽其所能,为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做了很多工作。在外交上,内贾德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使伊朗民众倍感自豪,这使内贾德赢得多数民众支持,并再次高票当选。内贾德自2005年上台后,大批更换外交官和高层官员,保守派在内阁、军队、情报和警察等政府各强力部门均占据优势。相比之下,反对派闹事更多是依靠知识分子和学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依照反对派现有能力,搅局有余,成事不足。尤其是反对派借西方势力向政府施压,为很多伊朗人所不齿,这也为保守派对其强力打压提供口实。
　　此外,伊朗反对派远非西方想象的那样,可以被当作得心应手的棋子和工具。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对立双方来自同一阵营,而并非长期对手。二是所谓改革派也是伊朗掌权者,并非新锐力量。穆萨维曾任伊朗总理,哈塔米曾担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也曾担任伊朗总统,现在是伊朗政坛的三号人物。因此美国希望通过资助伊朗反对派促使其内部发生巨变,多少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上世纪50年代,中情局确曾利用颠覆手段,推翻了深受伊朗民众欢迎的摩萨台政府。但现在形势与50多年前比,已有了极大不同。美国当初的颠覆举动,至今让伊朗朝野耿耿于怀,并高度警惕。美国资助伊朗反对派,实际是给反对派“帮倒忙”。在去年选举争端中,正是西方推波助澜的做法被曝光,才使当权派得理不饶人,以“勾结敌对势力”的罪名对反对派痛下狠手。
　　经验表明,越是有外部力量介入,内部越是团结一致。而西方在伊朗内部争端中自甘扮演“反面教材”的角色,无形中使伊朗神权政权基础更加稳固。同时,伊朗对立双方为争夺民意,争打“强硬牌”,使伊朗核政策更加强硬。内贾德本来在日内瓦核会谈中原则上同意在境外进行核置换,并认为伊朗与西方大国进行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反倒是伊朗反对派反对,使伊朗核问题重陷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