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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更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简要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上，着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历史背景、影响成效的决定因素和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战略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主要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过后将出现一个长期的经济疲弱和高失业率状况。在中国，新常态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密切相联，是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从传统型、粗放型、数量型转向质量型、集约型、创新型的一种变化，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则、运行机制和新的市场结构模式，并持续演进。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客观过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错位，发展方式落后，供给大于需求，高耗产能过剩，创新驱动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严重影响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表现，是实现中国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优化产权结构，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历史背景
1.源于我国长期的改革发展经验。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地打破供给侧的制度藩篱，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激发大众的创造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进。改革速度快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就会加快，特别是在遇到发展困难时，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机”为“机遇”。从农村改革，到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开放，以及近几年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发了社会和市场的活力。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坚持这条经验，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也就是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实行主动出击的战略。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理论和思潮。不可否认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特别是供给学派提出的放松管制和减税等建议，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1978年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必须继续“拆墙”，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理性预期等理论，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难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着力破除供给端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完善供给体制，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倒逼原因。今天我们遇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障碍，阻力、挑战和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倒逼”是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外实践表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或制度创新，都是“逼出来的”。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正在倒逼我们做出重大的决策，如经济运行出现了“四降一升”问题，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创新能力问题成了新发展阶段决胜的关键因素。因此，唯有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为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例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與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同时，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定增长的重要推进器
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实现市场资源配置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举措
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着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发展和政绩发展氛围过浓，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受到抑制。这其中既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偏颇和受制于政绩考核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比如，国内大型能源企业中石化、中石油得益于政府的扶持和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跻身于世界500强，但其营业额和净利润却远低于盈利排名第一的美孚石油，即使算上中海油和中燃气，营业额水平也才勉强持平。原因是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补贴主要集中在产业中游及设备制造等环节，而在产业上游的自主研发和产业下游的高效利用等环节则相对很少，对自主研发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同时也缺乏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及应用。因此，虽然能源产能扩张迅速，但大多数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投资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
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實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作者单位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石油分公司）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主要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过后将出现一个长期的经济疲弱和高失业率状况。在中国，新常态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密切相联，是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从传统型、粗放型、数量型转向质量型、集约型、创新型的一种变化，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则、运行机制和新的市场结构模式，并持续演进。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客观过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错位，发展方式落后，供给大于需求，高耗产能过剩，创新驱动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严重影响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表现，是实现中国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优化产权结构，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历史背景
1.源于我国长期的改革发展经验。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地打破供给侧的制度藩篱，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激发大众的创造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进。改革速度快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就会加快，特别是在遇到发展困难时，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机”为“机遇”。从农村改革，到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开放，以及近几年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发了社会和市场的活力。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坚持这条经验，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也就是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实行主动出击的战略。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理论和思潮。不可否认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特别是供给学派提出的放松管制和减税等建议，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1978年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必须继续“拆墙”，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理性预期等理论，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难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着力破除供给端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完善供给体制，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倒逼原因。今天我们遇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障碍，阻力、挑战和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倒逼”是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外实践表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或制度创新，都是“逼出来的”。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正在倒逼我们做出重大的决策，如经济运行出现了“四降一升”问题，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创新能力问题成了新发展阶段决胜的关键因素。因此，唯有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为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例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與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同时，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定增长的重要推进器
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实现市场资源配置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举措
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着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发展和政绩发展氛围过浓，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受到抑制。这其中既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偏颇和受制于政绩考核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比如，国内大型能源企业中石化、中石油得益于政府的扶持和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跻身于世界500强，但其营业额和净利润却远低于盈利排名第一的美孚石油，即使算上中海油和中燃气，营业额水平也才勉强持平。原因是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补贴主要集中在产业中游及设备制造等环节，而在产业上游的自主研发和产业下游的高效利用等环节则相对很少，对自主研发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同时也缺乏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及应用。因此，虽然能源产能扩张迅速，但大多数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投资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
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實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作者单位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石油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