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到西部某地走了一遭,和一位长期在第一线做扶贫工作的干部聊天,听到他讲了许多关于扶贫工作的意见。他说,扶贫工作应改弦更张,从战略上做出调整。我以为他的话很重要。
　　中国的扶贫,从广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早先对穷人的帮助,是政府民政部门的一种例行工作,如对“五保户”日常生活的帮助,对受灾困难百姓的临时资助等。大范围地针对一个地区穷人的经济扶持,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有一个流传在甘肃干部中的故事。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甘肃视察工作,按惯例,地方领导会领着中央首长到好的地方去看看,也乘机把自己的工作成绩给领导看看。但那年甘肃的一位负责人有了一个独特的想法,他把总理领到了甘肃最穷的、号称“贫瘠甲天下”的定西某地。总理被震惊,效果非常好。从那时起,国家每年拨巨款扶持甘肃的贫困地区,连同后来对宁夏贫困地区的扶持,就有了国家的“三西”(甘肃的定西、河西与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扶贫计划,并一直执行到现在。
　　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的确有变化,绝对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中国的扶贫工作据说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既然如此,这项工作为什么还要做战略调整?这的确是一件需要做严肃思考的事情。
　　其实,在古代,按现在的标准,贫困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中国古代有那种不理解“吃不上饭为何不食肉糜”的皇帝,但老百姓是贫困的。“五口百亩之家”的自耕农,是中国古代富裕人家的样板,按当年的产出、现在的物价算,不过平均每人每年两千元而已。广大的佃农,日子笃定过得更艰难。
　　普遍的富裕,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使人们普遍开始了基于社会分工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市场交易又把“片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人们只要进入市场交易系统,各自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与别人的专业产品交换,财富总量就极为可观。在现代社会,能进入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系统的人,没有穷人。
　　普遍的贫穷和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我曾经和一位河南果农有过一番交谈。他说,在市场还不发达的时候,他家人的劳动力用70%的时间来卖苹果,但因为生产能力上不去,日子就紧巴巴的。现在,他销售果子的时间是零,有能力提升技术和产量,生产规模扩大了,产品通过专业商人批量进入市场,日子就富裕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大沟深的地方,山民们无法卷入中国大市场,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在经济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国家的扶贫资金先是扶持过一批所谓乡镇企业,结果差不多全军覆没。后来也有其他一些措施,效果也不甚理想。甘肃的干部跟我说,用扶贫款头年给农民买一头牛,次年就变成了一只羊,第三年就变成了一只鸡。这说明,农民把生产资金变成消费资金。这和印度农民变卖用扶贫资金购买的拖拉机为女儿置办嫁妆的道理完全一样。
　　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恐怕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从近些年观察看,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为市场而规模化生产的产品,什么地方的农民就迅速富裕起来。而市场被开拓的原因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一个是商人队伍的成长壮大。这个道理决策者也逐渐理解了,近些年的扶贫资金主要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改善了交通设施,缩短了农民与市场的距离,效果就非常好。
　　有的地方自然条件太差,筑路和维护的成本很高,让农民致富最好的办法是移民。过去的做法把农民从山上移到土地相对充裕的山下,但效果不明显。我看,既然移民是为了解决市场问题,那就应该考虑把山民直接移到城市。老的山民不愿意走,就把他们养起来,也不必花钱让他们搞生产开发。年轻农民愿意进城,城里也有活可做,这样他们的生活水平可有一个根本提高。全国用10年时间移两千万农民到600多座城市,每年平均每个城市仅仅接受1000个家庭。让他们住廉租房,房租补贴全国花不了200亿,而目前全国在扶贫方面花的钱比这个还多。这些农民进城后,还能改善近亲结婚等困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恐怕今后会逐步转到城市。一些制度调整到位以后,农业会变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产业部门,农村会变为专业农民的居住区域,农民则变为“城外市民”,失业人口将居住在城市,或者归城市系统来管辖。实现这个目标固然要用很长时间,但趋势不会更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