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全球性的合作加以解决。无论陷于何种争议，全球化所倡导的资源优化配置终究有利于各国发展。疫情确实让全球化的内涵和外延被迫有了新形式和新内容，但其本身螺旋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
　　全球化之效
　　不同国家的经济本底和经济形势不同，因此采用的贸易政策各有特点，全球化即在“世界是‘平’的”论调下，磕磕碰碰地不断推进，技术和信息加速全球流通，消费与制造高度联动。无可否认，过去的30年是经济全球化极速发展的时段，全球财富快速增长，中等及以上收入经济体在全球财富的占比大为增加，各个经济体相互之间的构建与渗透也愈发错综复杂。主流的论调充满乐观色彩，坚信符合各国发展利益的全球化有着阔步跃进的根本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交流，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促进市场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多项研究报告也在证实这一观点，比如，“如果停止跨境贸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最底层的10%人口会丧失63%的购买力”；与世界经济融合度较深的国家经济效率较高，各个国家都从所参与的国际分工中获得了收益，当然，无论是各国之间还是各国内部，对收益的量值和分配依然存在矛盾。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建议从个体出发理解全球化或有另一重價值，“个体是国内市场的主角，同样也是国际市场的主角。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商品的自由贸易，人员的自由未来，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正是建立在个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之上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巨大人口流动需求需要被正视。
　　如若抛开经济层面谈及医疗与科技，为应对疫情，分析其原理及寻找治疗方法，全世界的科学家正在开展密切的跨国合作以尽可能地提高速率，这也是全球化的积极表现之一种。
　　全球化之困
　　即便有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利好，仍有逆全球化的呼声一直奏鸣，因为，各国的贸易政策和价值观并不能完全地互相理解与交融。“贸易使全球福利最大化”——这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观点，因此逆全球化与去全球化显然易造成倒退与损失——但并非会伤及所有各方，因此可能的获益方成为天然的拥趸，并还会随形势的改变伪装自身。
　　被各种赞誉包裹的高效而敏捷的全球供应链在常态时自然运转无虞，然而遭遇疫情这样的罕见非常态，其隐藏的脆弱性暴露无疑。更何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逆全球化已经抬头，且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事实上的“全球化放慢”已经让不少经济体心怀异想，而疫情让这股情绪被加速付诸实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前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描述了疫情剧烈冲击下的可能变化，“疫情对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是让人们意识到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极易受到破坏，全球化使得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仓储成本。但是新冠病毒已经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毒害整个实时系统。在这种影响下，全球资本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供应链离家更近。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面对各国各地区人流、物流趋于停滞，数十亿人行动受限，航运、旅游、零售等产业极速坠落，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说得更加直白，“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走向区域化
　　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董事科特·拜尔认为广义上的全球化正在发生变化，“在经济合作之外，建立社会和环境合作机制，解决社会和环境上的问题，此外更加区域化的全球化可能会出现。”在他看来，“以往的全球化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效率。最近的疫情，让大家从国家到商业的层面，都更加关心安全和韧性的问题。但是全球化还有巨大的空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所以不会终止。可以预见，未来的全球化，会考虑经济利益、风险和韧性三个角度，会相对区域化、分散化、甚至战略技术和物资本土化。这是挑战，但也是世界价值链重构的重大机遇。”
　　走向区域化并不是全球化的最新变化，这种近年来已经悄然冒头的趋势只不过是在疫情冲击之下被进一步强化。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王晋斌将这种形式的全球化演变称之为“新全球化”——一种本质是基于区域合作基础之上的经济全球化，“其更能够迫使经济体不断挖掘不同区域内的分工潜力，刺激区域内的贸易和增长；能够向外界表达区域内部相同的声音，有助于全球化中区域利益的维护；将激励不同区域贸易标准的不断升级，有助于推进更高层次的全球化；能够更好的挖掘单个经济体内部的竞争潜力，经济体可以在一国内部设立高标准的自贸区来参与高水平的全球竞争（比如中国的上海自贸区等），对本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起到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


　　已在多个产业领域实现赋能效应的数字化也将是新全球化的一剂良药，阿里罗汉堂秘书长陈龙看好数字技术在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数字技术将让每个人从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受益，“疫情让实体经济逐渐从‘无忧经济’转向‘距离经济’，而数字技术天生克服了距离，并将人们连接到一起，它会让新一轮全球化更加普惠。”更多的声音指出，数字经济、网络经济、智能经济等全球性经济增长点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员和商品跨境受限所带来的影响，并助推演化出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全球化新形态。
　　风景无独好
　　《如何看待全球化》一书这样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任何国家能够独立决定其未来的可能程度已经减小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很多人在期待后疫情时代能实现更加双赢、多赢的全球化，但这并不容易。此种情形下，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一场线上演讲中的讲话不甚中听但却直指实质所在，“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我觉得正好相反，新冠疫情证明了全球化不能倒退，倒退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工厂不开工，苹果的产品怎么生产？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不恢复，我们工厂的订单从哪里来？我们得跟着全球经济一起走完防疫的全程，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正常，我们在一条船上。”


　　的确，我们对全球化有太多的误读与争论，唯一达成的共识只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是一座孤岛”，以及各方难得的一致默认，全球化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开放融通”、“创新引领”、“包容普惠”确实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业已达成的国际共识，但一些外部力量构思、策划让中国或其他经济体脱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举措从未停止。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认为全球化被按下暂停键的说法并不准确，“经济全球化总的趋势还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企业要对全球化战略作出调整，不能够简单地把产品卖出去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把企业的产业链建在当地，在当地生产和在当地服务，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全球化才能够做到真正扎根当地。”这多少有些理想化，多变甚至容易剧变的复杂局势并不能让产业链从容保持安全状态，此时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的提法可能更具效用，“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财经作家叶檀也持类似的观点，“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回流的时候，我们必须靠实力和服务，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全球化绝不止于企业搬到中国这一种路径，不仅包括产业的红包，更包括技术的融合、金融信用的融合。我们既要能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也坦然承受原有全球化红利逐渐消失的短期损失，更要看到各种经济演变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