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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世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人口脱贫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世界反贫困的重要形式之一。为进一步深挖旅游在反贫困中的潜力，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业界和学界一直致力于探索旅游与反贫困有效结合的途径。旅游精准扶贫的归宿点在于实现对各方参与者的统筹，以期发挥最大的扶贫效用。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尝试对旅游精准扶贫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作出初步的解读，以期为今后发展旅游精准扶贫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旅游经济 精准扶贫 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旅游与精准扶贫的理论文献梳理
貧困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一直阻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的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世界反贫困的重要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中国都存在着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据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公布的中国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截止2013年底中国仍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困难群体在贫困地区的强烈诉求逐渐成为民生问题中急需关注与帮扶的重点。原有扶贫体系的缺陷与措施的不完善导致扶贫结果不理想，邓小海（2015）指出国内扶贫工作面临着扶贫对象识别不够准确、底数不够清楚、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项目和资金指向不准等问题。可见，国内原有扶贫体制改善与新路径选择的问题亟待解决。
相对于国内以往粗放型扶贫的概念，精准扶贫表现为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这表明中国将从以前的粗放式扶贫转变为精准化扶贫，从以前的“漫灌”式扶贫转变为“滴灌”式扶贫。而对于精准扶贫的定义解读，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总结起来都表现为对扶贫地区识别门户、分类管理、因地制宜的诉求。
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王晴（2013）指出民族地区往往具有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的特点，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黎筱筱（2006）指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山区。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东部44个，占7.4%，中部173个，占29.2%，西部375个，占63.3%。进一步，基于对贫困地区资源的识别与判断，陈秋华（2016）认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区，且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与贫困乡村地区存在着很大的重合性，这就使得发展旅游业与扶贫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由此，旅游扶贫的概念应运而生——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二、旅游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石
旅游精准扶贫的理论支撑。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从一个更为宏观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主流思想。该理论认为，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构成了其相对成本的差别，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为了获取比较利益、节省劳动力并调高劳动生产率，各国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体现出“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的原则。
将比较优势理论应用到对特定地区的精准扶贫实施是国内很多学者认同的观点，其基本思路表现为，基于对帮扶地区致贫原因的自然、历史因素认识，以及对当地资源优势、劳动分工的调研，能较为科学的筛选出比较优势产业进行优先发展，成为精准扶贫实施中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具体到旅游精准扶贫，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可以细化到对帮扶目标的界定与帮扶路径的规划：首先，考量特定地区是否具有相当的旅游资源、政策支持、区位条件、客源市场等优势，是否已经或可能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与要素禀赋；其次，考虑旅游扶贫的机会成本，在众多脱贫致富的方式中，旅游产业是否较其他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扶贫效应；最后，在旅游扶贫的实践中，考虑并非地区内所有资源都普适进入旅游产业，具体的参与人群、参与方式、参与深度是否较其他备选项具有相对优势，优先纳入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源。
系统理论：系统理论起源于1932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提出的开放系统理论，并于1937年提出一般系统论原理，成为该门科学的理论奠基。该理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表现出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不同联系，且所有系统都具有时序性、关联性、综合性、层次性和结构性等特征。
系统理论能为旅游精准扶贫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指导我们在帮扶中从宏观角度统筹各要素：首先，对于时序中旅游精准扶贫的不同阶段，扶贫目标甄别、扶贫措施筛选与实践、扶贫管理等子系统构成了整个旅游精准扶贫的有机系统，要求执行者把握子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把握子系统中政府、社区、企业、贫困者等各要素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特征与规律，进而做出优化统筹；其次，系统的功能与结构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旅游精准扶贫往往与所处的区域有着密切联系，依托于外部经济的发展，极易受到诸如技术输入、政策调整、产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执行者适时调整计划，使之与外部环境相协调；最后，一切实际系统都存有内外部联系的复杂相互作用，即系统结构是其动态过程的外部表现，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所构建的体系需要执行者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统筹系统的稳态与涨落，才得以实现扶贫目标。
三、旅游精准扶贫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一）精准扶贫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我国扶贫工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扶贫开发工作不断深入，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依照扶贫目标、扶贫政策的不同，可将扶贫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方针政策体现出了不断深入细化、不断资本下沉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情况如表2-1所示。
数据来源：整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而得。
一直以来，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与细化都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贫困区域特征与扶貧进展困境等现状所提出的。在过去的30年扶贫进展中，我国已经累计有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同时，扶贫开发也面临着新的困境：贫困群体规模仍然较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村绝对和低收入贫困人口总数为5700万）、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减贫幅度递减，如表2-2所示）、扶贫开发工作力度亟待加大。为解决这些困境，精准扶贫的概念应运而生，它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体现了对以往扶贫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也符合历史衔接、适宜我国当前国情，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全新的阶段。
（二）旅游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科学开发贫困地区生产资料的体现
习近平在精准扶贫思想阐述中强调产业扶贫思想，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相较于以往的“输血式”扶贫，产业扶贫体现出以产业发展为杠杆、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具有“造血式”的扶贫功效。然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由于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原有产业结构不完整、有效劳动力不足等情况，科技创新的植入与大面积的产业升级是较难实现的，贫困地区要通过产业发展扶贫就需要寻找产业创新途径来实现。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资源得以新的开发利用。
在以往的扶贫政策中，政府普遍鼓励贫困地区优先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与之相关的加工业、运销业，这类传统的与当地资源相结合的扶贫方式体现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特点，符合以往扶贫目标中“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效益高、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符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大片地区脱贫，成为我国收效显著的重要脱贫方式。而对于先天农业生产资源不足、劳动力供给有限的区域，其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潜力有限、市场竞争力不足，传统的产业扶持措施带来的脱贫效果不佳。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统计的2016年我国贫困开发重点县分布情况（如图2-1所示），当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省份如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等，也均属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贫困地区往往与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山区相重合，较难发展出具备竞争实力的支柱型第一、第二产业，但却拥有较优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旅游资源。
随着当前我国扶贫开发进入精准化的攻坚阶段，旅游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为贫困地区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对于适宜发展旅游业的贫困地区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机遇与新趋势。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当地支柱型产业，区域内的贫困群众不仅是劳动生产者也能成为利益共享者，真正改以往的被动扶贫为主动脱贫，成为一种典型的“造血式”产业扶贫模式。可见，旅游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合理、科学、有针对性的开发利用特定贫困地区生产资料的体现。
（三）旅游精准扶贫有助于推进贫困地区生产关系的重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替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1984年颁布的新《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由国家所有变为集体所有；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仅明确保护农民对于集体所分农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将转让权赋予了农民。中国农村土地的改革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返小农”的经济逻辑，并在一定时期内有效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堪称“小农的胜利”。随着此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更具专业化、规模化、科技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得以普及，据《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公布数据，显示我国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大型垦区的部分县市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然而，部分贫困地区却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遗落区域，仍然保留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结构单一、生产资料分散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与脱贫的实现。
贫困地区的先天不足致使农业现代化进展困难，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结构得以保留，同时，由于缺乏足够发达的支柱产业接续过剩的农业人口，致使劳动力、资金外流，进一步恶化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扩张必将颠覆旧有的小生产模式，小农经济制度趋于衰亡是不可逆转的规律，而帮助贫困地区从小农经济中走出来，也成为精准扶贫开发中的重要问题。
旅游精准扶贫的提出为贫困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在贫困地区对旅游产业的构建，统筹区域内生产资料向新产业聚集，劳动力由分散走向联系与协作，贫困群体逐步实现从小农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变，进而组建起符合现代化生产的生产关系与管理层结构。在整个产业体系内，经济资源的开发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为民所有、为公所用”的原则，产出的经济利益要体现出“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通过社会化生产的构建使得开发者与被开发地区拥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方式，被开发地区的贫困人口得以共享产业扶贫带来的经济红利。
参考文献
[1]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J].邓小海，曾亮.当代经济管理.2015（02）.
[2]产业链视域下旅游扶贫问题诊断及对策研究[J].邓小海，曾亮，罗明义.当代经济管理.2014（11）.
[3]创新扶贫到户机制探索产业扶贫模式——对湖南省洞口县产业扶贫到户试点工作的调查[J].杨杰文，陈美君.老区建设.2014（05）.
[4]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J].蒋焕洲.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4（01）.
[5]基于微观经济效应的面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PPT）模式研究——以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实验区为例[J].肖建红，肖江南.社会科学家.2014（01）.
[6]鄱阳县旅游扶贫开发的实践与思考[J].曹高明.老区建设.2014（02）.
[7]我国农村扶贫对象动态甄别机制的构建路径[J].陈潇阳.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8]呼和浩特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可行性分析——基于旅游扶贫视角[J].单浩杰.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01）.
[9]国内旅游扶贫研究十年（2003-2012）综述[J].梁坤.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3（03）.
[10]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文化失忆的真实性解读[J].王瑀.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3）.
【关键词】旅游经济 精准扶贫 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旅游与精准扶贫的理论文献梳理
貧困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一直阻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的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世界反贫困的重要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中国都存在着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据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公布的中国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截止2013年底中国仍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困难群体在贫困地区的强烈诉求逐渐成为民生问题中急需关注与帮扶的重点。原有扶贫体系的缺陷与措施的不完善导致扶贫结果不理想，邓小海（2015）指出国内扶贫工作面临着扶贫对象识别不够准确、底数不够清楚、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项目和资金指向不准等问题。可见，国内原有扶贫体制改善与新路径选择的问题亟待解决。
相对于国内以往粗放型扶贫的概念，精准扶贫表现为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这表明中国将从以前的粗放式扶贫转变为精准化扶贫，从以前的“漫灌”式扶贫转变为“滴灌”式扶贫。而对于精准扶贫的定义解读，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总结起来都表现为对扶贫地区识别门户、分类管理、因地制宜的诉求。
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王晴（2013）指出民族地区往往具有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的特点，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黎筱筱（2006）指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山区。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东部44个，占7.4%，中部173个，占29.2%，西部375个，占63.3%。进一步，基于对贫困地区资源的识别与判断，陈秋华（2016）认为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区，且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与贫困乡村地区存在着很大的重合性，这就使得发展旅游业与扶贫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由此，旅游扶贫的概念应运而生——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二、旅游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石
旅游精准扶贫的理论支撑。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从一个更为宏观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主流思想。该理论认为，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构成了其相对成本的差别，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为了获取比较利益、节省劳动力并调高劳动生产率，各国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体现出“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的原则。
将比较优势理论应用到对特定地区的精准扶贫实施是国内很多学者认同的观点，其基本思路表现为，基于对帮扶地区致贫原因的自然、历史因素认识，以及对当地资源优势、劳动分工的调研，能较为科学的筛选出比较优势产业进行优先发展，成为精准扶贫实施中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具体到旅游精准扶贫，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可以细化到对帮扶目标的界定与帮扶路径的规划：首先，考量特定地区是否具有相当的旅游资源、政策支持、区位条件、客源市场等优势，是否已经或可能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与要素禀赋；其次，考虑旅游扶贫的机会成本，在众多脱贫致富的方式中，旅游产业是否较其他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扶贫效应；最后，在旅游扶贫的实践中，考虑并非地区内所有资源都普适进入旅游产业，具体的参与人群、参与方式、参与深度是否较其他备选项具有相对优势，优先纳入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源。
系统理论：系统理论起源于1932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提出的开放系统理论，并于1937年提出一般系统论原理，成为该门科学的理论奠基。该理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表现出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不同联系，且所有系统都具有时序性、关联性、综合性、层次性和结构性等特征。
系统理论能为旅游精准扶贫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指导我们在帮扶中从宏观角度统筹各要素：首先，对于时序中旅游精准扶贫的不同阶段，扶贫目标甄别、扶贫措施筛选与实践、扶贫管理等子系统构成了整个旅游精准扶贫的有机系统，要求执行者把握子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把握子系统中政府、社区、企业、贫困者等各要素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特征与规律，进而做出优化统筹；其次，系统的功能与结构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旅游精准扶贫往往与所处的区域有着密切联系，依托于外部经济的发展，极易受到诸如技术输入、政策调整、产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执行者适时调整计划，使之与外部环境相协调；最后，一切实际系统都存有内外部联系的复杂相互作用，即系统结构是其动态过程的外部表现，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所构建的体系需要执行者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统筹系统的稳态与涨落，才得以实现扶贫目标。
三、旅游精准扶贫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一）精准扶贫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我国扶贫工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扶贫开发工作不断深入，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依照扶贫目标、扶贫政策的不同，可将扶贫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方针政策体现出了不断深入细化、不断资本下沉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情况如表2-1所示。
数据来源：整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而得。
一直以来，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与细化都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贫困区域特征与扶貧进展困境等现状所提出的。在过去的30年扶贫进展中，我国已经累计有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同时，扶贫开发也面临着新的困境：贫困群体规模仍然较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村绝对和低收入贫困人口总数为5700万）、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减贫幅度递减，如表2-2所示）、扶贫开发工作力度亟待加大。为解决这些困境，精准扶贫的概念应运而生，它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体现了对以往扶贫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也符合历史衔接、适宜我国当前国情，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全新的阶段。
（二）旅游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科学开发贫困地区生产资料的体现
习近平在精准扶贫思想阐述中强调产业扶贫思想，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相较于以往的“输血式”扶贫，产业扶贫体现出以产业发展为杠杆、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具有“造血式”的扶贫功效。然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由于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原有产业结构不完整、有效劳动力不足等情况，科技创新的植入与大面积的产业升级是较难实现的，贫困地区要通过产业发展扶贫就需要寻找产业创新途径来实现。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资源得以新的开发利用。
在以往的扶贫政策中，政府普遍鼓励贫困地区优先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与之相关的加工业、运销业，这类传统的与当地资源相结合的扶贫方式体现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特点，符合以往扶贫目标中“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效益高、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符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大片地区脱贫，成为我国收效显著的重要脱贫方式。而对于先天农业生产资源不足、劳动力供给有限的区域，其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潜力有限、市场竞争力不足，传统的产业扶持措施带来的脱贫效果不佳。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统计的2016年我国贫困开发重点县分布情况（如图2-1所示），当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省份如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等，也均属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贫困地区往往与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山区相重合，较难发展出具备竞争实力的支柱型第一、第二产业，但却拥有较优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旅游资源。
随着当前我国扶贫开发进入精准化的攻坚阶段，旅游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为贫困地区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对于适宜发展旅游业的贫困地区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机遇与新趋势。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当地支柱型产业，区域内的贫困群众不仅是劳动生产者也能成为利益共享者，真正改以往的被动扶贫为主动脱贫，成为一种典型的“造血式”产业扶贫模式。可见，旅游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合理、科学、有针对性的开发利用特定贫困地区生产资料的体现。
（三）旅游精准扶贫有助于推进贫困地区生产关系的重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替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1984年颁布的新《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由国家所有变为集体所有；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仅明确保护农民对于集体所分农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将转让权赋予了农民。中国农村土地的改革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返小农”的经济逻辑，并在一定时期内有效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堪称“小农的胜利”。随着此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更具专业化、规模化、科技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得以普及，据《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公布数据，显示我国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大型垦区的部分县市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然而，部分贫困地区却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遗落区域，仍然保留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结构单一、生产资料分散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与脱贫的实现。
贫困地区的先天不足致使农业现代化进展困难，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结构得以保留，同时，由于缺乏足够发达的支柱产业接续过剩的农业人口，致使劳动力、资金外流，进一步恶化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扩张必将颠覆旧有的小生产模式，小农经济制度趋于衰亡是不可逆转的规律，而帮助贫困地区从小农经济中走出来，也成为精准扶贫开发中的重要问题。
旅游精准扶贫的提出为贫困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在贫困地区对旅游产业的构建，统筹区域内生产资料向新产业聚集，劳动力由分散走向联系与协作，贫困群体逐步实现从小农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变，进而组建起符合现代化生产的生产关系与管理层结构。在整个产业体系内，经济资源的开发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为民所有、为公所用”的原则，产出的经济利益要体现出“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通过社会化生产的构建使得开发者与被开发地区拥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方式，被开发地区的贫困人口得以共享产业扶贫带来的经济红利。
参考文献
[1]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J].邓小海，曾亮.当代经济管理.2015（02）.
[2]产业链视域下旅游扶贫问题诊断及对策研究[J].邓小海，曾亮，罗明义.当代经济管理.2014（11）.
[3]创新扶贫到户机制探索产业扶贫模式——对湖南省洞口县产业扶贫到户试点工作的调查[J].杨杰文，陈美君.老区建设.2014（05）.
[4]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J].蒋焕洲.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4（01）.
[5]基于微观经济效应的面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PPT）模式研究——以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实验区为例[J].肖建红，肖江南.社会科学家.2014（01）.
[6]鄱阳县旅游扶贫开发的实践与思考[J].曹高明.老区建设.2014（02）.
[7]我国农村扶贫对象动态甄别机制的构建路径[J].陈潇阳.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8]呼和浩特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可行性分析——基于旅游扶贫视角[J].单浩杰.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01）.
[9]国内旅游扶贫研究十年（2003-2012）综述[J].梁坤.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3（03）.
[10]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文化失忆的真实性解读[J].王瑀.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