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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
1
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风萧索。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驶来。
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一撩帘一挺身，健步走下车来。
北大门口，校工们早已整齐分立两侧，齐刷刷地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面面相觑，全都愣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会把校工们放眼里。“校長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不是感觉，是太“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而就在所有亲朋都觉得他前途无量时，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统共就仨人：总长、次长和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还借了两间房屋办公——如此教育总长，真是旷古绝今了。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句回答，是何等胆大包天。
蔡元培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客气道谢，然后——出人意料地，接下了这桩委任。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鞠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2
当时的北大，学风不正，甚至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将来好去捞个官位。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北大师生那时是妓院最受欢迎的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所以顾颉刚说：“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在场之师生，在漫天飞雪下，皆被蔡之气势所慑。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3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
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却不愿意：“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如此“造假”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这是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中的部分观点也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民国时期。所以在那时，张竞生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没想到，蔡元培竟邀其到北大教授哲学。
如此求贤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蔡元培还在北大实行“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本校学生来迟了，反而只好站后边。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叫毛泽东。
1920年，蔡元培更是做出石破天惊之举——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如此揽才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正因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北大师资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旗手云集北大，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
正如顾颉刚所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4
同为北大教授，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黄侃讲课时，经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后，回击也令人叫绝。他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电文就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就是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胡适、钱玄同等大力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并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元培的观点。不料，这本书难找得很，四处寻找而不得，胡适逐渐心灰意冷。
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胡适根据书中史料记载，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就这样以身垂范，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5
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后，一个个媒人接踵踏进蔡家。蔡元培便在书房墙上挂了五条择偶标准：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但蔡元培自己却明确提出“男不娶妾”。
这个缘由，必须得从他倡导成立的进德会说起。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提出：“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会者均须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入会以后，违反戒律者，将被处罚。
陈独秀、马寅初、胡适等人，选择了甲种会员。蔡元培自己和傅斯年等人，选择了乙种会员。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选择了丙种会员。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在蔡元培率先垂范之下，北大有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技擊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而毛泽东，参加的是新闻研究会。
社团并起，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
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6
1940年3月3日早晨，香港，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而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令人动容。
出殡之时，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大多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919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见证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
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周静荐自拾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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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风萧索。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驶来。
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一撩帘一挺身，健步走下车来。
北大门口，校工们早已整齐分立两侧，齐刷刷地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面面相觑，全都愣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会把校工们放眼里。“校長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不是感觉，是太“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而就在所有亲朋都觉得他前途无量时，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统共就仨人：总长、次长和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还借了两间房屋办公——如此教育总长，真是旷古绝今了。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句回答，是何等胆大包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客气道谢，然后——出人意料地，接下了这桩委任。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鞠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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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大，学风不正，甚至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将来好去捞个官位。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北大师生那时是妓院最受欢迎的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所以顾颉刚说：“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在场之师生，在漫天飞雪下，皆被蔡之气势所慑。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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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
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却不愿意：“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如此“造假”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这是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中的部分观点也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民国时期。所以在那时，张竞生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没想到，蔡元培竟邀其到北大教授哲学。
如此求贤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蔡元培还在北大实行“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本校学生来迟了，反而只好站后边。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叫毛泽东。
1920年，蔡元培更是做出石破天惊之举——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如此揽才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正因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北大师资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旗手云集北大，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
正如顾颉刚所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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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北大教授，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黄侃讲课时，经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后，回击也令人叫绝。他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电文就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就是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胡适、钱玄同等大力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并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元培的观点。不料，这本书难找得很，四处寻找而不得，胡适逐渐心灰意冷。
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胡适根据书中史料记载，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就这样以身垂范，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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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后，一个个媒人接踵踏进蔡家。蔡元培便在书房墙上挂了五条择偶标准：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但蔡元培自己却明确提出“男不娶妾”。
这个缘由，必须得从他倡导成立的进德会说起。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提出：“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会者均须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入会以后，违反戒律者，将被处罚。
陈独秀、马寅初、胡适等人，选择了甲种会员。蔡元培自己和傅斯年等人，选择了乙种会员。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选择了丙种会员。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在蔡元培率先垂范之下，北大有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技擊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而毛泽东，参加的是新闻研究会。
社团并起，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
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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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日早晨，香港，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而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令人动容。
出殡之时，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大多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919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见证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
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周静荐自拾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