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酒店房间是惯常的乏味,暗红色地毯,几张木椅,长长的酒色绒质窗帘,一旁立着两只易拉宝。但桂纶镁的在场打破了这一切沉闷。她穿着一条淡蓝色衬衫裙,仿佛是从夏日清晨天空扯下来的一块,很是洁净。摄影师在布置机器,她双手插在两边口袋里,来回踱着步,有股飒爽劲。可能是因为独具安静和清新的气质,她怎么都不像红了14年的女明星。采访中说到些许往事,她会突然低下头,两只掌心轻轻覆盖住脸颊,有时是因为有点害羞,有时是因为留在心底无法抹去的惊奇。
拍照时,工作人员提醒她裙子下摆处有些皱了,她稍稍低头看了一眼,带点迟疑,最后还是伸出手抹平了一下。镜头前最让她放松的姿势是双臂交叉在胸前,但她的下巴却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往上抬着。与其说她桀骜,不如说她清淡又漫不经心。
曾经在饭局上,电影发行方的人对桂纶镁说,“你好像是透明的。好像在这里,又好像不在这里。”桂纶镁听了,觉得对方说得挺对,“我确实有种透明感,似乎可以融入任何场合。”后来再有人问她的人格是什么颜色,她回答,“透明色。”
有时候桂纶镁确实想做一个透明人——最好不要被看见。前几年她创作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恐惧》,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一间黑屋子里,一台电视机正放着素面的桂纶镁。就在观众注视着画面茫然懵懂之时,对面墙壁上的灯光闪作一团,摄影机迅速捕捉下观众被惊吓到的表情。当时的台湾媒体评价说,《恐惧》是桂纶镁“希冀大众体验明星生活的实验之作”。
“我希望那些狗仔知道,你在看着我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你。”桂纶镁忽然一脸严肃地说道,“你们在拍我的时候,我是非常恐惧的,我希望你们也感受到这种恐惧。所以,请不要这么对别人。”
这个想法出自她出道不久的经历。大概10年前的一日凌晨,桂纶镁独自回家,走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巷洞里,几乎没有行人,恐惧一点点沁入心头,她加快脚步。突然4个狗仔从黑暗中跳出来,把她围住,咔咔咔拍照。桂纶镁低着头往右边走,被堵住,往左边走,还是撞到人墙。完全走不了,她就哭了。然后她抬起脸,对其中一位男士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对一个女生,这像是绑架。”对方被她的眼泪吓到,一直道歉,说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我很高兴,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记者。”回忆起来,桂纶镁很满意自己最后一半理性一半感性的反应。
她坦然地说,自己当时刚谈恋爱,于是被狗仔跟踪。事后两天她都不敢出门,恐惧占据了她的内心——好像随时会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从不知何处跳到她面前。
当下她对媒体的善意并非出于老练,而是更加自然的反应。又是被一旁的工作人员催促结束的一次采访,桂纶镁站起身,用软糯的台湾口音反复说着歉意:抱歉!谢谢你!谢谢你!
在新片《美好的意外》中,桂纶镁首次饰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顶着个大波浪头,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每天为餐桌上的营养搭配感到为难。观众也许并不习惯这样的桂纶镁。毕竟她自出道以来就被封印为“宝岛台湾的文艺女神”。她的个人风格一直很明显:青春片等于桂纶镁,桂纶镁等于小清新。时尚博主Gogoboi形容穿深V礼服的桂纶镁,“即使领口几乎开到肚脐,也没有丝毫肉欲,甚至连性感都没有,只让人觉得无嗔无我无欲无求心无杂念。”
她接下这个角色的理由并不套路化。首先她很喜欢《美好的意外》导演何蔚庭拍摄的短片《夏午》。这逻辑跟她当年接拍《女人四十》一样——她喜欢演员周迅、导演徐克。作为一名讲直觉的演员,没有所谓道路规划——她从不规划。
第二个理由也显示了她近几年的思考。《美好的意外》讲述了一位雷厉风行的女律师跟一位家庭主妇交换人生的故事。桂纶镁看到剧本,想到“换位思考”,“现在社会有很多误解,很可能是因为你缺少换位思考的能力,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可能整件事情就不太一样。”她最后理解了狗仔们的跟拍,也是因为想到,“这是对方的工作吧。”
很多年轻女演员会抗拒接妈妈的角色,万一演不回青春少女了呢?桂纶镁不在乎。这次她进入角色也不算太困难,“生手妈妈演生手妈妈,刚刚好。”
突破自己对她来说也是伪命题。“没有框架,怎么会叫作突破?我只是知道自己好奇。”
这几年电影圈热钱多了。桌上的剧本越来越高,但让她心动的越来越少。“有时我就在想,难道要一直等下去吗?要一直等下去吗?”
她总是自己读剧本,再自己选戏,饰演的角色也反过来影响她的人生。长久以来她太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因为拍《美好的意外》,她的想法也有了些改变。“咦,其实自己组一个家庭,好像也不错。”
曾经在一篇名为《拒绝被救赎的女人》的文章中,桂纶镁写道:她们深爱的男人,都有类似的特质,一直变幻莫测,一直无法被这群女人彻底摸透和理解,这些女人就更加渴望用自己的一生去了解自己所爱的人,但在探索的过程中,她们不断被刺痛、被灼伤……这次再问起,她已经忘记自己写过这段情绪,口吻听起来成熟。“不管怎样,每个女人都该做自己。不是结了婚就等于幸福了,重要的是成为你自己。”
桂纶镁演戏向来不觉游刃有余。每一个角色对她来说都很困难。这也有好处,因为从没太满意过自己的表演,顾及自己的自尊心都来不及,她压根管不上观众的眼色。
大陆有北京电影学院,但港台演员没有专门学习表演的科班系统。用桂纶镁的话来说,就是很笨的方法,想象自己是片中那个人,“笨笨地相信。”
桂纶镁家境优渥,自小学习芭蕾和钢琴。父母希望她“不是外交官、新闻主播,至少也得是个白领”。但青春期的桂纶镁会把校裙改短,衬衫扣子解开两三颗、T恤里特意不穿打底背心就直接露出胸罩、补习班逃课、交男朋友、玩Hip-Hop。有一回在西门町换乘捷运,她正穿着肥大的裤子和篮球背心,头发梳得糟乱,因为和男朋友吵架正臭着一张脸。刚好被《蓝色大门》负责选角的副导演看到——诶,这不是孟克柔(《蓝色大门》女主角)吗? 偷偷参加并通过了《蓝色大门》的试镜后,她跟父亲摊牌,父亲拍了桌子,愤而离席。桂纶镁带着父亲去见了导演易智言,双方达成“吻戏点到即止,最多只拍3条”的约定。拍那场吻戏,父亲全程镇守。
少年成名是一种甜蜜的负荷。同样从《蓝色大门》出道的陈柏霖说起当时找上门来的剧本,“他们不想找陈柏霖,而是找张士豪(片中角色名)。”桂纶镁对“学生角色”不太抗拒,她说,女学生也有一千种。比如29岁那年她出演《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宝,在镜头前无法无天又充满魅惑,并拿下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第55届亚太影展双料最佳女主角。
另一条路是反小清新。徐克在找桂纶镁饰演《女人不坏》和《龙门飞甲》时坦言,“大家一致觉得她文艺,这两个形象可以带来突破。”她还在《圣诞玫瑰》中演被性侵女孩,在《白日焰火》里演阴郁的少妇。
她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从《蓝色大门》里学到了什么,但对《白日焰火》难以忘怀。
因为长时间泡在冰天雪地,彻骨寒冷。当时经纪人给她电话,她正和廖凡在哈尔滨的滑冰场上,她的手被冻得肿了一倍大,手套完全脱不下来。终于她听到了那个消息——她得了亚太影后(因为《女朋友·男朋友》的女主一角)。但她毫无感觉——已经被冻成木头了。
“这种感觉就像在冰窖里喝伏特加。”回忆起当时的自己,桂纶镁立即就沉静下来:“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很冷,但是你喝着伏特加,不知不觉就醉了,沉浸在一个很长的甜梦里,甚至不想醒过来。可是当你离开冰天雪地,当你不再喝那杯酒的时候,你会醒过来,既痛苦也美好。”
她又一次把自己硬塞进角色里。女主角是一名洗衣工,于是她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洗衣店里打工。其实这几年她很少遇到体验生活的机会了。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现在拍戏都太赶了,拍《蓝色大门》,也花了快两个月做表演训练。但现在真的好赶,有时候,8月要开拍,5月才说你有没有时间,实在是太紧张。”
史航记得他主持的一次《白日焰火》发布会,桂纶镁谈起一幕戏,她抬头望向一无所有的天空,竟感觉到有金黄色的微粒,漫天都是,“我看得非常专注,心里非常激动。”史航当下调侃她,“怪不得说你是文艺女王,饿得眼冒金星都说得这么文艺。”
史航称她是“桂纶镁老师”,尤其像“地理老师”。“她的心在远方,而且让我们也爱上远方。”在史航眼里,桂纶镁的魅力来自于她的正经,因为正经,所以才有幻想空间,“她像温度计,你得握着她,她才会变颜色。”
真正入过戏就不太可能彻底走出戏。直到现在,桂纶镁再见到烟花绽放,不再是用孩子式的欢喜眼光,总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情绪。
她非常喜欢演内心纠结甚至神经质的人物,“神经质其实很真实,大部分人都有神经质,只不过是压抑下来了。”
每次演完情绪复杂的角色,桂纶镁都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哭。另一种走出角色的方式是旅行,把情绪留在另一个空间。拍完《白日焰火》,桂纶镁去了里斯本,在这个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放空了10天。
“悲伤对我来说最好解决的方式,不是狂欢,而是很平和地面对自己的悲伤,然后走过去。”
她喜欢居旅。在陌生城市租个房子,不急着看景点,就是四处走走。早上起来,她会在面包店里买个面包,中午在一个当地人特别多的饭店吃饭。有朋友约就喝一杯,想睡一下午就睡一下午。
整个2014年桂纶镁都在休息。在那之前她在《触不可及》和孙红雷拍对手戏,那场经历让她没了自信心:哇,表演的领域好大,自己知道的好有限。恐慌的另一个原因是无休止的工作让她失去了生活。而生活和表演应该是一体的。一个敏感的人会发现,生活本身的能量,太大了。桂纶镁也深知来自生活的诗意。比如她有时候看母亲的情绪反应:哇,怎么会是这样的,情绪原来有这么多种表达方式。她发现,一旦失去生活,表演容易陷入惯性——似乎只有一种情绪表达方式。
她选择去法国上了一个月的表演课。她喜欢法国,慢悠悠、闲适,随时背个包跳上火车,奔向充满阳光的南部。
第一次去法国是凭借交换生身份。当时女大学生桂纶镁一口气读了很多哲学书。冲击她最大的是加缪的《异乡人》。“书中主角的母亲过世,他居然没有痛哭。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是太不孝顺了,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哭。”桂纶镁说这本书好像是她的朋友,“让我觉得,人应该跟着自己的心性和情感走。不是每个人的心理节奏都一样的。”
那次回到台湾之后,她开始感受到自由。原本她要分配给家人、朋友的时间,她有勇气留给了自己。“你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天空切割掉,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节奏。不一定要跟着主流价值走。”
不知道从几岁起,桂纶镁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希望自己内心平和。很可能是因为她表面上静,内心老容易起火。
她欣赏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表演,外形不动声色,底下藏着好多情绪。
休息结束后,她心静了很多。她接了一部戏叫《德布西森林》,先是丢掉自己的脑子,再把自己丢到一个森林里。“我觉得演得还不错,很难得,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我一向对自己都太严苛,身边的人觉得还不错,我都看到太多缺点。但这次我看到自己眼睛里有了一些故事。”说完,她两只掌心覆住脸颊,害羞起来,“这样称赞自己好吗?哈哈。其实我很少赞美自己。”
还是爸爸最懂女儿。向来严苛的爸爸有一次在女儿桌上留了一张便条,便条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笑脸,下面是很大的衣服、很大的裤子。“他好可爱,画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图片,放在我桌上:这就是你。”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拍照时,工作人员提醒她裙子下摆处有些皱了,她稍稍低头看了一眼,带点迟疑,最后还是伸出手抹平了一下。镜头前最让她放松的姿势是双臂交叉在胸前,但她的下巴却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往上抬着。与其说她桀骜,不如说她清淡又漫不经心。
曾经在饭局上,电影发行方的人对桂纶镁说,“你好像是透明的。好像在这里,又好像不在这里。”桂纶镁听了,觉得对方说得挺对,“我确实有种透明感,似乎可以融入任何场合。”后来再有人问她的人格是什么颜色,她回答,“透明色。”
有时候桂纶镁确实想做一个透明人——最好不要被看见。前几年她创作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恐惧》,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一间黑屋子里,一台电视机正放着素面的桂纶镁。就在观众注视着画面茫然懵懂之时,对面墙壁上的灯光闪作一团,摄影机迅速捕捉下观众被惊吓到的表情。当时的台湾媒体评价说,《恐惧》是桂纶镁“希冀大众体验明星生活的实验之作”。
“我希望那些狗仔知道,你在看着我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你。”桂纶镁忽然一脸严肃地说道,“你们在拍我的时候,我是非常恐惧的,我希望你们也感受到这种恐惧。所以,请不要这么对别人。”
这个想法出自她出道不久的经历。大概10年前的一日凌晨,桂纶镁独自回家,走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巷洞里,几乎没有行人,恐惧一点点沁入心头,她加快脚步。突然4个狗仔从黑暗中跳出来,把她围住,咔咔咔拍照。桂纶镁低着头往右边走,被堵住,往左边走,还是撞到人墙。完全走不了,她就哭了。然后她抬起脸,对其中一位男士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对一个女生,这像是绑架。”对方被她的眼泪吓到,一直道歉,说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我很高兴,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记者。”回忆起来,桂纶镁很满意自己最后一半理性一半感性的反应。
她坦然地说,自己当时刚谈恋爱,于是被狗仔跟踪。事后两天她都不敢出门,恐惧占据了她的内心——好像随时会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从不知何处跳到她面前。
当下她对媒体的善意并非出于老练,而是更加自然的反应。又是被一旁的工作人员催促结束的一次采访,桂纶镁站起身,用软糯的台湾口音反复说着歉意:抱歉!谢谢你!谢谢你!
重要的是成为你自己
在新片《美好的意外》中,桂纶镁首次饰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顶着个大波浪头,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每天为餐桌上的营养搭配感到为难。观众也许并不习惯这样的桂纶镁。毕竟她自出道以来就被封印为“宝岛台湾的文艺女神”。她的个人风格一直很明显:青春片等于桂纶镁,桂纶镁等于小清新。时尚博主Gogoboi形容穿深V礼服的桂纶镁,“即使领口几乎开到肚脐,也没有丝毫肉欲,甚至连性感都没有,只让人觉得无嗔无我无欲无求心无杂念。”
她接下这个角色的理由并不套路化。首先她很喜欢《美好的意外》导演何蔚庭拍摄的短片《夏午》。这逻辑跟她当年接拍《女人四十》一样——她喜欢演员周迅、导演徐克。作为一名讲直觉的演员,没有所谓道路规划——她从不规划。
第二个理由也显示了她近几年的思考。《美好的意外》讲述了一位雷厉风行的女律师跟一位家庭主妇交换人生的故事。桂纶镁看到剧本,想到“换位思考”,“现在社会有很多误解,很可能是因为你缺少换位思考的能力,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可能整件事情就不太一样。”她最后理解了狗仔们的跟拍,也是因为想到,“这是对方的工作吧。”
很多年轻女演员会抗拒接妈妈的角色,万一演不回青春少女了呢?桂纶镁不在乎。这次她进入角色也不算太困难,“生手妈妈演生手妈妈,刚刚好。”
突破自己对她来说也是伪命题。“没有框架,怎么会叫作突破?我只是知道自己好奇。”
这几年电影圈热钱多了。桌上的剧本越来越高,但让她心动的越来越少。“有时我就在想,难道要一直等下去吗?要一直等下去吗?”
她总是自己读剧本,再自己选戏,饰演的角色也反过来影响她的人生。长久以来她太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因为拍《美好的意外》,她的想法也有了些改变。“咦,其实自己组一个家庭,好像也不错。”
曾经在一篇名为《拒绝被救赎的女人》的文章中,桂纶镁写道:她们深爱的男人,都有类似的特质,一直变幻莫测,一直无法被这群女人彻底摸透和理解,这些女人就更加渴望用自己的一生去了解自己所爱的人,但在探索的过程中,她们不断被刺痛、被灼伤……这次再问起,她已经忘记自己写过这段情绪,口吻听起来成熟。“不管怎样,每个女人都该做自己。不是结了婚就等于幸福了,重要的是成为你自己。”
一千种女学生
桂纶镁演戏向来不觉游刃有余。每一个角色对她来说都很困难。这也有好处,因为从没太满意过自己的表演,顾及自己的自尊心都来不及,她压根管不上观众的眼色。
大陆有北京电影学院,但港台演员没有专门学习表演的科班系统。用桂纶镁的话来说,就是很笨的方法,想象自己是片中那个人,“笨笨地相信。”
桂纶镁家境优渥,自小学习芭蕾和钢琴。父母希望她“不是外交官、新闻主播,至少也得是个白领”。但青春期的桂纶镁会把校裙改短,衬衫扣子解开两三颗、T恤里特意不穿打底背心就直接露出胸罩、补习班逃课、交男朋友、玩Hip-Hop。有一回在西门町换乘捷运,她正穿着肥大的裤子和篮球背心,头发梳得糟乱,因为和男朋友吵架正臭着一张脸。刚好被《蓝色大门》负责选角的副导演看到——诶,这不是孟克柔(《蓝色大门》女主角)吗? 偷偷参加并通过了《蓝色大门》的试镜后,她跟父亲摊牌,父亲拍了桌子,愤而离席。桂纶镁带着父亲去见了导演易智言,双方达成“吻戏点到即止,最多只拍3条”的约定。拍那场吻戏,父亲全程镇守。
少年成名是一种甜蜜的负荷。同样从《蓝色大门》出道的陈柏霖说起当时找上门来的剧本,“他们不想找陈柏霖,而是找张士豪(片中角色名)。”桂纶镁对“学生角色”不太抗拒,她说,女学生也有一千种。比如29岁那年她出演《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宝,在镜头前无法无天又充满魅惑,并拿下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第55届亚太影展双料最佳女主角。
另一条路是反小清新。徐克在找桂纶镁饰演《女人不坏》和《龙门飞甲》时坦言,“大家一致觉得她文艺,这两个形象可以带来突破。”她还在《圣诞玫瑰》中演被性侵女孩,在《白日焰火》里演阴郁的少妇。
她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从《蓝色大门》里学到了什么,但对《白日焰火》难以忘怀。
因为长时间泡在冰天雪地,彻骨寒冷。当时经纪人给她电话,她正和廖凡在哈尔滨的滑冰场上,她的手被冻得肿了一倍大,手套完全脱不下来。终于她听到了那个消息——她得了亚太影后(因为《女朋友·男朋友》的女主一角)。但她毫无感觉——已经被冻成木头了。
“这种感觉就像在冰窖里喝伏特加。”回忆起当时的自己,桂纶镁立即就沉静下来:“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很冷,但是你喝着伏特加,不知不觉就醉了,沉浸在一个很长的甜梦里,甚至不想醒过来。可是当你离开冰天雪地,当你不再喝那杯酒的时候,你会醒过来,既痛苦也美好。”
她又一次把自己硬塞进角色里。女主角是一名洗衣工,于是她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洗衣店里打工。其实这几年她很少遇到体验生活的机会了。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现在拍戏都太赶了,拍《蓝色大门》,也花了快两个月做表演训练。但现在真的好赶,有时候,8月要开拍,5月才说你有没有时间,实在是太紧张。”
史航记得他主持的一次《白日焰火》发布会,桂纶镁谈起一幕戏,她抬头望向一无所有的天空,竟感觉到有金黄色的微粒,漫天都是,“我看得非常专注,心里非常激动。”史航当下调侃她,“怪不得说你是文艺女王,饿得眼冒金星都说得这么文艺。”
史航称她是“桂纶镁老师”,尤其像“地理老师”。“她的心在远方,而且让我们也爱上远方。”在史航眼里,桂纶镁的魅力来自于她的正经,因为正经,所以才有幻想空间,“她像温度计,你得握着她,她才会变颜色。”
真正入过戏就不太可能彻底走出戏。直到现在,桂纶镁再见到烟花绽放,不再是用孩子式的欢喜眼光,总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情绪。
她非常喜欢演内心纠结甚至神经质的人物,“神经质其实很真实,大部分人都有神经质,只不过是压抑下来了。”
表面平静,内心起火
每次演完情绪复杂的角色,桂纶镁都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哭。另一种走出角色的方式是旅行,把情绪留在另一个空间。拍完《白日焰火》,桂纶镁去了里斯本,在这个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放空了10天。
“悲伤对我来说最好解决的方式,不是狂欢,而是很平和地面对自己的悲伤,然后走过去。”
她喜欢居旅。在陌生城市租个房子,不急着看景点,就是四处走走。早上起来,她会在面包店里买个面包,中午在一个当地人特别多的饭店吃饭。有朋友约就喝一杯,想睡一下午就睡一下午。
整个2014年桂纶镁都在休息。在那之前她在《触不可及》和孙红雷拍对手戏,那场经历让她没了自信心:哇,表演的领域好大,自己知道的好有限。恐慌的另一个原因是无休止的工作让她失去了生活。而生活和表演应该是一体的。一个敏感的人会发现,生活本身的能量,太大了。桂纶镁也深知来自生活的诗意。比如她有时候看母亲的情绪反应:哇,怎么会是这样的,情绪原来有这么多种表达方式。她发现,一旦失去生活,表演容易陷入惯性——似乎只有一种情绪表达方式。
她选择去法国上了一个月的表演课。她喜欢法国,慢悠悠、闲适,随时背个包跳上火车,奔向充满阳光的南部。
第一次去法国是凭借交换生身份。当时女大学生桂纶镁一口气读了很多哲学书。冲击她最大的是加缪的《异乡人》。“书中主角的母亲过世,他居然没有痛哭。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是太不孝顺了,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哭。”桂纶镁说这本书好像是她的朋友,“让我觉得,人应该跟着自己的心性和情感走。不是每个人的心理节奏都一样的。”
那次回到台湾之后,她开始感受到自由。原本她要分配给家人、朋友的时间,她有勇气留给了自己。“你不一定要把自己的天空切割掉,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节奏。不一定要跟着主流价值走。”
不知道从几岁起,桂纶镁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希望自己内心平和。很可能是因为她表面上静,内心老容易起火。
她欣赏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表演,外形不动声色,底下藏着好多情绪。
休息结束后,她心静了很多。她接了一部戏叫《德布西森林》,先是丢掉自己的脑子,再把自己丢到一个森林里。“我觉得演得还不错,很难得,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我一向对自己都太严苛,身边的人觉得还不错,我都看到太多缺点。但这次我看到自己眼睛里有了一些故事。”说完,她两只掌心覆住脸颊,害羞起来,“这样称赞自己好吗?哈哈。其实我很少赞美自己。”
还是爸爸最懂女儿。向来严苛的爸爸有一次在女儿桌上留了一张便条,便条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笑脸,下面是很大的衣服、很大的裤子。“他好可爱,画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图片,放在我桌上:这就是你。”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