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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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785-1840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叙事逻辑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以1814年为时间分界点,《泰晤士报》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经历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叙事逻辑转向.前者以建构为宗旨,借助新闻从宏观层面将“陌生而古老”的中国地理坐标、人文风俗等讯息勾勒出来,以达到传播“新鲜异闻”的目的 ,为英国读者初步搭建关于中国的空间想象;后者以“及时”为宗旨,从时间脉络梳理中英贸易近事、凸显冲突的紧急态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两种叙事逻辑虽各有侧重,但趋于交融,为英国政府及英国民众了解中国提供了认知路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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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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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785-1840年《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叙事逻辑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以1814年为时间分界点,《泰晤士报》对近代中国早期报道经历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叙事逻辑转向.前者以建构为宗旨,借助新闻从宏观层面将“陌生而古老”的中国地理坐标、人文风俗等讯息勾勒出来,以达到传播“新鲜异闻”的目的 ,为英国读者初步搭建关于中国的空间想象;后者以“及时”为宗旨,从时间脉络梳理中英贸易近事、凸显冲突的紧急态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两种叙事逻辑虽各有侧重,但趋于交融,为英国政府及英国民众了解中国提供了认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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