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裱画师 刘长安
　　“三分画七分裱”,裱画既能让书画作品锦上添花,也能让它佛头着粪。一个优秀的裱画师不仅仅是手艺人,更是艺术家,许多著名书画家与技艺高强的裱画师往往朋友相称,琴瑟与合。
　　
　　1月初的北京,阳光静静地洒在残雪上。从地铁10号线太阳宫站出来,拐两个弯,在一条僻静小路的临街平房前停下。门口挂着个有些旧的牌子——“裱画”。这就是刘长安的雅集山房画廊。一大一小两间屋不过百来平米。大屋被两个工作台挤得满满的,四周的墙上挂满了装裱完毕的字画。
　　午后的光线很柔和,洒在案台和那些纸制品上,带着一丝温暖的气息。刘长安穿着防寒服,坐在阳光下。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人就是我们要寻访的裱画界高手。
　　
　　“反传统”的裱画师
　　
　　用时髦的话来说,刘长安很“潮 ”。
　　和许多民间手工艺人相比,刘长安无疑是个另类。他说:“其实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传统的工艺”。
　　对于一个讲求手上技能和传统继承的行当,这样说不是自砸招牌么?
　　 “我们应该更多地借助现代的辅助工具让装裱装得更好。”在这位“新潮”的老裱画师看来,有些传统的工具甚至工序在今天都完全可以被机械所代替。为了佐证,他拿起两把不同材质的裁尺,这在裱画中是用于方正画心和裁配画料。“就说这尺子吧,以前都是木质的,中间是木头,两边贴竹条,拼命刮得倍儿直。但现在你看我们用的这种塑料尺子,机器车出来的,怎么都比以前自己用木头制作出来的更精确。”
　　 刘长安听说我们要来,“凌晨5点才睡下,看了很多其他人讲的东西,也想想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刘长安没有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裱画技艺、工序上的诀窍奥秘,他想的和别人并不一样——用机械将裱画师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更有精力投入于那些机械干不了真正需要手上精湛技法的工序上。“以后可能核心的10%或是20%是手工的,其他的都是标准化的东西,精髓还在,但是更加先进和标准。”
　　在刘长安看来,裱画是一个知识的积累,每件画作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我裱画30多年,但现在也还有没见过的问题,只有碰到了才能去解决。”
　　刘长安最擅长的是古书画修复揭裱,这是裱画中的最高技艺了,极其复杂费工。要经过清洗、揭背、补残、全色等多道工序,清洗的主要目的是去除画心上沾有的灰尘、霉斑、污渍等。遇到有些油渍、霉斑过重的藏品还需要用少量的双氧水去除,甚至还需要进行实验后才能找到去除污渍的洗涤剂,绝不能让画作受到损害是首要原则。
　　揭取“命纸”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需要认真细腻到不容有半点闪失的地步。全色则最体现裱画师自身文化素养,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作品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破洞,不仅要采用质地类似的材料修补,而且补色深浅要考虑氧化后的效果。字画断白处还要补笔以还其真迹全貌,这是最见功力的部位,不仅要有要有娴熟的技巧还要深厚的美术功底,对各个时代不同画派风格及特点都要有所掌握。
　　曾经一个客户拿了幅被画上红色线条的画来修补。因为用传统洗的方法都洗不掉,客户找了很多地方都说修不了,后来找到了雅集山房。不能伤画是修复的首要原则。“我就给客人说,你别着急,我得一点点试验。”摸索了很长时间,调出了配方,直到万无一失,刘长安才小心翼翼地把画作上的红线一点一点洗去。效果出人意料,似乎那条破坏画面的红线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客人非常满意。
　　尽管这样,但刘长安对自己还是不满意:“我有一点不足,没有专业的美术基础。尽管有些时候我补的窟窿我自己回头都找不到,也可以算得上天衣无缝,但下一次全色的时候,心里还是忐忑,因为我并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做到完美无缺。”
　　
　　倔老头的愿望
　　
　　用一个字来形容,老爷子挺“倔”。
　　这种“倔”在几十年前他十几岁和母亲学裱画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跟着母亲做了没多久就自己摸索了,因为母亲都是跟着老师傅学的,老师傅怎么教的就怎么做。很多创新的就只有自己来了。”一次他接了个裱丈二(4米左右)大幅画作的活,母亲数落他,说“这活老师傅也得几个人搭着做,你一个人做不来的,只会浪费东西。”那时候还是“小刘师傅”的刘长安倔劲儿一上来,找了间房埋头自己做,“所有的工序都是自己一人完成。”回头拿回去给母亲一看,老太太也挺惊讶的,说:“小子,你还真能啊!”
　　几十年后回想起当初的这一段,刘长安依旧描绘得绘声绘色。后来他自己接了很多老画,文史馆的,诸路名家的,数不胜数。去年有个客人,从西安千里迢迢开车来到北京,慕名要让刘长安修复装裱一幅刚从拍卖行买下的古画。可惜当时刘长安得了脑血栓正在住院,有心无力,最后客人抱憾而去。
　　虽说一段装裱佳话由此错失,但这种“宾主定当预为酌定装式,彼此意惬,然后从事,则两获令终之美”的感觉是刘长安理想中的状态。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在宣纸和绢素上所作的书画,不便观赏、流传和收藏,只有经过装裱完成后才能代代流传。他不只一次给我们提到宋代,那时,书画装裱工艺已趋于完善,涌现出了一批书画装裱艺术家。宋朝,装裱师的地位相当高,其中高手也与当时的书画大家是很好的朋友。
　　 问及现在生意的好坏,刘长安笑笑,说凑合吧,话里却有些不平。“除了北京,我也去过淮北和其他一些裱画之乡看过,但现在的裱画师普遍水平不高。”用刘长安的话说,“真正要装裱到位是门学问。裁缝好做,设计师没几个。”
　　或许不能断言这个行当已经没落,但是大量低水平工匠却让这行里真正的高手难以生存,“很多人不理解,说别人只收20你怎么要收200?大家都在纠缠于这个价格,但个中的区别却很少有人去真正在意。”
　　“但不挣钱也得一板一眼给人做好啊,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头发花白的刘长安拿着排笔在字幅上刷浆子,他的徒弟有时候也会埋怨他要求太过认真以至没什么利润,他总是用这句话教育弟子们。如今,徒弟们也都学会了他这句口头禅。
　　他的手有些哆嗦,这是去年患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实际上这位有30多年裱画经验的老师傅现在自己亲自动手的时候已经不多了,绝大多数时候,刘长安都在指导3个徒弟。“原来的手法比这可是快多了,这行就就讲究个手工功夫,现在真的老了。”他笑着自嘲,话里透着几分无奈。
　　离开的时候,刘长安一直把我们送上车,微笑着。下午4点多钟,冬季的北京已经夕阳西沉,但阳光依旧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