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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过程中，因为主客观原因，难免会出现改革发展中的工作失误及其他问题，需要我们理性对待之。同时，应正确区分哪些是为公之失，即为“公错”，哪些是为私之过，即为“私罪”。笔者认为，前者应是顺应改革发展的客观出罪，后者是背离改革发展的主观入罪，笔者将在下文悉数释之。
关于“公错”与“私罪”的具体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成统一，但还是有据可循的。其实，早在宋朝范仲淹就留有政训：“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有学者理解为：为政必须坚持原则，勇于担当，不怕得罪人，而个人操守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也有学者认为，“公罪”，即出于公心，为国为民谋利而受到的怪罪，要勇于承受。“私罪”，即以权谋私，为个人捞取好处的罪，应坚决予以避免。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并不影响二种解释内容上的一致性，至于“公罪”与这里的“公错”，在本文所涉面，并无实质差别。两种解释都侧重表现“公错”与“私罪”的某个方面，但也正是我们以此之偏概括彼此之全的例证。一言以蔽之，“公错”，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致错误——客观出罪；“私罪”，应该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致罪责——主观入罪，凡符合此种条件，均可囊括。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公错”与“私罪”，是衡量职务犯罪利益天平的砝码。
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领导者、决策者、执行者往往身负要职，最易滋生腐败。如今，打击腐败声音不绝于耳，打击腐败力度掷地有声，全国上下刮起的反腐败狂潮更是一浪接着一浪。作为打击腐败强有力的助手——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厘清“公错”和“私罪”界限，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系列问题，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以纯洁改革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防止公错私纠，私罪公断，为改革发展扫清障碍。
事实上，“公错”和“私罪”表现形式多样，表现内容庞杂，很多时候并非完全界限分明，不可一概而论。2013年以来，刑事司法错案以史无前例的势头（数量、质量等）陆续被深挖继而被平反。究其原因，多是执法、办案、审判人员的职务行为所引起，也正是“公错”与“私罪”界限错综复杂的突出表现。
以“张氏叔侄冤案”为例，涉嫌2003年一起奸杀案被羁押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于2013年3月26日被宣布无罪，并给予释放，予以国家赔偿。性质上不是职务犯罪的杀人冤案，却因职务犯罪而起。这起始于举报，而侦查人员在不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瞎编乱造，刑讯逼供，穿插监狱牢头狱霸等人员虐待被监管人员，审判人员证据认定、审判方面的重大过失的冤案，又从侧面反映出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司法不透明，疑罪从有理念没有转换等。说到底，就是从侦查人员的“私罪”（刑讯逼供）开始，形成误导，“公错”（形成审判等相关人员判断失误假象）因此酝酿。“私罪”、“公错”逐步演绎，进而放大，受“私罪”牵连，审判人员逐渐信以为真，放松警惕，以为证据缺招，就忽视对证据的进一步核实，对被告人庭上辩解不但不引起重视，反而认为被告人不知悔改，态度恶劣等，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一起冤案便凭空而出。原本不可归责于审判人员的“公错”，在此演变成应当被归责的“私罪”，但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罪”。因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以致“私”而不私，“公”而不公，“私罪”导演“公错”，“公错”上演“私罪”，“私罪”与“公错”交错“演绎”。
这一“中间地带”，即对履行相关公职行为该审查不审查或不认真审查，该督办不督办或不认真督办等能省则省，睁只眼闭只眼，同样应归责于当事人自己履职不力，仍属于“私罪”范畴，在刑事司法上，称渎职侵权，就是职务犯罪上存在的两个术语“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之一。于是乎，在职务犯罪“私罪”界定上就将贪污贿赂型犯罪（或可理解成狭义上的“私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牟私利之类），这与以上两类学者所举类吻合，及贪污贿赂型和渎职侵权型犯罪（或可理解为广义上的“私罪”，字面意义不足以涵盖“私罪”的所有情形情况下，需要进行不超过其字面意义上的扩大解释）。需要加以甄别。
在“公罪”的认定上，我们同样要加以区别对待，受制于主观能动性的差异及客观情况的突变，需要区分是职务行为中正常的工作失误，还是因为为民请命或为国建言献策所受责难（此为公民言论自由的集中表现）。但凡职务行为失误在行为当时正常情况下难以避免，发表言论不损国家、社会、他人利益，反而利国利民，就应该认定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公错”。同时，基于“公错”超过一定幅度，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难保“公错”上升到“私罪”层面，进行刑罚规制。这样一来，在表现形式上就容易区分了，界限就没那么模糊了。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公错”与“私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公错”与“私罪”主要区别在于：“公错”，不可归责于自己，“私罪”应该归责于自己；“公错”具有不可罚性，“私罪”罚当其罪；“公错”顺应改革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私罪”背离改革发展的趋势，是禁止的；“公错”表现为客观失误或因公怪罪，“私罪”表现为主观罪责或贪渎之风；“公错”在错误中成长，“私罪”在错误中消亡；失了“公罪”，改革将倒退或停滞；没了“私罪”，改革将前进并延续。
如此大费周折地界定“公错”和“私罪”，就是为了防止将不可归责于当事者的“公错”，胡乱的认定為应该归责于当事者的“私罪”，而把应该归责于当事者的“私罪”，错误的认定为不可归责于当事者的“公错”。在改革发展带动下的职务犯罪预防改革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斯防范。
第一，坚持疑罪从无。“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坚持疑罪从无的观念，首先应秉承“重证据，轻口供”的理念，注重真实合法性的证据的收集和口供的来源，用证据说话来查办审案，以证据核实口供，查无证据不可信，查有证据亦不可轻信，确保口供、证据合法链接。在此基础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并贯彻落实到判决之前的每一个环节，只有证据确实充分，当时的情况下再找不到任何疑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情况下，方可定罪量刑，对于有疑点的案件，又无新的证据可以支撑，则作无罪化处理，防止不应该的“私罪”的发生。 第二，维护程序正义。最高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撰文称，“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程序法定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准绳。“最后”说明不是“唯一”，包括立案前侦查到立案后判决前的每一个阶段性过程，都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规则，不可越“雷池”一步。现实司法实践中，程序法定并未完全植根司法，而坚不可摧，这是不正义的，势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避免职务行（下转第111页）（上接第109页）为“私罪”泛滥，影响司法公正。
第三，恪守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法律底线不可冲破。一旦失底，法治国家的法治功能将大打折扣，冤假错案则会甚嚣尘上，势必动摇法律的根基，法律秩序也将陷入混乱，必须加以规制。严格罪行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惩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类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使“私罪”不至于引发“公错”，并不正常地上升为“私罪”，让每一起案子的定性都于法有据，是得民心，树法威之必要原则。
第四，保持司法独立。孟德斯鸠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学说，意在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相互制约，互相制衡，保持三权独立，持久和平。实践中，本应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公、检、法三机关，却多“穿一条裤子”，怕得罪，严重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在此情况下，进行司法自制，步履蹒跚，尤显困难。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司法改革，首改司法独立，要不怕得罪人，即犯“公错”，还要敢于犯“公错”，坚决排除一切妨碍司法独立的壁垒，唯法至上，这才是司法的常态。
第五，落实监督跟上。法律监督作为维护程序正义，保持司法独立，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法律武器，从立案、侦查、审判上都要狠抓落实，以使罪责刑相适应。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实效性却不显著，且接连呈现出空白状态，不得不令人反思。强化检查监督，必须转变思维，将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予以挂钩，有利于纯洁职务行为，无论对于“公错”的发生，还是“私罪”的预防，都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
置身于改革发展的洪流，时而遭受狂风巨浪的冲击，时而经历风平浪尽的和谐，发展就是这样一种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这个职务行为推进改革发展全面深化过程中，“公错”、“私罪”来回穿梭，交错上演。也正因如此，成就了一批不唯上、只为公的勇士，打击了一批私利泛滥，贪赃枉法之徒，发挥了刑事司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推动了改革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最终促进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伍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
关于“公错”与“私罪”的具体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成统一，但还是有据可循的。其实，早在宋朝范仲淹就留有政训：“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有学者理解为：为政必须坚持原则，勇于担当，不怕得罪人，而个人操守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也有学者认为，“公罪”，即出于公心，为国为民谋利而受到的怪罪，要勇于承受。“私罪”，即以权谋私，为个人捞取好处的罪，应坚决予以避免。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并不影响二种解释内容上的一致性，至于“公罪”与这里的“公错”，在本文所涉面，并无实质差别。两种解释都侧重表现“公错”与“私罪”的某个方面，但也正是我们以此之偏概括彼此之全的例证。一言以蔽之，“公错”，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致错误——客观出罪；“私罪”，应该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致罪责——主观入罪，凡符合此种条件，均可囊括。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公错”与“私罪”，是衡量职务犯罪利益天平的砝码。
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领导者、决策者、执行者往往身负要职，最易滋生腐败。如今，打击腐败声音不绝于耳，打击腐败力度掷地有声，全国上下刮起的反腐败狂潮更是一浪接着一浪。作为打击腐败强有力的助手——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厘清“公错”和“私罪”界限，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系列问题，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以纯洁改革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防止公错私纠，私罪公断，为改革发展扫清障碍。
事实上，“公错”和“私罪”表现形式多样，表现内容庞杂，很多时候并非完全界限分明，不可一概而论。2013年以来，刑事司法错案以史无前例的势头（数量、质量等）陆续被深挖继而被平反。究其原因，多是执法、办案、审判人员的职务行为所引起，也正是“公错”与“私罪”界限错综复杂的突出表现。
以“张氏叔侄冤案”为例，涉嫌2003年一起奸杀案被羁押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于2013年3月26日被宣布无罪，并给予释放，予以国家赔偿。性质上不是职务犯罪的杀人冤案，却因职务犯罪而起。这起始于举报，而侦查人员在不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瞎编乱造，刑讯逼供，穿插监狱牢头狱霸等人员虐待被监管人员，审判人员证据认定、审判方面的重大过失的冤案，又从侧面反映出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司法不透明，疑罪从有理念没有转换等。说到底，就是从侦查人员的“私罪”（刑讯逼供）开始，形成误导，“公错”（形成审判等相关人员判断失误假象）因此酝酿。“私罪”、“公错”逐步演绎，进而放大，受“私罪”牵连，审判人员逐渐信以为真，放松警惕，以为证据缺招，就忽视对证据的进一步核实，对被告人庭上辩解不但不引起重视，反而认为被告人不知悔改，态度恶劣等，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一起冤案便凭空而出。原本不可归责于审判人员的“公错”，在此演变成应当被归责的“私罪”，但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罪”。因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以致“私”而不私，“公”而不公，“私罪”导演“公错”，“公错”上演“私罪”，“私罪”与“公错”交错“演绎”。
这一“中间地带”，即对履行相关公职行为该审查不审查或不认真审查，该督办不督办或不认真督办等能省则省，睁只眼闭只眼，同样应归责于当事人自己履职不力，仍属于“私罪”范畴，在刑事司法上，称渎职侵权，就是职务犯罪上存在的两个术语“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之一。于是乎，在职务犯罪“私罪”界定上就将贪污贿赂型犯罪（或可理解成狭义上的“私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牟私利之类），这与以上两类学者所举类吻合，及贪污贿赂型和渎职侵权型犯罪（或可理解为广义上的“私罪”，字面意义不足以涵盖“私罪”的所有情形情况下，需要进行不超过其字面意义上的扩大解释）。需要加以甄别。
在“公罪”的认定上，我们同样要加以区别对待，受制于主观能动性的差异及客观情况的突变，需要区分是职务行为中正常的工作失误，还是因为为民请命或为国建言献策所受责难（此为公民言论自由的集中表现）。但凡职务行为失误在行为当时正常情况下难以避免，发表言论不损国家、社会、他人利益，反而利国利民，就应该认定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公错”。同时，基于“公错”超过一定幅度，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难保“公错”上升到“私罪”层面，进行刑罚规制。这样一来，在表现形式上就容易区分了，界限就没那么模糊了。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公错”与“私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公错”与“私罪”主要区别在于：“公错”，不可归责于自己，“私罪”应该归责于自己；“公错”具有不可罚性，“私罪”罚当其罪；“公错”顺应改革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私罪”背离改革发展的趋势，是禁止的；“公错”表现为客观失误或因公怪罪，“私罪”表现为主观罪责或贪渎之风；“公错”在错误中成长，“私罪”在错误中消亡；失了“公罪”，改革将倒退或停滞；没了“私罪”，改革将前进并延续。
如此大费周折地界定“公错”和“私罪”，就是为了防止将不可归责于当事者的“公错”，胡乱的认定為应该归责于当事者的“私罪”，而把应该归责于当事者的“私罪”，错误的认定为不可归责于当事者的“公错”。在改革发展带动下的职务犯罪预防改革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以斯防范。
第一，坚持疑罪从无。“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坚持疑罪从无的观念，首先应秉承“重证据，轻口供”的理念，注重真实合法性的证据的收集和口供的来源，用证据说话来查办审案，以证据核实口供，查无证据不可信，查有证据亦不可轻信，确保口供、证据合法链接。在此基础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并贯彻落实到判决之前的每一个环节，只有证据确实充分，当时的情况下再找不到任何疑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情况下，方可定罪量刑，对于有疑点的案件，又无新的证据可以支撑，则作无罪化处理，防止不应该的“私罪”的发生。 第二，维护程序正义。最高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撰文称，“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程序法定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准绳。“最后”说明不是“唯一”，包括立案前侦查到立案后判决前的每一个阶段性过程，都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规则，不可越“雷池”一步。现实司法实践中，程序法定并未完全植根司法，而坚不可摧，这是不正义的，势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避免职务行（下转第111页）（上接第109页）为“私罪”泛滥，影响司法公正。
第三，恪守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法律底线不可冲破。一旦失底，法治国家的法治功能将大打折扣，冤假错案则会甚嚣尘上，势必动摇法律的根基，法律秩序也将陷入混乱，必须加以规制。严格罪行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惩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类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使“私罪”不至于引发“公错”，并不正常地上升为“私罪”，让每一起案子的定性都于法有据，是得民心，树法威之必要原则。
第四，保持司法独立。孟德斯鸠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学说，意在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相互制约，互相制衡，保持三权独立，持久和平。实践中，本应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公、检、法三机关，却多“穿一条裤子”，怕得罪，严重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在此情况下，进行司法自制，步履蹒跚，尤显困难。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司法改革，首改司法独立，要不怕得罪人，即犯“公错”，还要敢于犯“公错”，坚决排除一切妨碍司法独立的壁垒，唯法至上，这才是司法的常态。
第五，落实监督跟上。法律监督作为维护程序正义，保持司法独立，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法律武器，从立案、侦查、审判上都要狠抓落实，以使罪责刑相适应。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实效性却不显著，且接连呈现出空白状态，不得不令人反思。强化检查监督，必须转变思维，将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予以挂钩，有利于纯洁职务行为，无论对于“公错”的发生，还是“私罪”的预防，都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
置身于改革发展的洪流，时而遭受狂风巨浪的冲击，时而经历风平浪尽的和谐，发展就是这样一种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这个职务行为推进改革发展全面深化过程中，“公错”、“私罪”来回穿梭，交错上演。也正因如此，成就了一批不唯上、只为公的勇士，打击了一批私利泛滥，贪赃枉法之徒，发挥了刑事司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推动了改革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最终促进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伍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