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她婚后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和惯例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中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都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
　　 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实际上只享受不工作，丈夫去世后还享受其待遇。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
　　 在张闻天被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70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40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看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 作者：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