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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一场浩劫。1966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形势下，曾经积极投入到运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看清了“文革”的实质。本文是笔者“文革”初的一段经历，提供读者研究参考。
1966年10月下旬，晚秋的中国，风不平浪不静，从北京串连带回“革命火种”的各地学生都在酝酿大的动作。上海，一批在九四事件串连认识的大学红卫兵，正在加紧筹划市一级红卫兵组织。
筹备会议于11月2日在人民公园召开。来自四所大学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名学生参加了会议。开会要先读语录，这是规矩，我们念的是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读着这张大字报，我们仿佛看到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在向千军万马做战斗动员令，我们也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名小兵啊！
会上有人提议把司令部设在巨鹿路691号。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私业医生。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反修楼”与“反到底”兵团红卫兵许云飞见了面。
许云飞原是一司红卫兵，他们去抄家，他不愿去，被一司开除了。他就自己组织红卫兵。
许云飞是天生的演说家，一说话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了我们：
“红卫兵战友们，我们选定了工学运动，这条路选得好，选得对！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胜利之路！
我们一鼓作气，在“反修楼”宣布成立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
11月5日晚，我们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包炮串联了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开预备会，商量明天“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名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工人姓名，我们记下名字，然后去通知他们。
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起步较早，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特批40万上海工人从“四清”直接转入“文化大革命”。早在6月，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就贴出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设在愚园路311号一幢小洋房里，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扫“四旧”时，是红卫兵用一纸勒令把房主赶走了。
11月6日下午。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代表陆续到达“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有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等。
我与周谷声、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林翌、许云飞等炮司红卫兵参加了这次串连会。
会议一开始，潘国平、谢鹏飞等人争先恐后地说厂党委、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说的和听的都哭了，会议在一片嘤嘤啜泣声中进行。
周谷声噙着满眶热泪，激动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用血和泪控诉了上海黑市委的累累罪行，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决心向你们学习，和你们一起把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倒，把上海市委、华东局的问题彻底弄清，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陈阿大忘情地把手一举：“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激情之余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在11月9日召开一个控诉上海市委的大会，同时向社会宣布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提出，热情洒脱的林翌便一揽子包下来：“你们司令部设在我们司令部里，我们还有电话。”
潘国平亲兄弟般地捶林翌几拳：“到底是老朋友！”
散会了，工人走光了，许云飞把我们留下来，谈了他的顾虑。他不熟悉这些工人，有的是第一次见到。今天，他来晚了一些。他来的时候，工人已经在谈筹备会议了，要审查这些人。他是红五类出身，有些害怕，不要弄了半天，让坏人混进“工总司”。
包炮表示支持：“许云飞说得对，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有必要对核心成员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劣迹，立即开除。你们炮司出人，我们出介绍信。”
我们的图章没有刻好，只能借用他们的介绍信。我们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十七个工人的调查（参加“串联会”的十七家工厂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工总司”核心小组）。
11月7日凌晨，王洪文等十几个工人，扛着一匹匹红布，挟着寒风，敲开了我们的门。“到布店造反来的”，王洪文说。我们把他们让在沙发上休息，也许是太累了，这些工人一会儿就打起呼噜，进入梦乡。许云飞拿起男宿舍仅有的几条棉被，轻手轻脚盖在工人们的身上。
“谁？”一个工人朦胧中睁开眼，一看是红卫兵为他盖棉被，顿时激动得握住许云飞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天刚破晓。一个个“政审”小组就悄悄地从巨鹿路出发了。王洪文他们还在睡梦中，我们没有吵醒他们。
许云飞和一个男生到上钢三厂调查戴祖祥，他们很仔细，找了许多人谈话，有厂领导，也有和戴祖祥一个班组的工人，有人反映其人有偷窃行为。许云飞毫不留情地决定把戴祖祥开除出核心组。江必雄调查陈阿大。调查王洪文的是我和周谷声。我俩都是在昨天会议上刚刚认识王洪文的，对他一无所知。同一天，我们还要调查黄金海，时间较紧，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去。
我不会骑自行车，读书时在操场上学过两次自行车，从来没有上过街，为了抢时间，只好冒一下险了。我在里挡，周谷声在外档，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我觉得挺刺激好玩，他却紧张得把心提在喉咙口。
骑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外滩、外白渡桥、提篮桥，沿着杨树浦路到底，国棉十七厂到了。
我们进厂后，没有立即找工作组，先浏览一下大字报，看看有没有写王洪文个人品质的大字报，没有发现。
我提出找工作组，他们是王洪文的对立面，如果王洪文有什么问题，他们不会不说。
言之有理，周谷声点头称是。
我们踏进一间整洁的办公室，一个四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面目可亲的工作组组长施惠珍接待我们。 她亲切地和我们握握手，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热茶。
我们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了解王洪文有没有劣迹。
“王洪文同志出身苦，当过兵。复员到我厂后工作表现一般。”施惠珍简略地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后，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王洪文在“文革”中的表现，从他第一个写厂党委大字报说起，一直说到他组织赶工作组。因为是她亲身经历，说得比较细。
周谷声不断向我眨眼晴，意思是说：施惠珍说的这些事，正好说明王洪文造反精神足，不能说明王洪文有什么问题。
“施惠珍同志，王洪文有没有判过刑，蹲过监狱？”我问。我们最怕这事，如果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混进“工总司”，“工总司”就不纯了。答复很明确：“没有。”
我和周谷声同时松了一口气，我用眼睛使了一个“可以走”的眼神，周谷声看懂了。我们一起站起来，向施惠珍告别。热情好客的施惠珍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一直叮咛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她。
从国棉十七厂出来，我们急急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不巧碰上了厂休，厂内空无一人。
我非常沮丧，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挪不动了。
周谷声也很失望，但又不甘心白来，他说：“你去问问看门的工人吧，问总比不问好。”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工人同志，我们向侬打听一个人，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黄金海的人？”
“有，你们明天来。”
“明天我们没有空，侬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判过刑、关过牢？”
“没有”，老工人干脆利落地说。
一块石头落地，就凭门卫一句话，黄金海也进了核心组。
11月7日晚，我们和包炮把“工总司”核心小组的名单定下来了，除了戴祖祥和神秘的岑麒麟（他是保密厂的技术员，中共党员，地址保密，我们无从调查他，只好“忍痛割爱”）“政审”没有通过，其余十五个草莽好汉以“工总司”核心组成员的身份住进了巨鹿路691号。巨鹿路又成了“工总司”的司令部。
潘国平，二十岁，复员军人，风度不凡，穿一身军便服，说一口北京话，常被人误认为北京红卫兵，他被推选为负责人。
王洪文，三十一岁，讲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老练持重，清秀端庄。由于他是核心组唯一的中共党员，也被推选为负责人。
11月7日晚。“工总司”核心组成员和“炮司”红卫兵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巨鹿路691号召开，许云飞简略地介绍了我们“政审”的情况，“工总司”核心组表示完全同意。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1966年10月下旬，晚秋的中国，风不平浪不静，从北京串连带回“革命火种”的各地学生都在酝酿大的动作。上海，一批在九四事件串连认识的大学红卫兵，正在加紧筹划市一级红卫兵组织。
筹备会议于11月2日在人民公园召开。来自四所大学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名学生参加了会议。开会要先读语录，这是规矩，我们念的是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读着这张大字报，我们仿佛看到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在向千军万马做战斗动员令，我们也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名小兵啊！
会上有人提议把司令部设在巨鹿路691号。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私业医生。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反修楼”与“反到底”兵团红卫兵许云飞见了面。
许云飞原是一司红卫兵，他们去抄家，他不愿去，被一司开除了。他就自己组织红卫兵。
许云飞是天生的演说家，一说话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了我们：
“红卫兵战友们，我们选定了工学运动，这条路选得好，选得对！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胜利之路！
我们一鼓作气，在“反修楼”宣布成立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
11月5日晚，我们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包炮串联了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开预备会，商量明天“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名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工人姓名，我们记下名字，然后去通知他们。
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起步较早，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特批40万上海工人从“四清”直接转入“文化大革命”。早在6月，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就贴出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设在愚园路311号一幢小洋房里，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扫“四旧”时，是红卫兵用一纸勒令把房主赶走了。
11月6日下午。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代表陆续到达“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有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等。
我与周谷声、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林翌、许云飞等炮司红卫兵参加了这次串连会。
会议一开始，潘国平、谢鹏飞等人争先恐后地说厂党委、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说的和听的都哭了，会议在一片嘤嘤啜泣声中进行。
周谷声噙着满眶热泪，激动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用血和泪控诉了上海黑市委的累累罪行，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决心向你们学习，和你们一起把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倒，把上海市委、华东局的问题彻底弄清，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陈阿大忘情地把手一举：“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激情之余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在11月9日召开一个控诉上海市委的大会，同时向社会宣布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提出，热情洒脱的林翌便一揽子包下来：“你们司令部设在我们司令部里，我们还有电话。”
潘国平亲兄弟般地捶林翌几拳：“到底是老朋友！”
散会了，工人走光了，许云飞把我们留下来，谈了他的顾虑。他不熟悉这些工人，有的是第一次见到。今天，他来晚了一些。他来的时候，工人已经在谈筹备会议了，要审查这些人。他是红五类出身，有些害怕，不要弄了半天，让坏人混进“工总司”。
包炮表示支持：“许云飞说得对，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有必要对核心成员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劣迹，立即开除。你们炮司出人，我们出介绍信。”
我们的图章没有刻好，只能借用他们的介绍信。我们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十七个工人的调查（参加“串联会”的十七家工厂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工总司”核心小组）。
11月7日凌晨，王洪文等十几个工人，扛着一匹匹红布，挟着寒风，敲开了我们的门。“到布店造反来的”，王洪文说。我们把他们让在沙发上休息，也许是太累了，这些工人一会儿就打起呼噜，进入梦乡。许云飞拿起男宿舍仅有的几条棉被，轻手轻脚盖在工人们的身上。
“谁？”一个工人朦胧中睁开眼，一看是红卫兵为他盖棉被，顿时激动得握住许云飞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天刚破晓。一个个“政审”小组就悄悄地从巨鹿路出发了。王洪文他们还在睡梦中，我们没有吵醒他们。
许云飞和一个男生到上钢三厂调查戴祖祥，他们很仔细，找了许多人谈话，有厂领导，也有和戴祖祥一个班组的工人，有人反映其人有偷窃行为。许云飞毫不留情地决定把戴祖祥开除出核心组。江必雄调查陈阿大。调查王洪文的是我和周谷声。我俩都是在昨天会议上刚刚认识王洪文的，对他一无所知。同一天，我们还要调查黄金海，时间较紧，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去。
我不会骑自行车，读书时在操场上学过两次自行车，从来没有上过街，为了抢时间，只好冒一下险了。我在里挡，周谷声在外档，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我觉得挺刺激好玩，他却紧张得把心提在喉咙口。
骑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外滩、外白渡桥、提篮桥，沿着杨树浦路到底，国棉十七厂到了。
我们进厂后，没有立即找工作组，先浏览一下大字报，看看有没有写王洪文个人品质的大字报，没有发现。
我提出找工作组，他们是王洪文的对立面，如果王洪文有什么问题，他们不会不说。
言之有理，周谷声点头称是。
我们踏进一间整洁的办公室，一个四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面目可亲的工作组组长施惠珍接待我们。 她亲切地和我们握握手，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热茶。
我们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了解王洪文有没有劣迹。
“王洪文同志出身苦，当过兵。复员到我厂后工作表现一般。”施惠珍简略地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后，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王洪文在“文革”中的表现，从他第一个写厂党委大字报说起，一直说到他组织赶工作组。因为是她亲身经历，说得比较细。
周谷声不断向我眨眼晴，意思是说：施惠珍说的这些事，正好说明王洪文造反精神足，不能说明王洪文有什么问题。
“施惠珍同志，王洪文有没有判过刑，蹲过监狱？”我问。我们最怕这事，如果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混进“工总司”，“工总司”就不纯了。答复很明确：“没有。”
我和周谷声同时松了一口气，我用眼睛使了一个“可以走”的眼神，周谷声看懂了。我们一起站起来，向施惠珍告别。热情好客的施惠珍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一直叮咛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她。
从国棉十七厂出来，我们急急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不巧碰上了厂休，厂内空无一人。
我非常沮丧，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挪不动了。
周谷声也很失望，但又不甘心白来，他说：“你去问问看门的工人吧，问总比不问好。”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工人同志，我们向侬打听一个人，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黄金海的人？”
“有，你们明天来。”
“明天我们没有空，侬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判过刑、关过牢？”
“没有”，老工人干脆利落地说。
一块石头落地，就凭门卫一句话，黄金海也进了核心组。
11月7日晚，我们和包炮把“工总司”核心小组的名单定下来了，除了戴祖祥和神秘的岑麒麟（他是保密厂的技术员，中共党员，地址保密，我们无从调查他，只好“忍痛割爱”）“政审”没有通过，其余十五个草莽好汉以“工总司”核心组成员的身份住进了巨鹿路691号。巨鹿路又成了“工总司”的司令部。
潘国平，二十岁，复员军人，风度不凡，穿一身军便服，说一口北京话，常被人误认为北京红卫兵，他被推选为负责人。
王洪文，三十一岁，讲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老练持重，清秀端庄。由于他是核心组唯一的中共党员，也被推选为负责人。
11月7日晚。“工总司”核心组成员和“炮司”红卫兵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巨鹿路691号召开，许云飞简略地介绍了我们“政审”的情况，“工总司”核心组表示完全同意。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