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野火
　　1947年，张彻护送张道藩前往台湾，他被当地的热带风光以及民间流传的吴凤取义成仁的故事所感动，创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剧本《阿里山风云》（即《吴凤传》），与张英联合导演，张英那时已是上海国泰公司的导演，执导过《荒园艳迹》，张彻则是第一次挂名导演，当时还只有26岁。
　　张彻，原名张易扬，浙江青田县人，生于杭州，长在上海，一口上海腔，可谓他一生的招牌。张彻出身地主家庭，生长在大宅院中的他，自幼与父母感情淡漠，少小离家，辗转重庆、上海。抗战胜利后，漂泊上海的张彻受到国民党政要张道藩的提拔，然而，他迅速地感知自己无意跻身政治漩涡，接下《阿里山风云》的拍摄工作，期望借此淡出政界。
　　外景队在张彻的率领下，1948年底就到了台湾，却到1949年6月才开拍。该片是台湾摄制的第一部普通话片，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部剧情片在台湾拍摄过。这群注定被写进电影史的开拓者们，原以为只是来出趟外景，还挺高兴地游山玩水，可能还答应了亲朋好友带点土特产品回家。但巨变就在须臾之间，5月27日，他们的来处——上海，解放了。
　　电影还在继续拍。6月，国泰不再是《阿里山风云》的东家，而改由台湾第一家民营制片机构万象影业公司接手。于此同时，这个四十多人的剧组只拿到10张船票。于是，神色凝重地抽签，四十多个人的命运浓缩成几个纸团，混乱地挨在一起。张彻叹了口气，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不回了。
　　然而，张彻的武侠试验片没有不了了之，李翰祥笔下那几位“鼻青脸肿的小哥儿”，也成为了最初的张彻班底。而张家班由一个王羽、半个罗烈为始，以内地的董志华、杜玉明等人为止。弟子六代，中途有聚有散，互敬互爱，又有娶妻生子，渐渐开枝散叶，发展成浩浩荡荡的一群了。
　　独臂刀王狄姜聚首
　　1969年，满眼是张家班早年阵容的告别演出：王羽仍是面目阴冷、脾气暴戾的大师兄，《独臂刀王》之后，师徒再合作已是遥远的1983年；罗烈的外貌几年间日新月异，1964年左右还能称斯文，待到离开张彻，作为狰狞反派登场时，已经形神兼备了。
　　然而，是告别也是新生。《独臂刀王》中，姜大卫和狄龙各为跑龙套一名：俩龙套间并无任何交集，两位爷编年史也可记上这血红的第一笔了。
　　狄龙勇于报考南国训练班，首先要归功于张彻之前的一项改革。浙江口音的张彻导演觉得，新一代香港年轻人已经不会好好说普通话了。为了挽救那些有方言障碍的演员，电影统统采用后期配音。另一个原因是，早前邵氏的何冠昌建议买下启德机场废旧的飞机库，一下子为公司添了四个影棚，但飞机库完全金属构造，不可能用隔音设施。太奇妙了，全金属外壳，传声效果很好，那时的导演都不用喇叭吧，喊一嗓子，四个影棚全部通透了。
　　1969年，狄龙、姜大卫主演《死角》，这是一个开端。在张彻一生导演的97部作品中，两位爷占了其中42部（包括姜大卫的龙套电影），支撑起老爷子的半壁江山。在两位爷合作的28部电影中，仅有10部双双幸存，其余要么死在一起，要么一方为了给对方报仇而死……他们的友情真是“不共戴天”，由电影一路到生活中，都是如此。
　　当时，这两个年轻人住同一个宿舍，姜大卫22岁，狄龙比他长一岁。因为都是很漂亮的小伙子，自然招人喜欢，义务帮他们烧饭的姑娘层出不穷。张彻导演去他们那儿串门，见到屋里有几个志愿者，这个本性很八卦的老头儿“哗”地一声传开了，姑娘们都害羞不来了。从此在吃饭问题上，两位爷只好相依为命，一个人做饭，另一个就洗碗，他们的宿舍，“比起一般男孩子的家，是很干净的。”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君子协定，安排值日表，琐碎地订明规则：比如两个人都抽烟，不要乱弹烟灰之类。 　　《死角》中，有一辆象征着两位爷友情的老爷车，在戏中被砸烂。姜大卫花5000块钱把它买了下来，修复好，颇自得地开着。直到他交了女朋友，姑娘嫌老爷车太引人注目，每次出街都被围观，不得已，这辆车才被半价卖掉。
　　世事如棋局
　　“邵先生平常见我，当然是叫我到他办公室，就算出去喝茶，他照例也都在半岛酒店；这一次，他约我在国宝酒店大堂见面，我自然料到事情几亩，不同寻常。”1970年，一些写进香港电影史的大事件，与张家班的命运走向发生了有趣的交集。
　　邵氏高层邹文怀准备自立门户，关于此人的去留，张彻给了邵逸夫一个字的意见：“放”。对邹文怀，张彻也通过赠字一幅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默许：“知己酒千斗，人情纸半张；世事如棋局，先下手为强。”
　　一年前，邹文怀与张彻、王羽共商大事，三人约定，一起退出邵氏。王羽性格刚烈，先行出走，往台湾等待嘉禾成立。
　　嘉禾开山之作《盲侠大战独臂刀》，借了“独臂刀”系列的余威，依旧由王羽树眼。邵氏方面除了开拍张彻导演，姜大卫、狄龙主演的《新独臂刀》以应战，也将满腹冤屈诉诸法律，直指嘉禾的侵权行为。邵、邹两位老板各自花掉上百万港币的律师费，从影片开拍到放映结束，官司经久不息。张彻和邹文怀也终于做了生命中互为见证的朋友：邹文怀是张彻结婚时的证婚人；张彻则成为这场宾主官司上了法庭的证人。
　　《盲侠大战独臂刀》电影本身，有着关公战秦琼式的荒谬，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港日合拍而导致的分裂结局：安田公义执导的日版，以盲侠杀死独臂刀收尾；而徐增宏拍摄的港版，胜负则刚好与之相反，善解人意地照顾了两地人民的感情。这路数放在今天也不过时，但事到如今，独臂刀手刃盲侠也不能欢愉太久，要赶在片末去自首。《新独臂刀》的票房略胜一筹，在荒谬这方面却没有前瞻性，早该在影片死别的哀戚过后，应观众需求追加一个Happy Ending。
　　生活中的Happy Ending是王羽和姜大卫这对曾经打擂的师兄弟，五年后联合导演并主演了《独臂双雄》，山水有相逢，两个残缺一台戏。
　　当时邵氏的另一个大环境是，1970年方逸华初入邵氏开创采购部。其部门经理，人称Cutting Manager，即“申请单永远cut半”。最为人传诵的段子并非cut掉一辆消防车，那尚属于节俭的范畴；而是发生于李翰祥荣归邵氏后，影片中小朋友吹肥皂泡，需要一元一支的竹筒，申请10支，也被cut掉5支。然而，李翰祥当时已经雇了十个小朋友，他为此深深地纠结了：因为每两个小朋友共享一支竹筒吹泡泡，是不卫生不科学不靠谱的，李翰祚只好罢拍。节省5支竹筒的本意，却意外地省下一部戏。
　　吴宇森要做导演
　　“希望我的老朋友狄龙、姜大卫他们来客串一下，因为友情”，吴宇森对《赤壁》的寄望原本如是，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不太方便”，心愿终究未能达成。
　　吴宇森与两位爷深厚的友情建立于红火的张家班岁月，1972年至1973年间，他做张彻的副导演，待遇不高，每每经济窘困便求助姜大卫，那人有个储钱的竹筒，每次一见吴字森，二话不说就拿起竹筒，把里面的钱哗啦啦全倒在他手里。当昔日的落魄人功成名就，两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姜大卫起初装作不记得这事，但吴字森感恩地屡屡提起，只好开玩笑要他还钱。
　　1972年的《年轻人》缺少男三号，两位爷曾一起租了摄影棚，拉来摄影师和化妆师，想给吴宇森拍一段试镜戏，张彻看到断然拒绝，摆摆手道：“吴宇森不要当演员，吴宇森适合当导演。”只言片语给向着理想挣扎的年轻人莫大鼓舞。
　　李翰祥回归
　　1973年，李翰祥荣归邵氏。对公司而言，无非在炎炎夏日多置一台冷气机，两大导演人各一台：人走到哪里，由场工搬着跟到哪里。对张彻而言，人生从此不无聊，事业上的斗智斗勇无须赘言；贯穿几十年的笔仗花样不断翻新，从个人穿衣风格到香港电影走向，无话题不可争论、不可一较高下——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能吵起来，还能长久吵下去的两个人，往往各方面水准都相近，表面上的一对冤家，本质上其实是知音人来的。
　　这两大导演还有着的共同爱好，都热爱曲艺。据李翰祥自己吐露，除了京剧之外，他尤为喜爱评戏《王二姐思夫》。张彻也爱好京剧，票须生，早年在上海还扮过关公，不太成功，估计是因为票错行当了——明明那么老旦气质的人。四十年代风靡沪内的海派京剧《刺马》，张彻是捧过场的。
　　拍完《刺马》后，姜大卫再也没看过这部戲，只记得张汶祥刺马时“带着仇，带着恨，还有爱”。1992年，七十高龄的张彻在台湾拍摄电视剧版《剌马》，其弟子鹿峰挂名导演，仍由姜大卫主演，但他的角色变为电影版中狄龙饰演的“马新贻”。
　　1973年，与《刺马》同期拍摄的《大海盗》，剧组从清水湾驶船出公海，一个叫陈元龙的19岁武师随浪摇摇晃晃，头晕目眩，狄龙叫了一艘船送他上岸。1974年，经引荐，他战战兢兢地立在张彻面前，老先生只客气地点点头，没有丝毫留意：张家班的“少林系列”正如火如荼，多得是赤膊精壮的小伙子，这一个又有什么特别？此后陈元龙辗转几家公司，主演的电影均票房惨淡，一度离港赴澳在餐馆做工。1976年，陈自强游说他重返影坛，为他改名“成龙”。
　　闯荡台湾
　　1974年6月上旬，张家班在台湾租下泉州街一号的旧国联片场，邵氏的招牌再不能用，导演的姓氏拆开了——长弓电影公司。台湾算不得张彻的福地，初出茅庐时受到的屈辱记忆犹新：拍《阿里山风云》时自己出钱买机票送演员走人；拍《野火》时令人难堪的桃色新闻；写下《高山青》没人记得作者；1957年逃一样地离开台湾岛，站在港岛上像呼出口闷气，天都蓝了。
　　这次回台，不算十足的扬眉吐气衣锦还乡：在邵氏占用6个片场的张家班，缩减为只有45人的外来部队，白手起家的最初阶段，不能有太多累赘。狄龙、姜大卫、傅声并不适应新生活，心心念念地盼着收工返港。而留港的陈观泰和王钟更加手足无措，从此剧本要自己挑，导演要自己选，再没人替自己向公司提条件。如同家人都去旅游了，只留两个孩子看家，衣食住行处处混乱。待张彻在那边落稳脚跟，再拉他们过来，这俩难兄难弟心有余悸的欢喜啊。 　　张家班两大武指刘家良、唐佳，这对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被迫分家。
　　唐佳常叫人有钱就置业，稳居松园的狄龙至今感谢他当年的劝诫；刘家良则耀眼地买下张家班第一辆劳斯莱斯，小巧玲珑的身形坐在里边，车子开起来就像无人驾驶。一个求稳，一个求变，于是有了张彻最后的惋惜：“唐佳一心做好眼前的工作，并无野心；家良则以做导演为目标，屡次脱离邵氏去外面发展。但那时独立制片规模简陋，发展皆不理想，几次离而复返。我同唐佳也都不计较，回来便合作如故。我以‘长弓’名义去台湾拍片，其实只是邵氏的周边，但唐佳不明内情，不想离开邵氏，就只有家良一人随我去了台湾。”
　　长弓公司面对媒体，每年拍片8至12部的胡话迎头砸下。张家班两位副导演联合赶制，连姜大卫、狄龙也要各自执导一片出来。两位爷并不觉得这很胡闹，精力充沛地双双赴澳，电影自顾有暇之余，毫不犹豫地互为对方影片的主演。狄龙感慨他亲爱的新导演“瘦，干瘦”，为姜大卫执导的《吸毒者》勤勤恳恳减肥15磅，化丑妆在台阶上滚来滚去犯毒瘾；而自己拍了自传体的《后生》，想讲出少年晦暗与友谊之光。
　　或老练或生疏，张家班全体苦干实干：当两位爷在澳门拍最后的街景，张彻的《方世玉与洪熙官》、《少林弟子》也完成大半，傅声的俏皮可人继《哪吒》后再掀热潮，张家班向目标前进得有条不紊。票房上一塌糊涂的，是两位爷的《吸毒者》与《后生》，电影本身固然难看得很，情节手法匪夷所思，然而院线不支持同样功不可没——张彻特地交代，长弓公司与邵氏不能自己打自己人，《吸毒者》档期让路《五虎将》合情合理。
　　张彻的新弟子吴栋材在港时便收来，堂堂长江公司的选秀大赛冠军，身材魁梧，相貌忠诚。张导演用月薪两千挖到长弓，亲取艺名时的原话是“不妨霸气一点”：“戚冠军”这三个字就很有纪念意义，也足以让费心费力造就这冠军的对手晕厥。
　　对着个闷闷的戚冠军，让傅声也闷闷。从电影里走出来的哪吒，只好寄情于现实中的风火轮，狂飙他父亲屡禁不止的电单车与跑车。张家班的编剧倪匡，从王羽一代起便预言：“张家班的男主角，有不开快车的吗？”——从影前有过两次受伤纪录的傅声，入行后变本加厉，开快车到驾驶执照都被吊销。
　　傅声的父亲已经无法管束儿子，台湾之行把自家轻狂小子交给姜大卫照顾。两位爷对这少年的管教颇有默契，一严一慈，相映成趣。姜大卫找到成长的快乐，就是可以把更年轻的人约束得紧，然而叛逆期的傅声只信服那慈爱的：把自己的车改成三个响号：高、中、柔。狄龙的车和他的脾气一样，驶得很慢，傅声耐着性子，乖乖地跟在后面。
　　过着大人瘾的姜大卫，自己也很手忙脚乱：匆匆穿着戏服将某段波折恋情带入婚姻殿堂；5个月后迎来甜蜜果实，令他爱也爱不够的第一个女儿。拨长途请张彻取名，对方正陷在年拍一打片的雄心壮志里无暇表态，轻敲耳鼓的却是一贯沉默的狄龙：“反正宝宝是在伊兰台风袭港时出生的，干脆就叫伊兰，多少也有点纪念意义。”那一年，伊兰台风给香港带来及时雨，造福港民。“伊兰伊兰”，用英文念起来也好听，姜大卫很喜欢。又经一位新闻界朋友的指点“伊”不如“依”，终而决定用“依兰”。
　　倾国倾城
　　“记得张彻远在台湾拍片之际，邵氏有消息请我和狄龙回来拍李翰祥执导的《倾国倾城》，我有机会与李翰祥合作，也是第一次演文戏，开心不已；而张彻又乐于放我们回港。拍完《倾国倾城》后，张彻又重返邵氏，我替他主演《少林五祖》等片。張家班的演员又重组，傅声和一些新人孙建、李艺民等人成为新一代的主力，我和狄龙分道扬镳，不再是张家班旗下的演员了。”
　　借演员对张彻而言是件大事，私人对象不能说借就借，除非这人自个儿长腿跑了——叛出师门；或者他不要了，更新换代弃置一边，别人才可随便领走。跟这样的导演借演员，抢桥段，风险和代价都太大了。在这事儿上成功的，只有1972年的程刚和1975年的李翰祥。在他俩之前，有数位折了戟的先驱。1972年邵氏共拍了4部与水浒有关的电影：《水浒传》、《荡寇志》、《快活林》和《林冲夜奔》，张彻不辞辛劳地独揽前3部。台湾导演张曾泽策划拍摄的“大名府”、“一丈青”两段水浒故事，被张彻一句“水浒所有桥段谁都不能动”搁浅途中，邵老板的早前认可形同虚设。张彻执导的3部水浒戏的演员中，岳华和陈观泰都是从别家导演正在进行时的电影里挖来的，使唤得很自如。吴思远携《荡寇滩》来要人，人微言轻不敢说要回，客客气气借陈观泰一天，全部拍特写，电影其他部分用替身——“不要说是一天，一个小时都不会给你。”至于人家的戏怎么办？张导演提出很有建设性的做法：“烧了它。”
　　1974年筹拍《倾国倾城》，李翰祥捂着心中暗流的乡愁，硬生生在邵氏片场搭起一座故宫来。为了在太和殿前置放几个铜香炉的小事，他跑遍了香港和九龙的古旧书市，最后从一本线装的《宫廷内幕》中找到依据，才有了汉白玉丹墀下，18只青铜炉中的香火在殿前缭绕。李翰祥要求一切尽善尽美，先驱们的遭遇浮现眼前，因此托付邵老板向张彻转达借双生的意愿。然而出乎意料地，张彻把两位爷送走得很爽快。一切不言自明——傅声与戚冠军已经可以独挑大梁。 　　李翰祥在后来的酒会上主动向张彻敬酒，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
　　励志北上
　　1982年9月，李翰祥为内地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电影，邵氏功臣蓄谋已久的集体越狱越演越烈。《五遁忍术》、《神通术与小霸王》、《喜神报仇》，张家班连连票房失利；即便凭借师徒恩情再度拉来傅声出演的《神雕侠侣》，也同样成绩平平。这一年，最卖座的电影是嘉禾出品、许氏兄弟主演的《摩登保镖》，观众们趋之若鹜。许冠文原本是无线《双星报喜》电视节目主持人，1972年的某日，李翰祥陪太太打麻将时在电视里看到许冠文，被逗得哈哈大笑。不久，许冠文主演了李翰祥执导的《大军阀》一举成名。1973年，邵逸夫收到许冠文《鬼马双星》的电影剧本，后者希望和邵氏合资拍片平分利润，被邵老板以剧本太差为由断然拒绝。
　　1973年6月，张家班组建的长弓公司首部电影，据张彻说，原本是为许冠文度身订造的《七面人》，鉴于邵氏方面与野心勃勃的许冠文不欢而散，长弓的创业作也就换了傅声主演的《方世玉与洪熙官》。好在，傅声正如《马永贞》中的陈观泰一样，一炮而红。张彻已经忘记他与许冠文那次谈话的时间：“究竟在他离开‘邵氏’前后，但事情发生差不多在同时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就在许冠文即将离开‘邵氏’未入‘嘉禾’时，我自组‘长弓’的‘打炮戏’，原想找许冠文的，如现在流行说法之‘度身订造’，一个人以七种不同面貌姿态出现，片名好像就叫‘七面人’，已记不清楚，反正许冠文不能来拍，我对那剧本已消失兴趣，后来落在一个不高明的导演手里，听说拍的很差。”张彻导演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是听说，我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七面人》的主演是姜大卫，而那位导演则是张家班曾经的御用摄影师鲍学礼。唉，按李碧华的说法，“什么叫多余？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还有等我已经心冷后你的殷勤。”——以上的多余，都比不过张家班过气弟子的多余那么多余。
　　许冠文回忆这件事说：“我记得有一日，张彻的助手打电话给我，说‘导演想跟你谈谈’，我立即想着：‘哇，这回太幸运了，待会拍《独臂刀》下集找我来演。’夜晚在床上立即捆上一只手，拿着一把界尺就学王羽四处摆，通宵之后就打电话给他的助手。他说：‘不是啊，导演不是找你演武打角色。’我说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他拍文艺片也很厉害，曾经拍过《阿里山风云》这样的片子，自己作了那首‘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这歌唱到现在。于是我想着太幸运了，我不演武打主角而已，但我可以演帅哥小生啊，那时我这么以为，立刻找辉哥（陈文辉），给我画双眼皮，因为我对自己的眼睛小很敏感，我知道如果眼睛小，就没办法演帅哥小生。于是，在学画双眼皮之后的某个星期日，半岛酒店的Coffee Shop，我走进去面对这位上帝，还要穿戴得俨然谢贤那样，穿上最新的名牌。他说：“Michael，我们想找你客串一个跛脚的蚕虫师爷。’蚕虫师爷就是律师，我说：‘不是真的吧？’他说：‘本来是真的，但我看到你的样子，整个人这么有型，又不像蚕虫师爷，改天再见吧。’结果我连蚕虫师爷都没得做。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让大家想想，当时张彻先生在广大观众的心里，或是在我们电影界人的心里，份量和尊敬何等的大。”
　　可想而知，当年每一位新人都带着“啊，张家班，你孕育了王羽，孕育了狄龙，孕育了姜大卫，你接着再孕育我”的态度膜拜着张彻，但真正的永动机并不存在，十年后，这位老人的能量正在一点一点消耗殆尽。
　　义胆群英
　　1989年，纪念张彻从影40周年的《义胆群英》，由张家班当年的两位副导演吴宇森和午马联合张罗，编剧是为张彻撰写了多年剧本、打笔仗打成莫逆之交的倪匡。姜大卫家的三兄弟都有给这电影帮忙，除了露面的秦沛和姜大卫，摄影指导是尔冬升。《义胆群英》在1989年的票房排在第41位。
　　倪匡的剧本煽情很恰到好处，将京剧《珠帘寨》放在第一场戏，戏园子的内景正投张彻所好，京剧本身讲的又是十三太保破黄巢的故事。几乎一句台词都不用，把该致敬的都致敬了。《十三太保》？都知道，张彻的代表作嘛。镜头扫过台下，昔日张家旧班光华重现：谷峰、狄龙、刘家荣，都隐忍着表情听戏。终于午马带头儿叫了一声，好。 　　电影中有一场梦一般的黑帮家族聚会，狄龙、姜大卫继1975年之后，终于能面对面地讲上一句对白，还是相当煽情的一句，片中姜大卫指着狄龙对女朋友说：“这是龙哥，我十几年的好朋友。”戏里情谊坚贞，戏外的人心也在翻腾。电影里，原本应属于狄龙的角色，由陈观泰顶替，原因是狄龙想将角色改得更丰满些，而吴宇森已经等不下去了。假如不是这一变故，观众将欣赏到《刺马》后的又一次狄姜互残。
　　张家班出身又背离了张彻的刘家良，这一次，不仅支持弟弟刘家荣参加《义胆群英》的拍摄，自己也回应可以帮忙。不久，张彻去探吴宇森的班，听说刘家良师傅在隔壁拍片，他竟然去看望了这位不睦已久的老朋友。
　　《義胆群英》拍摄中，最孝顺的弟子李修贤的“万能”影业出力甚多，旗下出镜有：成奎安、黄柏文以及为影迷所津津乐道的、在电影中被一把牙刷捅死的周星驰。九十年代脱颖而出的无厘头笑匠，曲曲折折地论资排辈，可以算是张彻导演的徒孙了。1999年，76岁的张彻向周星驰递交剧本《智多星之雌雄杀手》。媒体一片哗然，观点前所未有的一致，引用其一为：“假如星仔肯拍《智》片这类影片，不是转型，而是艺术上自杀。”——措辞锋利至此，可见当年的媒体都很爱护当年的周星驰。
　　尾声
　　张彻老了，成日在家写他的剧本。从退居邵氏宿舍起，终日的闲暇，未冷的热血都涌向笔端。到去世之前，他写了一百多部剧本：开始是留在家里积尘，后来一部分留给张太作纪念，一部分送往香港电影资料馆作藏品。但对于那摞厚厚的剧本而言，最终的价值与古董等同，真的算不得好归宿。姜大卫在张导演葬礼筹备的采访里，仍不忘为那摞剧本招揽知音：有意投拍者，请与张太联系。
　　最后的日子存在于静默的书写之中。即便有访客来，三两好友抑或后辈学生，关于电影界的讨论也是静默的。张彻会提前准备好咖啡、西饼、雪茄，烟灰缸来迎接客人，最不可缺少的，是用于交谈的纸和笔——张彻的耳背已越发严重。和电影人交谈只能通过纸笔。
　　2002年4月的金像奖，张彻得到终身成就奖。金像奖创办的第二年（1983），他步履蹒跚地走到金像奖的办公室，提议增设一个“最佳动作指导”的奖项，那天没人接待，张彻留了张字条就走了。这年起，金像奖项就多了一个“最佳动作指导”，首届获奖的是洪金宝、林正英和元彪（《败家仔》）。终身成就奖是个很有意思的奖项，得到它的人即便未盖棺，也可下定论，荣耀里带点尴尬。颁奖那天，几乎所有的弟子都有出席。张彻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到现场，由金像奖委员会派人到家里颁发奖杯。获奖感言由纸笔代劳，会场之上由姜大卫念出来，言语里仍是闲不住的架势：
　　电影界朋友们给我的荣誉，十分感谢。感谢是一句话，应在空话之后，回报电影界一点实事。这实事要简单易做，具体有效，我建议设立一个港片论坛，因为港片现居弱势，近来且为韩片压倒，必须找新意，找主流，共同振作，也不必太频密，反而不觉重要。可每季举行一次，春季在春节之后，检讨去年圣诞及新年贺岁片之得失，计划今年上半年应取之路向；夏季在四五月间，检讨复活节及上半年港片，对暑假片增强部署；秋季在八九月间，检讨暑期片的得失和下半年港片的取向；冬季在十至十一月问，集中研究圣诞、新年及贺岁的一连串大档期的港片，集思广益，团结努力，我耳聋且口齿不清，开会无用，遣其作详尽的书面传真到会场，多谢大家，张彻。
　　3个月后，所有人都感叹这奖项的及时。2002年6月22日，张彻导演去世了。张彻去世后，各类报道和追认纷至沓来，人们的耐心和热心也充分地被调动起来，粉刷这座香港电影史上的新墓碑。
　　张彻去世前曾赋诗一首，当作自己电影生涯的总结：
　　落拓江湖一剑轻，
　　良相良医两无名。
　　南朝金紫成何事？
　　只合银幕梦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