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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吴忠超以中国科技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在霍金领导的研究小组学习。1984年，他在霍金的指导下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他和霍金合作发表了量子宇宙学数值解的论文。学成归国后，吴忠超先后翻译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多本著作，并与霍金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2018年3月14日，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吴忠超获悉霍金去世的消息，一时间思绪万千，不禁回想起霍金三次访问中国，以及他不同程度的参与过程。在越洋电话中，这位71岁的物理学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那些往事。
1980年代，中国刚刚向世界敞开国门，很多外国人都想来这个神秘而又古老的国度一探究竟。大科学家霍金也有这个想法，他很想来中国，但又不知道去哪个研究机构访问合适。此时，正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吴忠超，就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
当时在国内，中科大在霍金的研究领域即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方面的工作是很突出的。经吴忠超推荐后，霍金马上就记住了这所学校。吴忠超说，霍金对中国抱有很大兴趣，他后来甚至还想去西藏，但最终因身体条件不允许而作罢。
1982年，中科大通过吴忠超向霍金发出了邀请函。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手机等现代化通讯手段，就连电话也不普及，因此双方是靠邮寄信件联络。吴忠超回忆说，“因为中国当时还比较落后，中科大寄过来的信件，信纸都是发黑的，这在英国显得很拿不出手，但霍金对此也理解，并不以为意。”
在邀请霍金的过程中，中科大一度遇到了阻碍，原因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适合重残疾人霍金这个“大不列颠国宝”访问。霍金的饮食是专门制作的，需要从英国空运来。北京与英国之间的交通还可以，而合肥就太差了，要想把必要的补给及时运到合肥，似无保障。不过，吴忠超表示，在1985年，霍金的健康状况还不像后来那么差，他尚能自己操纵电动轮椅四处行走。
中科大并未就此作罢。霍金本人也很想来华，他告诉中方，只要能保证他在合肥“存活”（survive），他就会来。为此，中科大于1983年请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教授伯纳德·卡尔来访。卡尔是霍金早期的学生，也是研究黑洞的学者，业余时间还研究心灵感应。请他来合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看看合肥这个“小地方”是不是足以让“大不列颠国宝”存活三四天。卡尔在来华之前，还带着他的日本女朋友请吴忠超吃了顿饭，目的是私下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与中科大的研究工作。
卡尔于1983年6月访问了中科大，他学术演讲的题目是“人择原理”（即人只能研究人可生存的宇宙）。回到英国后，卡尔向霍金报告了他考察结论——合肥在霍金可生存的宇宙中。因此，当中科大再度邀请霍金时，英国使馆没有再反对。1985年4月，43岁的霍金首次访华成行。安徽省破例将霍金安排住在稻香楼宾馆，这里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曾经下榻过的地方。吴忠超于1984年在剑桥毕业后，他在霍金的推荐下，随即前往欧洲大陆与美国等多国访学。因此，他未能陪同霍金来合肥。
合肥给霍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忠超说，“他后来到过北京、香港、杭州等多个地方，但觉得合肥最好，中科大最好。在与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唯一多次问起的，就只有中科大。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科大的学术氛围与水平都很好，他在合肥的学术交流质量很高。此外，在1985年，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没有写出来，他的名气还只局限于学术界，来听他讲座的都是业内人士与相关专业的大学生，这可能也是在合肥的学术交流质量高的原因之一。”
2006年6月19日，国际弦理论大会在北京人大会堂开幕，斯蒂芬·霍金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1988年4月1日，霍金的《时间简史》在英国出版，吴忠超在当年就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然而，他在国内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却没有人愿意出版。大家都不看好这本书的销售，觉得不会有人看。
经过一番辗转，最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出版这本书，并以极其便宜的价格——300美元买下该书的版权。吴忠超说，那个时期，国内还不太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因此他向出版社强调，一定要取得《时间简史》中文版的授权。“如果他们没有这笔外汇，我宁可自己出这个钱。”
1993年，《时间简史》在国内出版，一开始，销量并不好。但在出版社、媒体与知识界的推介下，《时间简史》逐渐在中国走红。迄今，这本书的销量已远超100万册，在大城市地铁口的书摊上都能见到，究竟有多少盗版更是无法统计。相比之下，国内很受欢迎的科普著作的销量往往也只有5万册左右。
伴随《时间简史》的畅销，霍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已经远非1985年可比。2002年，应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之邀，霍金二次访华。在北京，他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而他首次访华那次，中科大为了体现对客人的尊重和提高接待“档次”，经过多方努力，也只是找到了一位身份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天文学教授来作陪。
霍金来北京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前，应浙江大学的邀请，在杭州待了一周时间。与1985年自己从北京坐火车去合肥不同，霍金一行坐飞机抵达上海后，就由浙江大学从全省找出的唯一一辆殘疾人专用汽车专程接到杭州。在此期间，吴忠超全程陪同。
2002年8月15日，霍金在浙大体育馆作了题为《膜的新奇世界》的演讲。当时，这座可容纳3000人的场馆座无虚席，甚至有人爬到了屋顶上。吴忠超回忆道：他听说霍金演讲的出场费一般为5万英镑，而霍金在日本的演讲费更高，因为日本人有钱。但霍金在浙大演讲是不收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虽然浙大是尊重霍金的，演讲票是免费的，可是在会场外面，一张演讲票仍然被炒到400～500元。由于许多学生是从上海赶来，浙大只凭火车票即让他们进场。 霍金十分享受这座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城市。据吴忠超回忆，霍金在杭州坐画舫游了西湖，赏了荷花，看了比剑桥历史还要古老的三潭印月，并在杭州老城区的河坊街上“逛吃逛吃”。在河坊街钱塘人家用晚餐的时候，由于霍金不能吃素油，只能吃黄油，并且不能吃面粉，店家为他准备了特殊的炒粉。大堂里摆好两张大长几案，上陈时鲜水果四种。不过，虽然店家使出了浑身解数，霍金却只能吃眼前几样简单的菜肴。
后来，人们敬他一杯米酒，酒盛在古香古色的三角樽中，霍金的夫人伊莱恩将樽送至他嘴边，霍金一饮而尽，当然大部分都流在了他系着的餐巾上。尽管如此，霍金似乎胃口很好，酒后兴致很高，这时，吴忠超看见他在电脑上打出一行字：“我能解决M理论了！”他按动语音合成器，发出酒后豪情。
觥筹交错之间，吴忠超看见他又写道：“在中国，像罗马人那样的行事，mixmetaphors（我猜，他想说的是入乡随俗）。”一会儿，他又写道：“1985年我首次访华，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和这次一样，人们总是围观我，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
后来，霍金又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有关“死亡”的话，可惜周围人都无法理解其意。对此，吴忠超说，一般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行文和口述表达都力求简洁。而霍金的情况更使他的交流更为简洁，然而人的感情丰富多样，情绪瞬息万变，当他还来不及表达心有所感时，那些感觉可能早已云消雾散。因为他的表达相当费时，他或许宁愿不说了。当一个人不能即时地与亲友分享喜怒哀乐时，那种寂寞是无边的，也的确令人懊丧无比，这是任何荣誉和恭维所不能补偿的。
在两个多小时的用餐中，“钱塘人家”以八面大屏风拦住了围观的民众，胡庆余堂前灯光如昼，好奇的人们隔着屏风和警戒线，一直不愿散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霍金第二次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早在1985年首次访华时，霍金就登过长城。当时，八达岭上还没有无障碍设施，没有能力接待残疾人。“但他却表示， 如果不让上长城，他就自杀。”因此，当时负责招待的北师大教授刘辽，只好找来几名男研究生，将霍金抬上了长城。而这一次，八达岭长城已经有了观光缆车，并专门为霍金改装了缆车。
2006年6月17日至24日，霍金第三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出席了世界弦理论会议并发表演讲。此次访华前，霍金邀请吴忠超赴剑桥，讨论访问中国的细节问题。吴忠超为此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全程陪同霍金。
到京第二天下午，霍金就去了天坛。在他们到达之前，天坛公园的负责人已在门口迎接，入门之处已经铺上为轮椅行走的斜坡。沿途碰到不少中外游客，外国游客都知道来者何许人也，一位金发女人举起双手，不断地对着霍金飞吻。
霍金来到圜丘。圜丘一共三层，每层有九个台阶。轮椅无法行走，只好由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4名年轻人连人带椅抬上去。 霍金的轮椅重近140公斤，主要是电池很重。
据吴忠超回忆，霍金的护士茱迪曾担心抬轮椅上台阶有危险。抬霍金的4个年轻小伙儿都来自甘肃，虽瘦却精壮。“他们抓住轮椅的底架，一声‘起’，轮椅就上了几个台阶。在台阶之间，他们休息了两次，最后将霍金抬上最高层。此举令茱迪完全放心。其后，她再未对此质疑过。”
霍金一行人在圜丘上围绕着天心石反时针转一周，但由于游客和媒体围观，未能尽赏全景。于是他们请围观者退后，顿时，圜丘空旷，霍金将天坛全景尽收眼底。
当天的天气很热，护士不时地为霍金的气管切口喷水，以保持湿润。自1985年因肺炎切开气管之后，霍金的上呼吸道的通气全靠气管切口。切口需要随时保持湿润，以防感染。热气烤红了霍金的脸，他有时皱眉，表情比较痛苦。好在阳伞之下，时有微风，总算还可以忍受。吴忠超说，他知道霍金有很强的好奇心与意志力。
下了圜丘，他们通过丹陛桥甬道往祈年殿走去。大家簇拥着轮椅，英文导游向他讲解天坛的来龙去脉。走着走着，霍金忽然要求停下。当天的气温高至35℃～37℃，虽然已是下午5点多，热浪的余威仍在。大家都以为霍金想回去了，关切地等待着他说话。所谓说话，也就是看他在电脑屏幕上写什么。
过了一分多钟，只见霍金的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词：“marble way”。原来，他要走的是正中间大理石铺就的道路。大家全都大笑起来。丹陛桥甬道分三条，右甬道为皇族走，左甬道为文武百官走，而中间则为神道。吴忠超的妻子杜欣欣当时就说：“他是够聪明的，无论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来看，走中间甬道都是最佳选择。”她解释说，“你看中间的甬道是大理石的，光滑无比，而两旁却是方砖路。”
霍金走在神道上，看起来兴致更高了。走到祈年殿前，霍金让吴忠超为他拍照。吴忠超说，他感觉，这是霍金在北京最开心的一天。当天晚饭时，他问霍金，这回游览天坛和当年游览故宫有何不同。霍金说，故宫的阶梯更多。忽然，他问道：“Where is my photo of ascent of K2？” K2是指喀拉昆仑山脉的乔格里峰，此山为世界第二高峰，西方登山者称之为K2。对于霍金来说，天坛的27级台阶犹如K2一样高。后来，霍金在写自传《我的简史》时，在众多游览世界各地的留影中，就选了天坛的这张照片放进书中。
2006年那次访华，霍金在人民大会堂与友谊宾馆分别作了演讲。其中，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观众人数之多、场面之热烈，令吴忠超印象深刻。2006年，中国的传统媒体与传统互联网正空前繁荣，门户网站如日中天，当时，一批活跃的市场化媒体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形下，霍金的访华之行，受到了媒体的疯狂追捧。为防止受到喜欢穷追猛打的记者骚扰，霍金和他的随从人员将友谊宾馆4号楼的最高层全部都包了下来，并有保安24小时看守。
霍金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议组织者提前通告媒体，让他们提供问题，从中挑出若干合适的，让霍金过目，预先准备好答案，存在电脑中。这样在现场可节约许多时间。但直到記者会头一天晚上，吴忠超他们也没收集到合适的问题。
吴忠超说，中国记者最爱问的问题往往是，“你认为我国的科学已经达到何等水平”“中国人何时能得到诺贝尔奖”之类的，或者是易经玄学和科学的关系等等。他拿到问题后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这类问题相当于一个女人问来家的访客：‘我是否漂亮？’你让来客如何回答？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不恰当的，所以只得另拟了五道问题。”
就是在这次记者会上，向来不掩饰自己对异性的兴趣的霍金，又说了一句令中国媒体津津乐道的话：“我喜欢中国文化，中国食物，最欣赏中国女性。她们非常漂亮。”
2018年3月14日，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吴忠超获悉霍金去世的消息，一时间思绪万千，不禁回想起霍金三次访问中国，以及他不同程度的参与过程。在越洋电话中，这位71岁的物理学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那些往事。
合肥能够让他“存活”
1980年代，中国刚刚向世界敞开国门，很多外国人都想来这个神秘而又古老的国度一探究竟。大科学家霍金也有这个想法，他很想来中国，但又不知道去哪个研究机构访问合适。此时，正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吴忠超，就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
当时在国内，中科大在霍金的研究领域即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方面的工作是很突出的。经吴忠超推荐后，霍金马上就记住了这所学校。吴忠超说，霍金对中国抱有很大兴趣，他后来甚至还想去西藏，但最终因身体条件不允许而作罢。
1982年，中科大通过吴忠超向霍金发出了邀请函。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手机等现代化通讯手段，就连电话也不普及，因此双方是靠邮寄信件联络。吴忠超回忆说，“因为中国当时还比较落后，中科大寄过来的信件，信纸都是发黑的，这在英国显得很拿不出手，但霍金对此也理解，并不以为意。”
在邀请霍金的过程中，中科大一度遇到了阻碍，原因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适合重残疾人霍金这个“大不列颠国宝”访问。霍金的饮食是专门制作的，需要从英国空运来。北京与英国之间的交通还可以，而合肥就太差了，要想把必要的补给及时运到合肥，似无保障。不过，吴忠超表示，在1985年，霍金的健康状况还不像后来那么差，他尚能自己操纵电动轮椅四处行走。
中科大并未就此作罢。霍金本人也很想来华，他告诉中方，只要能保证他在合肥“存活”（survive），他就会来。为此，中科大于1983年请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教授伯纳德·卡尔来访。卡尔是霍金早期的学生，也是研究黑洞的学者，业余时间还研究心灵感应。请他来合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看看合肥这个“小地方”是不是足以让“大不列颠国宝”存活三四天。卡尔在来华之前，还带着他的日本女朋友请吴忠超吃了顿饭，目的是私下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与中科大的研究工作。
卡尔于1983年6月访问了中科大，他学术演讲的题目是“人择原理”（即人只能研究人可生存的宇宙）。回到英国后，卡尔向霍金报告了他考察结论——合肥在霍金可生存的宇宙中。因此，当中科大再度邀请霍金时，英国使馆没有再反对。1985年4月，43岁的霍金首次访华成行。安徽省破例将霍金安排住在稻香楼宾馆，这里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曾经下榻过的地方。吴忠超于1984年在剑桥毕业后，他在霍金的推荐下，随即前往欧洲大陆与美国等多国访学。因此，他未能陪同霍金来合肥。
合肥给霍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忠超说，“他后来到过北京、香港、杭州等多个地方，但觉得合肥最好，中科大最好。在与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唯一多次问起的，就只有中科大。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科大的学术氛围与水平都很好，他在合肥的学术交流质量很高。此外，在1985年，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没有写出来，他的名气还只局限于学术界，来听他讲座的都是业内人士与相关专业的大学生，这可能也是在合肥的学术交流质量高的原因之一。”
《时间简史》中文版权费300美元
1988年4月1日，霍金的《时间简史》在英国出版，吴忠超在当年就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然而，他在国内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却没有人愿意出版。大家都不看好这本书的销售，觉得不会有人看。
经过一番辗转，最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出版这本书，并以极其便宜的价格——300美元买下该书的版权。吴忠超说，那个时期，国内还不太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因此他向出版社强调，一定要取得《时间简史》中文版的授权。“如果他们没有这笔外汇，我宁可自己出这个钱。”
1993年，《时间简史》在国内出版，一开始，销量并不好。但在出版社、媒体与知识界的推介下，《时间简史》逐渐在中国走红。迄今，这本书的销量已远超100万册，在大城市地铁口的书摊上都能见到，究竟有多少盗版更是无法统计。相比之下，国内很受欢迎的科普著作的销量往往也只有5万册左右。
伴随《时间简史》的畅销，霍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已经远非1985年可比。2002年，应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之邀，霍金二次访华。在北京，他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而他首次访华那次，中科大为了体现对客人的尊重和提高接待“档次”，经过多方努力，也只是找到了一位身份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天文学教授来作陪。
霍金来北京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前，应浙江大学的邀请，在杭州待了一周时间。与1985年自己从北京坐火车去合肥不同，霍金一行坐飞机抵达上海后，就由浙江大学从全省找出的唯一一辆殘疾人专用汽车专程接到杭州。在此期间，吴忠超全程陪同。
2002年8月15日，霍金在浙大体育馆作了题为《膜的新奇世界》的演讲。当时，这座可容纳3000人的场馆座无虚席，甚至有人爬到了屋顶上。吴忠超回忆道：他听说霍金演讲的出场费一般为5万英镑，而霍金在日本的演讲费更高，因为日本人有钱。但霍金在浙大演讲是不收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虽然浙大是尊重霍金的，演讲票是免费的，可是在会场外面，一张演讲票仍然被炒到400～500元。由于许多学生是从上海赶来，浙大只凭火车票即让他们进场。 霍金十分享受这座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城市。据吴忠超回忆，霍金在杭州坐画舫游了西湖，赏了荷花，看了比剑桥历史还要古老的三潭印月，并在杭州老城区的河坊街上“逛吃逛吃”。在河坊街钱塘人家用晚餐的时候，由于霍金不能吃素油，只能吃黄油，并且不能吃面粉，店家为他准备了特殊的炒粉。大堂里摆好两张大长几案，上陈时鲜水果四种。不过，虽然店家使出了浑身解数，霍金却只能吃眼前几样简单的菜肴。
后来，人们敬他一杯米酒，酒盛在古香古色的三角樽中，霍金的夫人伊莱恩将樽送至他嘴边，霍金一饮而尽，当然大部分都流在了他系着的餐巾上。尽管如此，霍金似乎胃口很好，酒后兴致很高，这时，吴忠超看见他在电脑上打出一行字：“我能解决M理论了！”他按动语音合成器，发出酒后豪情。
觥筹交错之间，吴忠超看见他又写道：“在中国，像罗马人那样的行事，mixmetaphors（我猜，他想说的是入乡随俗）。”一会儿，他又写道：“1985年我首次访华，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和这次一样，人们总是围观我，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
后来，霍金又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有关“死亡”的话，可惜周围人都无法理解其意。对此，吴忠超说，一般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行文和口述表达都力求简洁。而霍金的情况更使他的交流更为简洁，然而人的感情丰富多样，情绪瞬息万变，当他还来不及表达心有所感时，那些感觉可能早已云消雾散。因为他的表达相当费时，他或许宁愿不说了。当一个人不能即时地与亲友分享喜怒哀乐时，那种寂寞是无边的，也的确令人懊丧无比，这是任何荣誉和恭维所不能补偿的。
在两个多小时的用餐中，“钱塘人家”以八面大屏风拦住了围观的民众，胡庆余堂前灯光如昼，好奇的人们隔着屏风和警戒线，一直不愿散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霍金第二次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早在1985年首次访华时，霍金就登过长城。当时，八达岭上还没有无障碍设施，没有能力接待残疾人。“但他却表示， 如果不让上长城，他就自杀。”因此，当时负责招待的北师大教授刘辽，只好找来几名男研究生，将霍金抬上了长城。而这一次，八达岭长城已经有了观光缆车，并专门为霍金改装了缆车。
中国“霍金热”的高潮
2006年6月17日至24日，霍金第三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出席了世界弦理论会议并发表演讲。此次访华前，霍金邀请吴忠超赴剑桥，讨论访问中国的细节问题。吴忠超为此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全程陪同霍金。
到京第二天下午，霍金就去了天坛。在他们到达之前，天坛公园的负责人已在门口迎接，入门之处已经铺上为轮椅行走的斜坡。沿途碰到不少中外游客，外国游客都知道来者何许人也，一位金发女人举起双手，不断地对着霍金飞吻。
霍金来到圜丘。圜丘一共三层，每层有九个台阶。轮椅无法行走，只好由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4名年轻人连人带椅抬上去。 霍金的轮椅重近140公斤，主要是电池很重。
据吴忠超回忆，霍金的护士茱迪曾担心抬轮椅上台阶有危险。抬霍金的4个年轻小伙儿都来自甘肃，虽瘦却精壮。“他们抓住轮椅的底架，一声‘起’，轮椅就上了几个台阶。在台阶之间，他们休息了两次，最后将霍金抬上最高层。此举令茱迪完全放心。其后，她再未对此质疑过。”
霍金一行人在圜丘上围绕着天心石反时针转一周，但由于游客和媒体围观，未能尽赏全景。于是他们请围观者退后，顿时，圜丘空旷，霍金将天坛全景尽收眼底。
当天的天气很热，护士不时地为霍金的气管切口喷水，以保持湿润。自1985年因肺炎切开气管之后，霍金的上呼吸道的通气全靠气管切口。切口需要随时保持湿润，以防感染。热气烤红了霍金的脸，他有时皱眉，表情比较痛苦。好在阳伞之下，时有微风，总算还可以忍受。吴忠超说，他知道霍金有很强的好奇心与意志力。
下了圜丘，他们通过丹陛桥甬道往祈年殿走去。大家簇拥着轮椅，英文导游向他讲解天坛的来龙去脉。走着走着，霍金忽然要求停下。当天的气温高至35℃～37℃，虽然已是下午5点多，热浪的余威仍在。大家都以为霍金想回去了，关切地等待着他说话。所谓说话，也就是看他在电脑屏幕上写什么。
过了一分多钟，只见霍金的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词：“marble way”。原来，他要走的是正中间大理石铺就的道路。大家全都大笑起来。丹陛桥甬道分三条，右甬道为皇族走，左甬道为文武百官走，而中间则为神道。吴忠超的妻子杜欣欣当时就说：“他是够聪明的，无论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来看，走中间甬道都是最佳选择。”她解释说，“你看中间的甬道是大理石的，光滑无比，而两旁却是方砖路。”
霍金走在神道上，看起来兴致更高了。走到祈年殿前，霍金让吴忠超为他拍照。吴忠超说，他感觉，这是霍金在北京最开心的一天。当天晚饭时，他问霍金，这回游览天坛和当年游览故宫有何不同。霍金说，故宫的阶梯更多。忽然，他问道：“Where is my photo of ascent of K2？” K2是指喀拉昆仑山脉的乔格里峰，此山为世界第二高峰，西方登山者称之为K2。对于霍金来说，天坛的27级台阶犹如K2一样高。后来，霍金在写自传《我的简史》时，在众多游览世界各地的留影中，就选了天坛的这张照片放进书中。
2006年那次访华，霍金在人民大会堂与友谊宾馆分别作了演讲。其中，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观众人数之多、场面之热烈，令吴忠超印象深刻。2006年，中国的传统媒体与传统互联网正空前繁荣，门户网站如日中天，当时，一批活跃的市场化媒体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形下，霍金的访华之行，受到了媒体的疯狂追捧。为防止受到喜欢穷追猛打的记者骚扰，霍金和他的随从人员将友谊宾馆4号楼的最高层全部都包了下来，并有保安24小时看守。
霍金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议组织者提前通告媒体，让他们提供问题，从中挑出若干合适的，让霍金过目，预先准备好答案，存在电脑中。这样在现场可节约许多时间。但直到記者会头一天晚上，吴忠超他们也没收集到合适的问题。
吴忠超说，中国记者最爱问的问题往往是，“你认为我国的科学已经达到何等水平”“中国人何时能得到诺贝尔奖”之类的，或者是易经玄学和科学的关系等等。他拿到问题后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这类问题相当于一个女人问来家的访客：‘我是否漂亮？’你让来客如何回答？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不恰当的，所以只得另拟了五道问题。”
就是在这次记者会上，向来不掩饰自己对异性的兴趣的霍金，又说了一句令中国媒体津津乐道的话：“我喜欢中国文化，中国食物，最欣赏中国女性。她们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