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做了记者后，我长年“游荡”在外，待在家的时间不多，而回老家的机会，更少了。
　　最近的一次出差，我是在贵州省望谟县采访的。望谟和广西百色接壤，所以采访结束、顺道返回时，我顺路回老家看望父亲。其实，所谓的看望，也就是在家呆一天，等着父亲做好饭菜，然后一起吃饭。
　　吃饭时，婶婶过来了，她面色凝重地和我说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爷爷的坟墓必须要迁了，得另找地方安葬，因为村民意见很大，如果不挖，可能村里和族里的人就“帮忙挖”了。
　　婶婶说，因为我父亲耳背，他平时听不到村民的议论，但有村民多次和她反映要求我们迁坟。婶婶对村民的答复是：迁！但得先找好地方。
　　婶婶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试探我的想法。另外是想让我劝堂哥—也就是我婶婶的儿子同意迁坟，因为几个堂哥在迁坟事宜上，意见不统一，她希望我协助做说服工作。
　　村民逼着我们迁坟的意思很清楚：他们认为，在过去60多年里，村里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人“非正常死亡”，这体现在死者死得比较年轻，大概就30多岁，有的甚至更年轻。而他们的死因主要是病死或死于他杀。
　　村里的“异常”死亡为何迁怒于我已逝去的爷爷？因为他是年轻时被人打死的。
　　如今，爷爷已在地下埋葬快70年，但有些村民还是没能“忘记”他。对此，我心底掠过一丝丝悲凉：人们常说“入土为安”，但在农村社会场域里，即便入土也难以为安，爷爷的坟地，至今岌岌可危。
　　在农村社会里，假如有村民的家庭出现一些“异常”，他们还会求助于“仙婆”，这时，“仙婆”会“指点”他们，“指点”的内容涉及到谁家的坟地“威胁”到了这位苦主。
　　对此，我堂哥认为，这是村民眼红我们有较多人“考出去、领财政工资”使然的。事实上，我们两家（我叔家和我家），也非常普通，比如我叔叔家，他的儿子也就是个普通老师或一般的公职人员。而我家，也就我和我姐考出去，较幸运地成为苦逼的普通上班族。但看上去，似乎好过一点点—用村民的话说，“至少是不用摸泥巴了”。
　　我至今搞不清楚，一直以来，村里的“非正常死亡”是如何在最近一下子就转嫁到了我爷爷的头上。但村民们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村口的小商店里，已经议论开了，而且他们固执地认为：因为我爷爷属于非正常死亡，所以他在村后的山坡上安葬以后，给村里带来了一系列的非正常死亡。
　　我怀疑，当下的这一切，可能是村民受“仙婆”“指点”使然的。
　　对迁坟一事，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迁坟，倒不是因为我相信风水，而是因为感觉对不住爷爷：生前他被人打死，死后还要面临被刨坟的威胁。
　　但是如果我们不服从“民意”，真有一天祖坟被刨该如何是好？
　　我就亲眼看见这样的场景。大约10年前，也因有村民“非正常死亡”（其实就是一个人病死于青年时代），村里的老人动员青年人去刨附近一村民的坟地，当时的场景我记忆犹新：说不上是群情激愤，但的确是一片喜气洋洋，在围观和挥锄村民们的嘻嘻哈哈和欢呼声中，每个青年一锄头下去……
　　事后，村民在议论此次刨坟行动时，非常肯定地说：这次刨坟绝对是正确的。理由是，刨坟时，在坟头里刨出一只活着的螃蟹—事实上，那座坟位于水田旁，附近有灌溉水田的沟渠流经，螃蟹打洞进去居住也属正常。当时，坟头的后人很有意见，但法不责众，这事终还是不了了之。
　　不仅一拨村民对个别村民的坟头如此不客气，即便是兄弟对父亲的坟头也有争斗。在我们隔壁村，有个人的父亲死后，大儿子的日子过得较好（有几个小孩在外“吃皇粮”）。对此，二儿子不满，认为父亲没“旺”自己，就自个找了仙婆，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半夜偷偷起坟，把父亲的骨头重新安葬到认为对他有利的位置。直到后来，他大哥去老地方扫墓时，才发现父亲的坟不见了。但他们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却争着把父亲推给对方养。
　　今天，我之所以拿我家族内部的事公开来说，因为在我激情满怀地奔跑在采访路上的同时，我也时常陷入极度的无力感：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而故乡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