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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和2016年初,东亚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东亚新秩序的讨论。一是东盟经济共同体正式宣布成立,囊括东亚10个国家,6.2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2.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排名第七的经济体;二是2月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在加州主持召开东盟领导人峰会。前者是东盟经济一体化十余年努力的结果,表明东盟希望借此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后者情况复杂一些。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称,这次峰会只涉及东盟和美国,不针对中国;同时又说,这表明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已到“巡航高度”。美国与东盟的峰会看样子主要是“形象工程”,面子大于里子,虽然美国媒体把关注焦点放在南海问题上,但是峰会的声明最后还是没有提及此事。
拉塞尔说的话可谓道出了美国担心中国“把美国挤出东亚”、希望维护其东亚主导权和塑造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意图。
东盟十国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
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启航。2010年自贸区协议生效,现已成为近20亿人口、13万亿美元GDP、5万多亿美元贸易额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12年,中国与15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启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2016年底有望谈成,标志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迈上新台阶。中国东盟自贸区下一个目标是“钻石十年”,预计到2020年,双边贸易将达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1600亿美元。
政治安全领域,中国积极支持、参与东盟区域论坛(ARF)、东盟10 3、东盟峰会等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以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对东盟的政策基于“亲诚惠容”原则,以睦邻、富邻为目标,希望中国的发展成果能惠及东盟各国,使中国与东盟关系更加稳固,东亚和东南亚长期维持和平稳定局面,造福地区各国人民。如果要分析中国的地区战略,其核心就是和平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尽力减少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涉及主权争端的安全风险,扩大区域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空间,加强沟通协调,增加共同利益,提高抗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为重塑区域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
有些学者把中国的上述战略意图解读为“对冲战略”,即通过建设区域共同体来“对冲”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风险,既维护中美关系的大致稳定,又避免两个大国在东南亚发生碰撞和冲突。从战略意图上做如是分析,倒也不无道理,但并不尽然,“对冲”战略的对抗性和被动应对性就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很重要的内容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近年努力推动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建成“合作之路、友好之路、共赢之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我们的视野必须放宽。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共同安全才有真正的安全,“对抗、对立、称霸、赢者通吃”的思维模式与时代的进步和要求格格不入。
东盟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美国。
美国把东盟经济一体化看作是美国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基础和抓手,其政策目的无非是想以东盟来制衡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东盟刚刚宣布建立经济共同体,美国便主持召开美国与东盟的峰会,自然有其深刻、复杂的战略意图。
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美国这样做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东盟中不少是美国盟友或准盟友,从安全上不少东盟国家已经在寻求美国的“离岸平衡”,加上南海岛礁争端近来持续升温,美国认为其可用于“钳制”(leverage)中国的地方颇多;其次,美国极力推动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希望继续把持区域经济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如能将东盟经济共同体纳入其中,那么无疑是“对冲”中国与东盟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先手棋”。同时,东盟经济共同体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国的制造业,给美国以更多的选择,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奥巴马总统几次三番针对TPP无中国参与声称,美国要掌握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于是乎,奥巴马新年伊始便开展“主场外交”,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东盟十国首脑聚首。
在美国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近年来外交和军事上在东亚都“咄咄逼人”、主动进取,已经对美国主导、把持的东亚秩序构成挑战。美国媒体和学者反复炒作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把南海列为“核心利益”等事,称中国在南海奉行亚洲版“门罗主义”,指责中国试图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后院”,试图将美国“逐出亚太”。美国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全力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挑起海洋权益的争端,甚至直接站到前台,出动军机、军舰闯入中国主权所属的岛礁附近空间和海域,不避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是防止中国壮大、挑战美国的主导权,即所谓把美国排挤出东亚。它既有美国内在、长期的战略考虑,也有误读误判中国言行的因素。我们不妨从这两个方面对美国的东亚战略及其考虑做些分析,以消除“战略雾霾”。
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温克勒的话来讲,美国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确立的全球大战略是,美国必须确保其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容许出现能够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其做法无非是“离岸制衡(平衡)”和“域外霸权”两手交替使用。当然,从战略层面看,还有主动进取与相对收缩之区别,而且美国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美国防范其他大国崛起的战略始终没有改变。“冷战”大获全胜,更是给了美国空前的“制度自信”和“力量自信”,认为美国代表的西方制度已经获得了“历史终结”的胜利,从此无敌于天下。
这几十年来,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发展壮大冲击了美国的这种自信,使其感到困惑和焦虑,但中国的壮大并没有试图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另起炉灶,使得美国持续了数十年的大战略失去了“主攻方向”。所以,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不少精英试图在中国身上找到“敌人”的影子,或者直接把中国当成敌人。
美国的大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变化的只是方式方法而已。美国目前对外战略总体处于收缩阶段,颇有“孤立主义”回归的意味,但是有收缩就有扩张,只是因时因地不同罢了。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铁了心”要做的。关键是,如何使它顺应世界大势,与新兴大国适当分享权力,共同做好全球治理这篇大文章,而不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把双赢、多赢变成双输的局面。
在处理大国关系中,换位思考非常重要。每个国家在观察、分析、判断国际局势并做出决策时,往往容易只从自身利益考虑,而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安全利益交织交错、文明文化相互融合的21世纪。这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高速、全面推进有很大关系。不管愿意不愿意,大国之间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
譬如,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常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在奉行亚洲版“门罗主义”,这就是典型的误读误判。有的美国专家也认为,中国这样做符合国际惯例,即便中国事先没有告知有关国家,其合法性也不存在问题。美国、日本过去都是这么做的。2010年日本扩大其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其范围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离中国东部浙江省沿海仅130公里。
东盟地理位置重要,与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都非常密切。东盟建立经济共同体,理应成为中美加深区域合作的切入点,而不是摩擦点。现在外界有不少议论和判断,认为中美围绕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展开一场博弈。这是基于传统和惯性思维得出的结论。中美应该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共识,在东盟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展开更广泛、密切的合作,以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拉塞尔说的话可谓道出了美国担心中国“把美国挤出东亚”、希望维护其东亚主导权和塑造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意图。
中国对东盟:“亲诚惠容”
东盟十国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
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启航。2010年自贸区协议生效,现已成为近20亿人口、13万亿美元GDP、5万多亿美元贸易额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12年,中国与15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启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2016年底有望谈成,标志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迈上新台阶。中国东盟自贸区下一个目标是“钻石十年”,预计到2020年,双边贸易将达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1600亿美元。
政治安全领域,中国积极支持、参与东盟区域论坛(ARF)、东盟10 3、东盟峰会等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以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对东盟的政策基于“亲诚惠容”原则,以睦邻、富邻为目标,希望中国的发展成果能惠及东盟各国,使中国与东盟关系更加稳固,东亚和东南亚长期维持和平稳定局面,造福地区各国人民。如果要分析中国的地区战略,其核心就是和平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尽力减少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涉及主权争端的安全风险,扩大区域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空间,加强沟通协调,增加共同利益,提高抗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为重塑区域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
有些学者把中国的上述战略意图解读为“对冲战略”,即通过建设区域共同体来“对冲”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风险,既维护中美关系的大致稳定,又避免两个大国在东南亚发生碰撞和冲突。从战略意图上做如是分析,倒也不无道理,但并不尽然,“对冲”战略的对抗性和被动应对性就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很重要的内容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近年努力推动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建成“合作之路、友好之路、共赢之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我们的视野必须放宽。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共同安全才有真正的安全,“对抗、对立、称霸、赢者通吃”的思维模式与时代的进步和要求格格不入。
东盟之于美国:亚洲战略的抓手
东盟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美国。
美国把东盟经济一体化看作是美国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基础和抓手,其政策目的无非是想以东盟来制衡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东盟刚刚宣布建立经济共同体,美国便主持召开美国与东盟的峰会,自然有其深刻、复杂的战略意图。
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美国这样做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东盟中不少是美国盟友或准盟友,从安全上不少东盟国家已经在寻求美国的“离岸平衡”,加上南海岛礁争端近来持续升温,美国认为其可用于“钳制”(leverage)中国的地方颇多;其次,美国极力推动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希望继续把持区域经济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如能将东盟经济共同体纳入其中,那么无疑是“对冲”中国与东盟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先手棋”。同时,东盟经济共同体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国的制造业,给美国以更多的选择,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奥巴马总统几次三番针对TPP无中国参与声称,美国要掌握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于是乎,奥巴马新年伊始便开展“主场外交”,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东盟十国首脑聚首。
在美国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近年来外交和军事上在东亚都“咄咄逼人”、主动进取,已经对美国主导、把持的东亚秩序构成挑战。美国媒体和学者反复炒作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把南海列为“核心利益”等事,称中国在南海奉行亚洲版“门罗主义”,指责中国试图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后院”,试图将美国“逐出亚太”。美国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全力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挑起海洋权益的争端,甚至直接站到前台,出动军机、军舰闯入中国主权所属的岛礁附近空间和海域,不避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如何消除“战略雾霾”
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是防止中国壮大、挑战美国的主导权,即所谓把美国排挤出东亚。它既有美国内在、长期的战略考虑,也有误读误判中国言行的因素。我们不妨从这两个方面对美国的东亚战略及其考虑做些分析,以消除“战略雾霾”。
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温克勒的话来讲,美国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确立的全球大战略是,美国必须确保其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容许出现能够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其做法无非是“离岸制衡(平衡)”和“域外霸权”两手交替使用。当然,从战略层面看,还有主动进取与相对收缩之区别,而且美国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美国防范其他大国崛起的战略始终没有改变。“冷战”大获全胜,更是给了美国空前的“制度自信”和“力量自信”,认为美国代表的西方制度已经获得了“历史终结”的胜利,从此无敌于天下。
这几十年来,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发展壮大冲击了美国的这种自信,使其感到困惑和焦虑,但中国的壮大并没有试图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另起炉灶,使得美国持续了数十年的大战略失去了“主攻方向”。所以,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不少精英试图在中国身上找到“敌人”的影子,或者直接把中国当成敌人。
美国的大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变化的只是方式方法而已。美国目前对外战略总体处于收缩阶段,颇有“孤立主义”回归的意味,但是有收缩就有扩张,只是因时因地不同罢了。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铁了心”要做的。关键是,如何使它顺应世界大势,与新兴大国适当分享权力,共同做好全球治理这篇大文章,而不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把双赢、多赢变成双输的局面。
在处理大国关系中,换位思考非常重要。每个国家在观察、分析、判断国际局势并做出决策时,往往容易只从自身利益考虑,而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安全利益交织交错、文明文化相互融合的21世纪。这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高速、全面推进有很大关系。不管愿意不愿意,大国之间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
譬如,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常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在奉行亚洲版“门罗主义”,这就是典型的误读误判。有的美国专家也认为,中国这样做符合国际惯例,即便中国事先没有告知有关国家,其合法性也不存在问题。美国、日本过去都是这么做的。2010年日本扩大其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其范围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离中国东部浙江省沿海仅130公里。
东盟地理位置重要,与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都非常密切。东盟建立经济共同体,理应成为中美加深区域合作的切入点,而不是摩擦点。现在外界有不少议论和判断,认为中美围绕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展开一场博弈。这是基于传统和惯性思维得出的结论。中美应该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共识,在东盟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展开更广泛、密切的合作,以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