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地理界线各色各样，有山川界线、军事界线、政治界线等。界线分割着地理区域，识别区域首先要识别界线。山川界线、军事界线、政治界线都很容易识别，山脉河流走向一眼就能看到，军事分界、政治分界本来就是人定的，不需要事后再去做“识别”。所以，仅仅“发现”这类地理界线，并不能算地理行业中的好汉。另有些地理界线不是单凭视觉可以识别，而需动用头脑，依照归纳的方法进行比较和分辨，察常人所未察，在混沌纷乱之处，发现隐藏的走线，这才是高手。从古代到近代，我们可以举出三个这样的例子，有三个不寻常之人，三次谈到中国的人文大界线，都是“向无字处读书”，含有创意。
　　一是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四大经济区：山西区、山东区、江南区和龙门、碣石以北地区。这四个区中，前三个区都是公认的讲法，所谓山西、山东都是以崤山为界。第四个区虽不是新发现，但以龙门、碣石两个“点”来表界，则是司马迁的考虑。“两点”，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一线”。应该说司马迁的意思中也包含着这“一线”。这条线自山陕之间的龙门起，从西南向东北将今山西省斜切为两半，又越过太行山，继续向东北，至于渤海边的碣石，是当时的一条农牧分界线。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很赞赏司马迁提出的这条人文地理大界线，它是我们认识战国秦汉时代北方经济区划、民族分布的重要线索。
　　二是唐朝的科技和尚一行。他提出“天下山河两戒”的想法，“两戒”就是“两界”。一行的“两戒”思想内容丰富，包含着天文地理两方面的东西。其中的要点是，天下有南北两条界线，分割着华夏与戎狄、华夏与蛮夷。北面的一条，大致从积石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北侧，然后再东，过黄河，到太行山，再沿太行北上，过常山西侧，最后接上长城，沿长城向东，直达辽东。这是“北戒”，作用是“限戎狄”。南面的一条，大致从岷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南侧，过华山，然后折向东南，过桐柏山，逾江汉，到衡山之南，再向东到福建中部。这条叫“南戒”，作用是“限蛮夷”。
　　一行的“两戒”显然是人文地理界线，把所谓礼仪冠盖的华夏与茹毛饮血、火耕水耨的戎狄蛮夷分开。一行的划分，有一定的历史事实根据，包含着古代很基本的政治、人文区域观念。但不能不指出，他的“华夷之辨”（华夷不相混）的传统观念很重，可以上纲为“大王朝中心论”。根据一行的思想，终南山一带为“地络”，即地理大枢纽，北戒、南戒均会于此。还有，“南北山脉皆会于太华（华山）”，这些都突出了当时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于天下的中枢地位。一行的地理大界线，在王朝时代显得大气磅礴，明末思想家方以智在《东西均》中说：“一行山河两戒，千余年尊奉之。”
　　三是近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20世纪30年代，胡先生研究中国人口分布时发现，“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将全国分作两部。西北半壁面积占十分之六七，但人口仅占十分之零点四。东南半壁面积仅占三四成，而人口占十分之九点六，“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对这条瑷珲——腾冲人口线，有人称作“胡焕庸线”。胡先生曾分析这条人口线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人口政策，指出依照自然条件我国人口载量已然布满，惟东北北部嫩江流域一带之地为“国内惟一可供移民之区”，可惜“暴日入侵”“其地处于他人治下”“白山黑水，不知何日方能重返故国，以供我华夏民族之移殖经营矣”。
　　自古以来，面对中国大地之上的纵横山水、复杂人文，一代代的人士都渴望理出它们的来龙去脉，并欲依照各自的价值观念，辨出天下的利弊格局，从而立家国，治天下。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域中隐含的各类人文地理界线，可能长度大，根基深。把握了这些界线，会更清醒地认識国土的人文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