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昌人过新年是很热闹的。其年味要远远浓过现在。那时,我们小孩子只要一闻到谁家锅里飘出的炒腊肉的香味、或是煮五香瓜子、做花生糖的香味,便知道是快过年了。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生活条件自然比不过别人家,平时几乎没什么好吃的,于是天天盼着过年。
大年三十这天,城里乡下的亲戚都来了。大舅、二舅、大姨、表姐……一桌子酒坐了满满二十多个人。牛肉炒粉、胡萝卜烧肉、大蒜炒腊肉、红烧鲤鱼等这些平日里吃不到的好菜都上桌了。这一天,外婆总是笑咪咪的,腰间系着旧蓝布围裙,忙里忙外,既要招待客人,又要去张罗饭菜。我们家四个孩子常常要在这一个晚上吃得肚子鼓鼓的,然后一个个手里提着个纸糊的灯笼,东家走走,西家逛逛,这叫做“三十晚上走家”,直到把楼上十二户人家全部逛了个遍,人家大人夸赞道:“你做的灯笼好漂亮哟,小松松真聪明。”这时,才肯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家里。
走完家后的下一个节目是放焰火。记忆中,最刺激的是玩一种叫冲天炮的焰火。它的尾部是一截小竹棍,前端装有一个爆竹状的引擎头。点燃其引线,手里轻轻拿着尾部的小竹棍,将焰火头部对着远处,那焰火便在1、2秒后伴着“啾”的一声长鸣冒着青烟向那处飞去,最后爆出一声“叭”的巨响,并闪出小小的耀眼火光。有一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妹四个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在胜利路上玩焰火。我手拿着一支冲天炮,本不想让对着人冲去的,但点着引线后手一哆嗦,那冲天炮竟然带着火苗直向街道对面的茶铺窜去,随后在茶铺上部的窗格上爆出一声“叭”的巨响,这一下把一群正在喝茶的老头子吓得面色如土,桌上的杯子倒了,茶水也洒了一地。而我们这一伙顽童却在对面笑得肚子疼,看到老头子们都站起身来,又想到人家会罵,一个个弯着腰想逃跑。好在这是在过年,老头子们并没有骂我们,因为过年是不可以骂人的。所以,他们只是向我们摆摆手,示意我们去别处玩。
那时,过年不仅说话要有讲究,打爆竹也是很有讲究。年三十吃团圆饭之前,必定要打一挂爆竹。这一挂爆竹要长要响,最好用个头大的,也可以用那种“猪婆带崽的”,也就是那种大爆竹和小爆竹夹在一起的。外婆往往早就准备好了好多爆竹,她在10点左右要打一挂,这叫“关财门”,寓意是财气不外流。而一到12点,还要打一挂,这叫“开财门”。而且这一挂打得越早,就寓意着财运就来得越早。到了大年初一早上6点,外婆总要挑一挂最大最长最响的爆竹,就在家门口点着打响。噼呖啪啦的爆竹响起来,一年中最重要的大年初一也就到了。
初一到十五,人们过年说话更要格外小心,千万不可乱骂人,万万不可说“死”之类晦气的话。有一年初一,邻家的孩子小光头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他妈生气道:“大过年的,冲冲撞撞,赶稀哩(什么)嘛?”我那时年少,顺口接了一句:“赶头道。”他妈扭过头,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对着我尴尬地笑道:“扇头(傻瓜)哇,这话在过年是话不得的。哎哟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我才知道,所谓“赶头道”是赶着去头一个送死的意思,这样不吉利的话在过年自然是万万说不得的。
初一这天,是我们小孩子向长辈拜年、说吉利话的日子。除了要给自家的长辈拜年外,还要给邻居们拜年,而且最后我们总要附带一句:“拜年拜年,不拿点心就拿钱。”人家是从来不会给钱的,但少不了往我们荷包里塞点心。
上午,家家户户来的客人都特别多。无论是谁家的客人,邻居们都认识。东家叔,西家婶,老邻居,老同事,川流不息,唠家常,谈工作,诉苦水,反正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里忙外忙个不停。
过年不但有难得一尝的美味,每个孩子还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压岁钱。通常我能得到三块六,有了这三块六,我们就可以去胜利路路口的那家新华书店买图书(也就是小人书)。于是,大年初一至元宵,新华书店是人山人海,想要挤到柜台前都非易事。尽管如此,我们这群孩子还都乐意去挤,怀里抱着几本图书,帽子掉地上了,扣子被挤掉了,一头的头发也被挤得蓬乱,脸上却还挂着乐呵呵的笑意。
白天在外面玩厌了,疯累了,我们才会想到回家吃晚饭、看电视。其实那时我家并没有电视机,只有对面的小光头家才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左邻右舍的都到他家来看,来的人足有二十来个。有躺在被子里看的,有坐在凳子上、坐在床上看的,还有站着看的,围绕着电视节目内容,大家评论着,争论着,叹息着,痛骂着,笑着,乐着……那热闹气氛,真叫人回味。
晚上躲在暖暖的被窝中,枕着远远近近传来的噼呖啪啦的爆竹声,闻着爆竹焰火的浓浓烟气,我们渐渐睡入了甜甜的梦乡,想象着第二天可能要来的客人,等待着品味明天又一个不同的年味。
参考文献:
[1]原生态艺术: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的角色和使命[J].刘芳.民族艺术研究.2012(06).
[2]原生态艺术现象分析[D]. 张晓梅.福建师范大学.2009.
[3]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下)[J]. 赵月枝,林安芹.教育传媒研究.2017(05).
南昌二中昌北校区 330032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生活条件自然比不过别人家,平时几乎没什么好吃的,于是天天盼着过年。
大年三十这天,城里乡下的亲戚都来了。大舅、二舅、大姨、表姐……一桌子酒坐了满满二十多个人。牛肉炒粉、胡萝卜烧肉、大蒜炒腊肉、红烧鲤鱼等这些平日里吃不到的好菜都上桌了。这一天,外婆总是笑咪咪的,腰间系着旧蓝布围裙,忙里忙外,既要招待客人,又要去张罗饭菜。我们家四个孩子常常要在这一个晚上吃得肚子鼓鼓的,然后一个个手里提着个纸糊的灯笼,东家走走,西家逛逛,这叫做“三十晚上走家”,直到把楼上十二户人家全部逛了个遍,人家大人夸赞道:“你做的灯笼好漂亮哟,小松松真聪明。”这时,才肯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家里。
走完家后的下一个节目是放焰火。记忆中,最刺激的是玩一种叫冲天炮的焰火。它的尾部是一截小竹棍,前端装有一个爆竹状的引擎头。点燃其引线,手里轻轻拿着尾部的小竹棍,将焰火头部对着远处,那焰火便在1、2秒后伴着“啾”的一声长鸣冒着青烟向那处飞去,最后爆出一声“叭”的巨响,并闪出小小的耀眼火光。有一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妹四个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在胜利路上玩焰火。我手拿着一支冲天炮,本不想让对着人冲去的,但点着引线后手一哆嗦,那冲天炮竟然带着火苗直向街道对面的茶铺窜去,随后在茶铺上部的窗格上爆出一声“叭”的巨响,这一下把一群正在喝茶的老头子吓得面色如土,桌上的杯子倒了,茶水也洒了一地。而我们这一伙顽童却在对面笑得肚子疼,看到老头子们都站起身来,又想到人家会罵,一个个弯着腰想逃跑。好在这是在过年,老头子们并没有骂我们,因为过年是不可以骂人的。所以,他们只是向我们摆摆手,示意我们去别处玩。
那时,过年不仅说话要有讲究,打爆竹也是很有讲究。年三十吃团圆饭之前,必定要打一挂爆竹。这一挂爆竹要长要响,最好用个头大的,也可以用那种“猪婆带崽的”,也就是那种大爆竹和小爆竹夹在一起的。外婆往往早就准备好了好多爆竹,她在10点左右要打一挂,这叫“关财门”,寓意是财气不外流。而一到12点,还要打一挂,这叫“开财门”。而且这一挂打得越早,就寓意着财运就来得越早。到了大年初一早上6点,外婆总要挑一挂最大最长最响的爆竹,就在家门口点着打响。噼呖啪啦的爆竹响起来,一年中最重要的大年初一也就到了。
初一到十五,人们过年说话更要格外小心,千万不可乱骂人,万万不可说“死”之类晦气的话。有一年初一,邻家的孩子小光头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他妈生气道:“大过年的,冲冲撞撞,赶稀哩(什么)嘛?”我那时年少,顺口接了一句:“赶头道。”他妈扭过头,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对着我尴尬地笑道:“扇头(傻瓜)哇,这话在过年是话不得的。哎哟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我才知道,所谓“赶头道”是赶着去头一个送死的意思,这样不吉利的话在过年自然是万万说不得的。
初一这天,是我们小孩子向长辈拜年、说吉利话的日子。除了要给自家的长辈拜年外,还要给邻居们拜年,而且最后我们总要附带一句:“拜年拜年,不拿点心就拿钱。”人家是从来不会给钱的,但少不了往我们荷包里塞点心。
上午,家家户户来的客人都特别多。无论是谁家的客人,邻居们都认识。东家叔,西家婶,老邻居,老同事,川流不息,唠家常,谈工作,诉苦水,反正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里忙外忙个不停。
过年不但有难得一尝的美味,每个孩子还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压岁钱。通常我能得到三块六,有了这三块六,我们就可以去胜利路路口的那家新华书店买图书(也就是小人书)。于是,大年初一至元宵,新华书店是人山人海,想要挤到柜台前都非易事。尽管如此,我们这群孩子还都乐意去挤,怀里抱着几本图书,帽子掉地上了,扣子被挤掉了,一头的头发也被挤得蓬乱,脸上却还挂着乐呵呵的笑意。
白天在外面玩厌了,疯累了,我们才会想到回家吃晚饭、看电视。其实那时我家并没有电视机,只有对面的小光头家才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左邻右舍的都到他家来看,来的人足有二十来个。有躺在被子里看的,有坐在凳子上、坐在床上看的,还有站着看的,围绕着电视节目内容,大家评论着,争论着,叹息着,痛骂着,笑着,乐着……那热闹气氛,真叫人回味。
晚上躲在暖暖的被窝中,枕着远远近近传来的噼呖啪啦的爆竹声,闻着爆竹焰火的浓浓烟气,我们渐渐睡入了甜甜的梦乡,想象着第二天可能要来的客人,等待着品味明天又一个不同的年味。
参考文献:
[1]原生态艺术: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的角色和使命[J].刘芳.民族艺术研究.2012(06).
[2]原生态艺术现象分析[D]. 张晓梅.福建师范大学.2009.
[3]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下)[J]. 赵月枝,林安芹.教育传媒研究.2017(05).
南昌二中昌北校区 3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