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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当今,有一个好消息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我国4个进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病毒疫苗,截至2020年底已开展了近百万人次的疫苗紧急接种,没有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我国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走在了世界前列,相信各位读者无不感到自豪。其实说到疫苗研发,中国人可是当之无愧的行家,因为早在注射器都尚未问世的年代,我们的老古人就已经掌握了疫苗技术!
武侠小说中总会出现以毒攻毒的情形,要挽救某位中了邪毒的大侠,通常需要深山中某种本身带有剧毒的药草!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以毒攻毒”并非武侠小说“胡编乱造”,而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的“免疫观”。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这个方法被他称为“以类治之”。其实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普通疾病还是瘟疫,想治病,得先去找源头。
“以毒攻毒”的治疗观念有了,那么是谁先记载了临床试验报告呢?最早有关“以毒攻毒”的文字记载出自东晋葛洪所写的《肘后备急方》,在这本号称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的医学名著里,记载有“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
没错,最初的“以毒攻毒”是用来治疗狂犬病的,其中提出的治疗方案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先把咬人的那条疯狗给杀了,然后把疯狗的脑浆取出来敷在被咬者受伤的地方。这是古人在长期与大自然斗智斗勇中得出的生活经验,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疾病,只好“先发制人”,将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捣碎、研磨,打造成类似药丸或药膏等形态后,或敷在患处,或用其他办法让身体吸收,这就是最原始的疫苗。
您一定觉得古人这种“疫苗研制法”既原始、又血腥,毫无科学道理?其实不然。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19世纪末研究狂犬疫苗的时候,先是采用体外培养的方式想要获取狂犬病病毒,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只好在被感染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提取出组织,再将这些组织接种到家兔的脑里,经过处理后,制作成狂犬病疫苗。
假如葛洪那时还活着,肯定会对巴斯德叹息道:“我早就提供过作业的标准答案了!你偏不信!”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种名为天花的病毒非常猖狂。据载,古人一旦得了天花,就会出现严重的寒颤、高烧不退、乏力头痛、浑身酸胀等症状,患者的皮肤也会成批的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疱疹、脓疱等创口,这种传染病的致死率极高,所以古人上到天子、下到庶民,听到天花二字无不闻风丧胆。
于是研究、治疗天花便成为了古代医学家的使命,“人痘”接种法也就此诞生!
根据史料记载,“人痘”接种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道:“治小儿身上有赤黑疵方:针父脚中,取血贴疵上即消”;“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不过,那时种痘还是民间治疗偏方,只在民间秘密流传,还没有公布于世。
到了宋代,一位名叫朱纯嘏的医师写了一本书,名叫《痘疹定论》,他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记载了有关于宋代“人痘”接种术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典籍上最早的种痘记载——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期,有一宰相叫王旦,他一连生了几个子女,但很不幸都死于天花,后来他老来得子,取名为王素。有了前面几个子女得天花而死的教训,他害怕得不行,于是召集了许多名医商议防治痘疮的方法。这时有人告诉王旦,说四川峨眉山就有一个“神医”能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王旦听后心中大喜,于是就让王素去种痘。王素种痘后的第七天,全身发热;12天后,痘已结痂,种痘成功!
即使有了前人的成功种痘之签,古人们对于种痘这件事情依然不敢大意。清代郑望颐在《种痘方》中指出:“过去,医师种痘若是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功率,人们则称为太平痘。如今,要是为一百个小儿种痘,假设其中损伤四五个,则必然要惩罚种痘的医师……”
古人对于疫苗的要求非常高,种痘的失败率不能高于5%,不然就属于医疗事故。负责种痘的医师不仅会丢掉工作,相关部门还要追究他的责任,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
“人痘”接种法在清代得到了推广,这得益于清代康熙皇帝的提倡,毕竟他也是天花这个传染病的亲历者。康熙先提倡让皇族接种“人痘”,一切妥帖后,再向外推广。他的这一旨命令,造福了不少人,“人痘”接种法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实行。
到了乾隆十七年,清政府组织太医院编纂了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其中这样记载道:“选时苗的唯一标准是区别痘苗的顺与不顺……顺的痘苗,苍蜡光泽,肥大厚实,可以收而用之——对于那些没有把握的时苗,宁愿不用,也不能滥用,种痘者千万谨慎。”原来,要成为一个痘苗,也是有门槛的。
那么“人痘”如何种植到人体里呢?在古代,古人们发明的“人痘”接种法有四个。
第一个方法叫“痘衣法”。先收集天花患儿的贴身内衣,把这个贴身内衣穿在健康未出痘的小孩儿身上,两三天后,这个痘就“种”在小孩体内了。一般来说,自穿上内衣的九到十一天的时候开始发热,就种痘成功,但这个方法的成功率低。
第二个方法为“痘浆法”。先刺破天花患儿身上的痘,挤出“痘浆”。接着用棉花蘸痘浆,塞到接种者的鼻孔里,让其呼吸道主动感染,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不过,一般患儿父母不会同意刺破患儿身上的痘,所以这个办法在古代推广得并不好。 第三个方法是“旱苗法”。“旱”代表干,沒错,就是取天花痘痂,然后研磨成非常细的粉末,再拿一根曲颈根管,对准需接种者的鼻孔,直接把天花痘痂粉末吹进去。接种者一般自接种第七天开始发热,自此种痘也就成功了。这个办法好处是简单快捷,坏处是容易刺激到鼻黏膜,导致种痘人鼻涕增多,很可能忙乎半天,一个喷嚏就把痘痂粉冲出去了!所以“旱苗法”使用的也不多。
第四个方法被称为“水苗法”。顾名思义,与“旱苗法”相反,“水苗法”是取患者的痘痂,先研磨成细细的粉末,用三五滴干净的水或者人乳调匀,然后将新鲜的棉花摊成薄片(类似于今天的化妆棉),再将调好的痘苗放在里面,捏成枣核的样子,用线拴起来塞入接种者鼻孔内,12个小时后再取出来。接种者通常会在七天以后发热见痘,种痘成功!
以上四个方法中,“水苗法”的接种效果最好,完全可以达到预防天花的效果,即使接种后仍不幸感染,也只会是轻度感染,可以避免重症或死亡。
后来,古人在不断的实验中发现,如果采用接种多次的痘痂作为疫苗,毒性会大大减弱,接种后比较安全。清代的《种痘心法》对此也有所记载:“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
这种痘苗的选育方法,与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完全符合,它与今天用于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定向减毒选育、使菌株毒性汰尽、抗原性独存的原理也完全一致!
古人发明的“人痘”接种法对天花这样的传染病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但因此受益的绝不止是中国人。
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法不仅让我们周边的国家受益,更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再由阿拉伯传到了土耳其。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在君士坦丁堡学会了“人痘”接种法。三年后,她回到英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六岁的女儿种“人痘”,由此“人痘”接种法又从英国传到了欧洲大陆,甚至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
对于中国医学上的这一伟大发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这样赞美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指的是接种“人痘”)。这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而此次新冠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发,意味着中国人即将又一次拯救全世界!
我国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走在了世界前列,相信各位读者无不感到自豪。其实说到疫苗研发,中国人可是当之无愧的行家,因为早在注射器都尚未问世的年代,我们的老古人就已经掌握了疫苗技术!
以毒攻毒
武侠小说中总会出现以毒攻毒的情形,要挽救某位中了邪毒的大侠,通常需要深山中某种本身带有剧毒的药草!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以毒攻毒”并非武侠小说“胡编乱造”,而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的“免疫观”。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这个方法被他称为“以类治之”。其实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普通疾病还是瘟疫,想治病,得先去找源头。
“以毒攻毒”的治疗观念有了,那么是谁先记载了临床试验报告呢?最早有关“以毒攻毒”的文字记载出自东晋葛洪所写的《肘后备急方》,在这本号称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的医学名著里,记载有“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
没错,最初的“以毒攻毒”是用来治疗狂犬病的,其中提出的治疗方案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先把咬人的那条疯狗给杀了,然后把疯狗的脑浆取出来敷在被咬者受伤的地方。这是古人在长期与大自然斗智斗勇中得出的生活经验,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疾病,只好“先发制人”,将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捣碎、研磨,打造成类似药丸或药膏等形态后,或敷在患处,或用其他办法让身体吸收,这就是最原始的疫苗。
您一定觉得古人这种“疫苗研制法”既原始、又血腥,毫无科学道理?其实不然。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19世纪末研究狂犬疫苗的时候,先是采用体外培养的方式想要获取狂犬病病毒,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只好在被感染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提取出组织,再将这些组织接种到家兔的脑里,经过处理后,制作成狂犬病疫苗。
假如葛洪那时还活着,肯定会对巴斯德叹息道:“我早就提供过作业的标准答案了!你偏不信!”
古代疫苗“人痘”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种名为天花的病毒非常猖狂。据载,古人一旦得了天花,就会出现严重的寒颤、高烧不退、乏力头痛、浑身酸胀等症状,患者的皮肤也会成批的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疱疹、脓疱等创口,这种传染病的致死率极高,所以古人上到天子、下到庶民,听到天花二字无不闻风丧胆。
于是研究、治疗天花便成为了古代医学家的使命,“人痘”接种法也就此诞生!
根据史料记载,“人痘”接种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道:“治小儿身上有赤黑疵方:针父脚中,取血贴疵上即消”;“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不过,那时种痘还是民间治疗偏方,只在民间秘密流传,还没有公布于世。
到了宋代,一位名叫朱纯嘏的医师写了一本书,名叫《痘疹定论》,他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记载了有关于宋代“人痘”接种术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典籍上最早的种痘记载——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期,有一宰相叫王旦,他一连生了几个子女,但很不幸都死于天花,后来他老来得子,取名为王素。有了前面几个子女得天花而死的教训,他害怕得不行,于是召集了许多名医商议防治痘疮的方法。这时有人告诉王旦,说四川峨眉山就有一个“神医”能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王旦听后心中大喜,于是就让王素去种痘。王素种痘后的第七天,全身发热;12天后,痘已结痂,种痘成功!
即使有了前人的成功种痘之签,古人们对于种痘这件事情依然不敢大意。清代郑望颐在《种痘方》中指出:“过去,医师种痘若是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功率,人们则称为太平痘。如今,要是为一百个小儿种痘,假设其中损伤四五个,则必然要惩罚种痘的医师……”
古人对于疫苗的要求非常高,种痘的失败率不能高于5%,不然就属于医疗事故。负责种痘的医师不仅会丢掉工作,相关部门还要追究他的责任,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
四个方法可把“人痘”种植到体内
“人痘”接种法在清代得到了推广,这得益于清代康熙皇帝的提倡,毕竟他也是天花这个传染病的亲历者。康熙先提倡让皇族接种“人痘”,一切妥帖后,再向外推广。他的这一旨命令,造福了不少人,“人痘”接种法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实行。
到了乾隆十七年,清政府组织太医院编纂了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其中这样记载道:“选时苗的唯一标准是区别痘苗的顺与不顺……顺的痘苗,苍蜡光泽,肥大厚实,可以收而用之——对于那些没有把握的时苗,宁愿不用,也不能滥用,种痘者千万谨慎。”原来,要成为一个痘苗,也是有门槛的。
那么“人痘”如何种植到人体里呢?在古代,古人们发明的“人痘”接种法有四个。
第一个方法叫“痘衣法”。先收集天花患儿的贴身内衣,把这个贴身内衣穿在健康未出痘的小孩儿身上,两三天后,这个痘就“种”在小孩体内了。一般来说,自穿上内衣的九到十一天的时候开始发热,就种痘成功,但这个方法的成功率低。
第二个方法为“痘浆法”。先刺破天花患儿身上的痘,挤出“痘浆”。接着用棉花蘸痘浆,塞到接种者的鼻孔里,让其呼吸道主动感染,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不过,一般患儿父母不会同意刺破患儿身上的痘,所以这个办法在古代推广得并不好。 第三个方法是“旱苗法”。“旱”代表干,沒错,就是取天花痘痂,然后研磨成非常细的粉末,再拿一根曲颈根管,对准需接种者的鼻孔,直接把天花痘痂粉末吹进去。接种者一般自接种第七天开始发热,自此种痘也就成功了。这个办法好处是简单快捷,坏处是容易刺激到鼻黏膜,导致种痘人鼻涕增多,很可能忙乎半天,一个喷嚏就把痘痂粉冲出去了!所以“旱苗法”使用的也不多。
第四个方法被称为“水苗法”。顾名思义,与“旱苗法”相反,“水苗法”是取患者的痘痂,先研磨成细细的粉末,用三五滴干净的水或者人乳调匀,然后将新鲜的棉花摊成薄片(类似于今天的化妆棉),再将调好的痘苗放在里面,捏成枣核的样子,用线拴起来塞入接种者鼻孔内,12个小时后再取出来。接种者通常会在七天以后发热见痘,种痘成功!
以上四个方法中,“水苗法”的接种效果最好,完全可以达到预防天花的效果,即使接种后仍不幸感染,也只会是轻度感染,可以避免重症或死亡。
后来,古人在不断的实验中发现,如果采用接种多次的痘痂作为疫苗,毒性会大大减弱,接种后比较安全。清代的《种痘心法》对此也有所记载:“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
这种痘苗的选育方法,与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完全符合,它与今天用于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定向减毒选育、使菌株毒性汰尽、抗原性独存的原理也完全一致!
“人痘”接种法惠及全世界
古人发明的“人痘”接种法对天花这样的传染病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但因此受益的绝不止是中国人。
中国古代的“人痘”接种法不仅让我们周边的国家受益,更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再由阿拉伯传到了土耳其。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在君士坦丁堡学会了“人痘”接种法。三年后,她回到英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六岁的女儿种“人痘”,由此“人痘”接种法又从英国传到了欧洲大陆,甚至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
对于中国医学上的这一伟大发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这样赞美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指的是接种“人痘”)。这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而此次新冠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发,意味着中国人即将又一次拯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