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一生不离刻书事，于文献整理与传承有卓越贡献。其中对赵之谦刻书有过帮助的人有孙古徐、潘祖荫、王晋玉、胡澍、戴望、沈容之、胡培系、张鸣珂、龙皞臣、鲍康、唐仁寿、许增、谭献等。上述人中除孙、张外，余皆见诸信中，如他在胡培系的信中提到“瓒公缘事撤任，子高之事此时更无须说矣。弟所得邹氏书中有论宫室制度者二卷，大足为尊着之助，此时未能钞寄。”即《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所言：“岁在辛未，溧阳王瓒公已补官上虞，寄书申约，乞岁损百金为刻书费，瓒公许我。明年壬申，得见新化邹氏《读书偶识》，欲持属瓒公。书未发，瓒公又缘事解职。时余亦以县令试仕江西，始遇攸龙皞臣，为刻邹氏书。”“龙皞臣”即致胡培系第四封信中提到“其人学问颇好，亦不附侯伯之说”者，被赵之谦视为同道中人。
　　戴望（1837年―1873年），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著有《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谪麐堂遗集》四卷。
　　虽仅五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录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赵撰《续记》的目的在这几封信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往在京师，曾与荄甫论《续记》大意，窃自谓引经决狱如堂上听堂下，无私许，无偏执，万人环伺，少具知识者自能悦服，其悍然不顾者皆愚顽之民，不足责也。此意即与昔之方、姚，今之名臣大儒相反，而实确守观过知仁之法。邹鲁之学，本非濂洛关闽之学，可谓知者道，不能约慕羶之蚁说肉味，见逐臭之蝇戒粪秽也。
　　以近来讲愚诬之学者，惯责人过，故方、姚派作志传以空衍为主，乃讳莫如深之妙也。弟等宗汉法述事，必从其实，则凡纤细琐屑，变故离合，须处处安置妥帖，既可以质鬼神，又以绝若辈三尺之喙，乃称绝谊，想兄必以为然也。 　　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反理学”；既不主张“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麐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在第一封信中，赵之谦写道“当住过夏月方归”，又问李善兰“已赴都否？”“生此数十年中，仅见此举（指李善兰得保举事）尚有人理。昨读条议，则已废然，盖又是奔走门路之一”，这可能是他决心南归筹款的原因之一。
　　次年七月初，赵之谦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给戴望的信中讲得很仔细，信末记“闰月六日”。经查，同治九年（1870年）闰十月。同时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亦云：“前发书后即拟赴省，而酷暑困人，湿热上蒸，痰疾壅于肺鬲，致右耳聋，左耳亦大鸣……大约须出月方能至杭州。”（4）据笔者考察，赵之谦在杭州的落脚点主要有曹籀家（宝善桥附近）、程六皆家、王晋玉家（四条巷）以及他在家书里提到的另外一处住址“太庙巷内，紫阳书院间壁，前临安县正堂陈公馆（即陈韵楼家）内，有‘会稽赵’门条。”
　　他在信中提道“太隺先生《周易指》板存温州，已访得”。“太鹤”即端木国瑚（1773年―1837年），字子彝、鹤田，号太鹤，浙江青田人。端木国瑚娶瑞安陈氏女为妻，并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迁居温州瑞安。生有一子二女：端木百禄、端木悟原、端木顺，皆有才学。端木百禄与赵之谦认识较早，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三月，赵就已经为端木刻了两方印。端木百禄继承家学，也一生治《易》。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至九月，赵之谦守城瑞安之际，与端木百禄重逢，这一时期两人交往颇密。现瑞安市文物馆还藏有一件赵之谦写给端木百禄的扇面书法，款记：“叔总仁兄（端木百禄）索书，走笔应命，寇警未已，相见期难，临别无言，留此手迹。”《周易指》是端木国瑚的名作，计有45卷，赵之谦离开温州后，一直在寻找雕版的下落，以谋再刷印。
　　金陵书局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聚集了一批学者一起编书、刻书，尤其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之选。况周颐《蕙风簃二笔》中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上述学者中，除刘寿曾、曾沅圃外，其余均见诸这次信札中，皆与赵之谦有交往。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赵之谦出京师，途经金陵，与局中诸君相识，惜目前所存文字甚少。是年，赵之谦准备开始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去金陵拜访戴望的同时，想拜汪士铎（梅村）为师，亦为谋刻书事前往考察，这应是赵之谦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访学游历。
　　唐仁寿（1829年―1876年），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他是钱泰吉的学生，追随多年，得其亲炙，深研六书音韵之学，雠校经史文字疏讹舛漏，毫发差失皆能辨之。同治四年（1865年），唐仁寿随钱泰吉的儿子钱应溥来到金陵。因书局正要谋刻《史记》，准备用周学浚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唐氏因此而荐入书局，声名益闻。后来，金陵書局谋刻《二十四史》，唐仁寿负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晋书》《南齐书》《后汉书志》等。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第一、二封当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年二月，戴望病殁。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数事都在信中提及，皆吻合。信中提及“李仲约学使”即李文田（1834年―1895年），字畲光、仲约，号芍农、若农，广东广州府顺德人。他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探花，最后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同治九年（1870年），任江西学政。十一年（1872年），他在南昌觅得《西岳华山庙碑》本（一说宋拓，一说元拓），请赵之谦“补摹阙叶九十六字”，“越一年重治成”，又请赵之谦题记，此即为“顺德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目前“顺德本”前有赵、李题记各一，从书迹上看，李氏运笔似受到赵氏的不少影响。第一封信中说：“其时正值学使李公试毕返省，又兼有阅经训卷差，终日奔走。”又为戴望遗作《颜氏学记》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学使即须逊让，然亦难得，不作序无碍也。”根据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学政，与赵之谦有密切往来。
　　李文田也仰慕唐仁寿的学问，特地向赵之谦打听：“详询尊名及字、籍贯甚至并深为称叹。所云补刻证文之举，学使先助三十金，兹先寄上，乞即为校正付刻。如不旉尚钜，亦望速示，以为筹划。钜则仍求学使助之，如所少无几，将来归弟一人任之可也。”李文田还特地让赵之谦写信告诉唐氏，“过江宁当访君也”。信末还提及潘祖荫“亦有书来询君名氏”，可知唐氏之学问，是大家认可的。
　　第二封信中写道“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舆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1]。
　　“啸老”即张文虎（1808年―1885年），字孟彪、啸山。他是金陵书局中最为年长的学者，自同治二年（1863年）入局襄校《王船山遗书》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辞局而去，前后达十年之久。张文虎虽未中科甲，但学问淹博，“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5），素以校勘精审而著称，尤以《史记》最为知名。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溶提议刊刻《史记》，并提供他所过录的钱泰吉校本。李鸿章、曾国藩先后主其事，李先命唐仁寿负责校勘，曾接着任命张文虎辅助唐氏一起同校。而唐体弱多病，基本由张负责。而《史记》校勘工程巨大，艰辛可知。张与唐两人是金陵书局的中流砥柱，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国藩曾对门生洪汝奎说：“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2]赵之谦在江西通志局任职一年多后，深感“江西亦有书局，校书多土著。惟此间理学之乡，流弊有二，曰陋而悍。得先生（唐仁寿）来此，使后生或知校雠家法，功德无量也”。所以，以吴盐宪的名义写信邀请唐氏来南昌指导，言辞诚恳，足见殷切之情。不知后来有没有成行？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
　　赵之谦在江西期间，除了为戴望刻遗集、为自己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还为邹汉勋刻《敩艺斋遗书》。此事在第六通信中提及，由攸县龙皞臣出资，赵之谦为之“著录次比”。《谪麐堂遗集》于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刊成，《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分六集，于光绪六年（1880年）刻成。《敩艺斋遗书》“全分亦发刻”，因赵之谦奉檄权令鄱阳，略有曲折，光绪四年（1878年）冬由张鸣珂（1829年―1908年，字公束，号玉珊，浙江嘉兴人）帮助完工。按照赵之谦自己在信中的说法：“来此（指江西）三年，惟此等事，为有实在处耳。”
　　邹汉勋（1805年―1853年），字叔绩，号绩父，又号叔子，湖南隆回县人，咸丰举人，以博学名，五经、地理、音韵等，无所不研、靡所不究，著述宏富，是近代舆地学奠基人。“所著《读书偶识》三十六卷，自言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以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以前之事证方敢从。以汉人去古未远，诸经注皆有师承，故推阐汉学，不遗余力。”（清史稿·儒林：列传二百六十九）赵之谦因认可他的学术理念，进而关注他的遗著。可惜，邹氏著作大多毁于同治二年（1863年）“土匪焚其居”。赵之谦辑刻了五种：《五韵论》《读书偶识》《颛顼历考》《红崖刻石释文》《敩艺斋诗》等。
　　仅一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张忠穆即张煌言（1620年―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主将，前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最后被捕，于杭州遇害，谥号忠烈。潘祖荫请赵之谦为33通张煌言的信札作跋，赵在跋文考证出张氏的信札“皆在浚时作”，并提到“札中言《保黎录》一书未得见，诸家记事亦鲜及之者”。赵还发现粘贴信札的用纸，“以日映之，为明尚书祁念东墓表，其文已阙，然亦有可广记闻者，疑是胜朝遗老收藏旧物，历数百年未经揭褾，真可宝贵。旧签题字，亦非数十年中手笔也”。赵之谦还因感佩张煌言的壮烈气概，在全祖望所辑年谱基础上撰成《张忠烈公年谱》，“闻疑载疑，愿有述焉。证诸本集，期可征信；旁及异闻，有资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诬罔，别为《年谱》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于九京也”（7）。并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中，以传久远。
　　其余像鲍康、许增、谭献等，皆是赵之谦问学之友，关系不及上述诸家之亲密，然亦非泛泛之交。
　　鲍康（1 8 1 0年―？），字子年，安徽歙县人。道光间举人，官至夔州知府，以忤上官归里。毕生研求古泉，被誉为第一古泉学家。著有《观古阁泉说》《泉注》等。同时还精通政书，辑有《清朝谥法考》五卷，附续编、补编一卷。同治三年（1864年）纂辑成正编，补王士祯《国朝谥法考》之未备，袭潘世思《易名录》之例，按《会典》谥字序排列，分亲王、郡王、貝勒、贝子、公等，文臣，三品以下文臣，武臣等五类，各一卷。记述姓名、官阶及其谥号1518人，详加参订，凡传闻与国史底册异辞者，均两存之。《续编》记同治四年（1865年）至五年（1866年）五月谥僧格林沁等46人，后又辑此前赐谥之奕诒等64人为《补编》，这三编是研究清代政治制度的工具书。赵之谦这封信缺了上页，好像不是专门写给鲍康的，而是附系在鲍康名下。（8）而信的内容似是赵之谦在校书时发现“謚”与“諡”用法之区别，跟鲍康探讨。至于赵之谦与鲍康何时结交？目前还没确切的资料。 　　许增（1824年―1903年），字益斋、迈孙，浙江仁和人。曾入马新贻幕府，与谭献同校刻《唐文粹》，精核无比。辑有《榆园丛书》，与赵之谦有共同志向。两人相识较早，赵客寓北京，许增常托其寻觅书画。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赵之谦自京返浙，在杭州为其行书一联“通经自有富，作善心无休”。大概也是赵对许的简要评价吧。虽仅有一通，是赵之谦在江西时所写，可见二人之间的交谊保持了很长时间。
　　谭献（1832年―1901年），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赵之谦与谭献在咸丰六年（1856年）前后即相识（9），时赵在缪梓幕中，随军转战杭州、衢州一带。谭献自咸丰八年（1858年）开始游闽，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厉恩官幕府，前后达七年。赵之谦赴闽，两人重聚于福州。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谭献索胡澍书法，赵之谦为之集《绎山碑》字“为著作材天不禁，除功利念世无争”（10），意欲讽刺，谭表示“直受之而已”（10）。谭献也喜欢藏书，有龚自珍《龚定盦先生集外文》180余篇，赵对龚十分崇拜，想借钞录副本，后由魏锡曾代抄，赵作画酬谢。戴望亦曾录一本，三人“因各有搜讨之约”。此外，赵还向谭借钞了宋本《淮南子书》以及后来刻入《鹤斋丛书》的《韩诗遗说》，即据谭献传抄足本而刻，而《虞氏易事》是谭献与戴望在福州访得而借予赵的，而赵又转借给潘祖荫刻入《滂喜斋丛书》。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廿七日，在赵之谦将赴江西任职前，两人在杭州团聚。谭向赵借得《平津馆丛书》，补其所缺。
　　《复堂日记》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中记：“予往在闽中，欲与魏稼孙撰《六朝别字》数卷，未成。”（10）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赵之谦在北京撰成《六朝别字记》。考其成书之初，或是在福州时曾与魏、谭二氏商讨过，受其启发，入都后倾力而成。
　　赵之谦另在致魏锡曾的一信中曾评价：“谭仲修，阁下之同乡也，自命为古文作手。仲修之文，骨力不厚重，然下字命意，极有斟酌，非空头大话者比。（11）”赵死后，谭日记中曰：“（赵）与予相交卅年，王元美所谓‘妄则有之，庸则未也’。”（12）赵与谭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是特别融洽，这在致唐仁寿的信中就有提到。言及戴望殁后，谭献觊觎其藏书一事。总之，两人之间未像赵之谦与江湜、胡澍、戴望那样亲密无间。
　　四、推己及人
　　赵之谦一生奔波，个性鲜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人言撝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副者，亦虚怀相接。”不仅如此，他对家人也是呵护备至，事事为之筹谋，无微不至。这些品行可从他给友朋同僚的信以及家书中，得到验证。
　　宗源瀚（1834年―1897年），字湘文，号三异太守，江苏上元县人。是晚清一位有名的循吏，一生几乎全在浙江省各地任职，先后担任杭、衢、严、湖、嘉、宁等地知府及杭嘉湖兵备道、温处兵备道，敏于吏治，勤于政事。公务之余，雅好收藏，著有《颐情馆金石跋》《颐情馆书画跋》《燹余所见录》等。六通信札也几乎全是书画古籍善本收藏之事，审书迹当是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赵之谦决定再次离京南下，往还绍兴、杭州两地，售卖书画筹集款项。并计划在该年八月底由武康经由杭州直趋温州，再由温而入台，找陈宝善商议筹款（13）。十月，抵达温州，寓居张小孟如园。信中称“徐寿翁”者即徐寿蘅（1824年―1900年），名树铭，字伯澄，号寿蘅，又号澄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年间，曾在温州任职，赵之谦想找他借钱纳捐。现存《且园赓唱集》，集中作者多是当时官吏，其中就有江都郭钟岳（外峰）、长沙徐树铭（寿蘅）、会稽赵之谦（益甫）等。第三通信中提到的“郭司马”即是郭钟岳，由此可以推测第二、三封信是他第三次客温时所写，其余四封根据内容像是在杭州写的。同治七年（1868年），宗源瀚在衢州任职，并有书招沈梧（1823年―1887年）来游富春江（14），沈即信中还提到的“旭庭”“旭翁”，一作沈吾，字旭庭，号古华山农，又号九龙山樵。江苏无锡人。精金石之学，著有《石鼓文定本》《汉武梁祠画象考证》等。
　　从这六封信中，可以看出宗源瀚与曹籀、许增等都有交往。宗数次向赵之谦求印，赵在第五封信中说到“刻印破例”，可能是他累试不第，日夜图谋捐官，无心篆刻，故有此说。但许诺“将来当以旧存青田石作一枚收藏印奉赠，不食言也。如明年无须奔走，则临行必了此事，以一岁为期”。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后，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已经萌生“封刀”之意。
　　致友朋同僚信札中，如欧阳文卿、倪带铭、蔡耀翁、德斋、戌牧、逸庐等，以及佚名9封，尚待考证。在这些信中，或叙日常，或议官场，或详或略，或喜或怒，都体现在字里行间，不由得让人感叹赵之谦是一位写信高手，勤奋非常。
　　在致倪带铭的信中，以非常愤怒的心情讲述他由鄱阳赴奉新任时，家里仆妇“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而被其继子（寿佺）斥逐后自缢身亡之事。称“今使弟受大累，天报昭彰，前生冤孽也……逆子俟案讯后，办则听办后再驱逐，不办请其到扬州作始祖，此时不能放伊也。弟平生不欺穷人，不忘一本，不背亲亲之谊，今受恶报，适值一大相反之人来做，天道难知，岂做人必应刻薄凶狠耶？可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矣。若系亲生，定即处死，不必待该尸亲之来哭嚷也。写此一段，可以为有人伦者戒，可以为豺狗行为者劝”。赵之谦刚接印，尚未安顿，“百事猬集”，就遭遇此等棘手事，又是哭又是闹，使得他既要赔钱，又得做好撤任的准备。
　　赵之谦写家书事无巨细，交代清清楚楚，算得上是劳碌命。正因为此，他的家书中记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赵之谦赴台州找陈宝善谋计筹款。陈把他介绍给黄岩县令孙熹，安排教職。他在致二哥信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弟于十八日由蒿坝动身，一路大雨，不堪其苦。到台州府后大雨而且无船，耽搁两日，出重价讨船，始至黄岩。身体尚好，惟行李湿坏矣。翼文书院在离城三十里地方，山长必须往彼，不能兼管县中事，以故束修三百，火食在内，看去不能有多少赢余。子余本欲留弟在署，而该地绅士以书院肄业为词，不能推卸。现在留此，阅县试毕，即行赴馆。……此地局面，自钱粮改短以后，弄成苦缺。署中征收，朋友三人无束修，以外规为束修，朱墨系账房兼办，不比从前永嘉万分…… 　　赵之谦客寓黄岩七个月后，于九月末回到绍兴办理家事。（15）十一月初再赴黄岩，年底回绍。客寓黄岩前后约八个多月时间，虽积得酬劳，但总体还是仅供敷出，不尽人意。（16）幸好陈宝善、孙熹、吉子振等待赵之谦颇厚，为他安排了许多书画应酬，笔润亦丰，现传《赵之谦铭志集存》中有多件作品是他在黄岩时所作，可为佐证。
　　家书中的其他内容，如：邀二哥来游西湖、城隍山，进出盘川，“有弟在此，可无多虑也”，这份豪气在赵氏信中较为罕见。又如：安排家里帮工桂官来杭州就医，“寄出洋五元、帐一纸，望属其检点行李”。还再三叮嘱，“船内吃夜饭一餐，伙食过柯桥可买。过江时候须穿棉袄，切勿受冷。萧山轿铁攀最宜留心，千属桂官勿将手指误套为要。过江千万两轿同一船，须在行内动身时说明。帐内所要买件及带件，又阿常来取物件，均望带出。”他到了江西后，希望二哥赵蔼庭前去帮忙打理，“天下可靠者无过弟兄，以其知紧宽而存心好也”等等。可以看出赵之谦性格温存的一面，绝非“傲气”“不近人情”可以概括。
　　五、人书合一
　　南朝宋时，羊欣与王僧虔都把钟繇的书法归纳为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4]王僧虔则是对第三体“行狎书”做了一个定义，称“行书是也”[5]，貌似给后人省下了不少口舌之争，实际上还是范围圈大了，“行狎书”当指古时人往来的尺牍，此即羊欣所谓“相闻者”之意。而东晋以来，尺牍书又往往以“行书”居多。羊王合述，才是“行狎书”的准确定义。像俞樾那样坚持用隶书写信的人，毕竟少之又少矣。
　　钟繇的“三体”后来成为历代书家的“标准”要求，凡是称得上一流书家者，无不三体皆能，赵之谦也不例外。像《潘公墓志铭》这样碑版书迹，属于“铭石之书”；像《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这样的稿本，属于“章程书”；像此次整理的尺牍，属于“行狎书”。赵氏三体之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铭石之书”端庄严肃，庙堂之气；“章程书”规矩齐整，自然遒丽；“行狎书”则下笔真率，出于意外。當然，赵之谦还有大量的书迹不能简单地归于“三体”之列，但内在的审美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万变不离此宗。因此，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尺牍除了文献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赵之谦的书风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自青年习书始至同治三年（1864年），二自同治四年（1865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目前看到赵之谦较早的书迹，如杭州博物馆藏的《卧龙山补松歌》，出入唐人端楷，初露颜字痕迹。而咸丰十年（1860年）到同治元年（1862年），则颜字味道越来越重，看到了何绍基的影子。尽管他在同治九年（1870年）给魏锡曾的信中说：“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地道，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6]192这段话似乎流露出与何绍基意见相左的味道，实际上寓含两层意思：一、同治九年（1870年）时，他的书法已由“颜底”转到“魏面”了，且正在苦苦求变途中；二、何绍基运笔有特殊的手段，用“回腕法”，追求提按的起伏，所谓“虚灵”。而赵之谦追求的是以笔画平实为主，与何氏大相径庭。虽源出一宗，而支流各异，一以篆书用笔为入，一以隶书用笔为出。所以，“必致大争而后已”。事实上，赵之谦的“颜底魏面”书风是离不开何绍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书风影响。有清一代，习颜书风贯穿始终。究其原因，颜真卿的人品与书法风格正符合清代士人的需要，其书法中所蕴含的“篆籀之气”又是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后，连接碑学与帖学的桥梁，习之者众，赵之谦也不例外。像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自温入京赶考，虽试而不售，但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颜书转向北碑。其中取径于邓石如、包世臣的痕迹是比较明显，可从以下他给魏锡曾的信中得到验证：
　　注释：
　　[ 1 ]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38.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5：49.
　　[3]钱基博.复堂师友手札菁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09.
　　[4]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M]//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46.
　　[5]王僧虔.又论书[M]//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1.
　　[6]邹涛.赵之谦年谱[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何澄编《二金蝶堂印谱题记》。
　　（2）赵之谦《谪麐堂遗集序》：吴筠轩观察、缪芷汀都转、王松溪大令闻之，咸助之资，皆知君学行未见君者，并书之。
　　（3）赵之谦《谪麐堂遗集序》，清光绪刻本。
　　（4）邹涛.赵之谦年谱[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3：182.系于同治八年（1869年）。根据致戴望信，当为同治九年。
　　（5）闵萃祥《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覆瓿集》，清同治光绪年间刻本。
　　（6）潘祖年《潘文勤公年谱》，光绪刻本。
　　（7）《张忠烈公年谱序》，光绪刻本。
　　（8）原来藏家裱册页时，已将此信系于鲍康的名下。
　　（9）《复堂日记》光绪十二年（1873年）十月廿日条下记：“益甫官江西令尹，未补授而死者，与予亦相交卅年。”
　　（10）见《复堂日记》。赵在致魏稼孙的信中也提及此联内容。
　　（11）见《赵之谦尺牍》。
　　（12）《复堂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廿日条下所记。
　　（13）见致陈宝善札：“由温入台，即面求老哥为我筹所不足。弟现定二十日赴武康，归时径趋温郡，到台总在十月。”札中又写道：“弟此时行踪靡定，如蒙复函，祈交子有兄寄存温州元云桥陈姓皮货店中，俟弟自行往取。”此札写于杭州寓次，时间当为同治八年（1869年）的八月十三日。邹涛在《赵之谦年谱》中考订为同治五年（1866年），恐非是。因为赵之谦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二月寄食黄岩，兼差翼文书院与县署幕府。九月间返回绍兴，为侄儿赵能定娶妇，祭祀祖坟，补绘先祖遗像等等。当不会有八月十三日在杭州写信表示“由温入台”的时间。且信中提到要找徐树铭、方鼎锐商量筹款，而徐树铭视学浙江在同治八年（1869年），方鼎锐赴温任职在同治七年（1868年）间，所以，这封信写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可能性没有。赵之谦自己在同治八年（1869年）赠张小孟的诗题中也提道：“同治八年十月，余以事重至温州。”与上札所提到的时间正合。事即商借纳捐款项。
　　（14）沈梧诗《思游富春久矣同治戊辰秋湘文观察守衢州有书见招以事牵率次年春始成行沿途看山得诗四首》
　　（15）见为傅节子画《菊花图》款记：“同治丙寅十月归自黄岩，为节子十一丈画此，并取本经别录三名合以颂之。赵之谦记于华延年室。”时傅节子在绍兴，曾于当年的正月与赵之谦、魏锡曾、何竟山等人一同到余姚访碑。《黄岩历代书画家概说》中：“清同治年间，著名画家蒲华、赵之谦都曾来台州，赵之谦在黄岩四年，……赵之谦客寓黄岩为幕僚时，留下不少字画，为知县孙熹画的墨梅尤为精彩。”系推测之词，没有根据。
　　（16）致魏锡曾札：此间身兼两役，所入不下五百金，而整顿家事、弥补旧亏、周济不足，因此得畅所欲为，而入者尽出矣。
　　（17）王棻《东椤献征录》稿本，现藏黄岩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