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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研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对新中国“十七年”前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在叙述经验上的影响，体现出苏联和中国不同政治背景、文化传统下的社会图景，也涉及到这些作品在创作模式、人物形象上的艺术对比。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以农业合作化为主题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在跨越时空与民族的对话中，体现的是集体化意识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发挥的巨大力量，为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世界性创作和批评方法提供参照视角。
关键词：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叙述经验;集体化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096-04
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先后发生了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思想来源是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合作化思想经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得到了列宁的继承和发展，并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时，已经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和成熟。早在30年代，苏联的农业合作化叙事在政治高压的酝酿下应运而生，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型之作。尽管当时苏联与中国在国情和社会背景、文学渊源和文学精神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我国“十七年文学”前后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显受到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周立波是《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丁玲、柳青等都是《被開垦的处女地》忠实的读者，作家往往会在精神层面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而产生触动，将新的灵感融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同是描写土地改革，都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虽然在具体书写上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山乡巨变》和《创业史》描绘了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如火如荼的合作化运动，《创业史》自发表以来，被誉为“农村社会主义史诗”，成为“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的巅峰。本文试着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是如何受苏联小说的影响，探究苏、中的同类型小说在创作模式与人物形象表现上的异同，反思集体化意识是如何体现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之中的。
一、农村社会主义改革小说之叙述经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苏联提出并在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施行的一种世界性创作和批评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去具体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成为全苏作家必须遵循的的最高原则。苏联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写社会主义、写现实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准则。《被开垦的处女地》创作于1932年，虽然在苏联官方并不完全承认它是描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本，但它在中国同样受到读者们的热烈追捧，被许多中国作家奉为社会主义集体化创作的圭臬。苏联肖洛霍夫研究专家犹黎·卢金的《萧洛霍夫在一九四。年代》中认为《被开垦的处女地》“划时代的描写集体农场的哥萨克”，是“刻画集体化制度的最完美的苏联小说”，肖洛霍夫作品中的“精深的现实主义在于他将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能表现出来”，显现了艺术家的“胆力和才能”。
1930年，肖洛霍夫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深受苏联当时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影响，于是投身到顿河地区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之中，并开始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之后，晋察冀锯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丁玲敏锐感觉到这将是一场改变农民命运的变革，于是她作为土改工作队的一份子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这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背景。丁玲在阅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后，宣称她在此书中学到了如何描写农民的生活。两位作家的创作经验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实践，把大众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情感纳入党的意识形态，在劳动中获得文字书写的力量，站在思考人性的高度上将现实生活的经验构建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被开垦的处女地》可以说是以政治目的出发而作，但小说的叙述却没有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是努力展现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表达了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对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正确性的怀疑。肖洛霍夫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残酷的、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把苏联集体化历史的真实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结尾将是悲剧性的，将有所牺牲……将会出现生活真理所预示的那种情景。那个时代是残酷的，斗争是生死的，牺牲也不会是轻微的。”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将土地改革及其背后整个乡土社会本有的复杂宗法关系网络描述得淋漓尽致，从而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用阶级话语来逐渐瓦解乡村宗法秩序。解放区的土改背景与苏联集体化的现实情形确实存在差异性，但无论是对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还是对生产方式的改造，都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一部分。
周立波是最早将《被开垦的处女地》完整译介到中国的译者，他自然熟稔肖洛霍夫的创作模式，《暴风骤雨》描写的是土地改革，《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集，描写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发展为高级社的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被开垦的处女地》为周立波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经验，《山乡巨变》的叙述节奏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也使人想起《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富农拉普希诺夫，就连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相互间产生的联系、在情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安排有相似之处。 柳青是肖洛霍夫忠诚的读者，在柳青的书房里只有一张照片那便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是他反复阅读的作品，以至于被翻得破烂不堪。柳青在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时多次向干部们推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高级社的问题上，他也谈到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苏联因“冒进”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状况。1954年春，柳青开始写作《创业史》，同样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两者都具有史诗般磅礴的气势，甚至在细微的心理描写、情节安排、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具有相似之处。从结构上来看，肖洛霍夫在处理农业合作化这样宏大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画面时，擅于把个人命运与社会问题、历史进程置于同一个想象空间中去考量，而柳青在小说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完全个人化了，以一种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去烛照整个艺术世界，从很大程度上说这可能就是《创业史》被奉为“农村社会主义史诗”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不能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完全归结为是受《被开垦的处女地》影响下而创作的，实际上也“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艺术作品是由自由想象构思而成的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东西，而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方面都对苏联借鉴不少，在文艺路线上也以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为指导方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苏联文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法。但毕竟新中国与苏联在国情、文学传统上存在诸多差异，创作主体（作家）生存环境及文学修养、对事物认知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是区别于苏联文学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生长于中国土壤之中新的文学样式，是具有中国本土意味的现实主义。
二、中苏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对比分析
1、创作模式
《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苏联共产党派遣两万五千名优秀党员下乡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村子里召开贫农和积极分子大会，没收富农财产，驱逐富农，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成立集体农庄，把生产工具、牲口、土地收为公有，下乡干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以及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发表，以及敌人和富农的反抗、破坏、造谣、煽动、暗杀以及敌人的初次失败等等。这些事件由一明一暗两条线索贯穿起来，揭示出贫农、中农同富农、白卫军分子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共产党员和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村领导和区领导的矛盾冲突，不同领导作风的冲突，日常生活的冲突，农民克服自己身上私有观念的内心斗争等等。这些复杂的矛盾是苏联在集体化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生活写照，不同阶级、不同理想之间的斗争愈残酷愈激烈就愈能表现出哥萨克民族性格中的坚韧、顽强的一面，对集体化的追求也在斗争中流露出摇摆与质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
贯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的是暖水屯农民与地主钱文贵之间的矛盾关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积怨已深、无法调和的，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是一切矛盾斗争的来源。在小说中，丁玲不仅在“农民——地主”的阶级对立中设置了冲突，在同一阶级、同一阵营内也设置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障碍：几大地主之间有着利益分割、剥削方式上的纠葛，贫雇农中间有觉悟迟早、觉悟程度、表现态度上的差异，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与村干部、村干部内部之间存在意见上的分歧甚至对立。这种表现完全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尽可能真实的反映生活的复杂性，以更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历史语境下土地改革的真实一面。比起平铺直叙的描写执行政策过程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多重设置小说矛盾的写法使叙述更有说服力，也使文本更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意义。
无论是苏联文学还是新中国“十七年”前后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中不同阶级与不同道路之间激烈、尖锐、曲折而又复杂的斗争进行深刻描写，对党的领导和改革一派的热烈赞颂，对旧势力、落后势力开展斗争的饱满激情，对地主阶级无情的揭露与公开鞭笞，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是这一类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渴望加深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农民联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展开斗争是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集体利益（公权力）于大于个人利益（私欲）的体现。《山乡巨变》和《創业史》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对合作社的向往是邓秀梅、梁生宝们的精神动力，理想的号召使他们与现实中的一切阻碍力量抗衡，发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朝着社会主义合作社的美好愿景踏步向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中国农村社会对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其强大的话语力量灌注其中，作家们在创作模式与矛盾设置上力求使小说既展现宏大的历史进程又充满丰富的现实意义，让作品除了做政治的“传声筒”外还表现出深刻的社会性。
2、人物形象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被开垦的处女地》不仅在小说创作模式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柳青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达维多夫在两部小说中都作为集体合作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一样受旧社会之苦害，同样拥有可悲的家庭背景：梁生宝的母亲逃难至下堡村被光棍梁三收留后与其结婚，达维多夫的母亲靠卖淫来维持一家人的悲苦生计。两人的内心独白和情感活动也极为相似：“我们要给他们建设美好的生活，就这么回事！费多特现在戴着父亲的旧军帽跑来跑去，可是二十年以后，他就会用电犁来耕这块土地了……”新社会使他们成长为独立的个人，他们有勇气、有能力去引导合作化运动，两人在小说中的结构功能和统领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小说在情节和一些其他人物的设置上也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创业史》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为主线，围绕活跃借贷、购稻种、终南山掮竹子、水稻密植和统购统销等事件，展现下堡村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历史面貌和农民思想情感转变，塑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格内米雅其村农民在达维多夫的领导下，以召开贫农积极分子会议、清算富农、家禽牲口公有化、娘儿们造反、春耕春播为中心事件，主要描写一个接一个的群众场面。在梁生宝的爱情叙述上柳青也参照了达维多夫的感情模式，两人的感情中都出现了一个落后的负面女性形象（“坏女人”素芳与“毒蛇”罗加里亚）与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徐改霞与赶牛姑娘华丽雅）。而达维多夫的人物形象是更接近一个普通人的，他身上也有缺点，面对罗加里亚的诱惑也无法抵挡，也会对富农雅可夫失去警惕性而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梁生宝却似乎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对素芳严词拒绝，在对改霞的爱慕之意与党的事业之中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有着坚定的信仰。在他身上，“我们只能看到斗争的动人和愉悦，却无法体验人生的酸楚和悲哀，我们只看到心无旁骛的宏大理想追求，却无法认识人生种种非理性的情绪和感受。他的精神世界单一而纯粹，缺乏丰富的审美内蕴，但却切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和文学诉求。” 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出发，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并没有把张裕民写成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与地主钱文贵斗争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犹豫和缺乏斗争勇气的缺点，程仁作为农会主席在斗争中也有过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张裕民和程仁身上虽然都有瑕疵，但他们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的立场，与人民群众一起向地主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通过描写张裕民和程仁身上的不完美与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的过程，作者将人物内心的冲突与矛盾的性格刻画得更加生动，使人物形象呈现出更多层次、更丰满的状态，从这些描写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肖洛霍夫笔下达维多夫的影子。
另外，《暴风骤雨》里的赶车人老孙头与滑稽出场的出身于格列米亚奇山谷的舒尔卡爷爷的亲兄弟十分相像，地主韩老六使人联想到富农普拉多。《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盛佑亭和西奚卡老爹性格极为相似，秋丝瓜和铁托克在性格方面以及在小说里的位置相当，李月辉、龚子元等人物形象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也有迹可循。
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能从纷繁的外来文学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从而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进行创作。苏联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虽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性，可以说构建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但达维多夫与梁生宝最终却走向了相似的命运轨迹，他们共同肩负着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而向前奋进。周立波、丁玲、柳青等作家对苏联文学的借鉴，使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笔下鲜活的人物也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三、当代文学的集体化意识
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的土改小说或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叙述经验对苏联文学的借鉴，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启发而书写，都是对广阔而复杂的生活空间的阐释，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里的一环，都试图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通过集体意识的扩大化来实现。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之后，这些作品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我们还会在达维多夫陷入美好動机与客观现实的两难境地时挣扎，还在为土改英雄张裕民、社会主义“新人”粱生宝的开拓精神与坚忍不拔而赞叹。除却政治话语所要求的阶级世界外，这些作品还向读者呈现了阔大的生活画卷，抒写了乡村记忆和生命体验，保留了大量生活的碎片，记录了乡村社会的宗法秩序，描摹了社会风习与人伦关系，在那个日常世界里人类各阶层依然自觉的生产生活。当集体的声音压倒了个体的声音，当政治意识形态超越于文学之上却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政治的力量甚至会置文学本体于不顾，征询其参与社会革命的滚滚洪流，发挥宣传动员作用。这个时候文学本身的诗性含量大大降低，但依托激进的政治宣传，文学却拥有了更多的受众。这些散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间的生活写照，在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要求的同时，也吸引了跨越时代的广大读者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论苏联还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集体主义的基因仍然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
当我们对现实世界寄予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当集体化意识表现在文学世界里，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变得有血有肉了，文本中的话语变得充满力量，每一次的革命斗争都是向光明和理想的靠近。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不断在推进，集体化意识仍然是隐藏在当代读者内心世界的一种潜意识，对集体主义的憧憬使我们在重读“十七年”前后的文学作品时被其中蕴含的集体化意识所吸引而不自知。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在跳开政治框架的束缚后，我们会发现在认识生活、理解生活、描写生活上，这种集体化的意识驱动着作家的创作，文学世界顺应了集体生活的洪流，集体化的过程深刻得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潜在生命意识的律动。
不管是民族、语言还是文艺实践经验的区别，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成长与进步伴随着意识形态由独立到融合再到剥离的一个难分难离的状态，在这样的循环反复中文学的意义逐渐清晰。政治和文学之间的互动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与意识形态同构、解构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当代文学参与了当代意识形态和新国家神话的“构造”，并非完全被动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自己传统和成规的话语实践，一种个人的、感性的想象世界的方式，……文学无法对政治和国家道德的“纯洁性”做出承诺。“十七年”前后的农村小说中的集体化叙述，以其强大的文学能量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浮沉的多面状态，而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文学话题在当代也一直延续着，只是可能已经由外转向了内，从对生产方式、权利模式改革的简单叙述进而关注到了对人文精神内在的讨论。
关键词：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叙述经验;集体化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096-04
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先后发生了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思想来源是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合作化思想经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得到了列宁的继承和发展，并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时，已经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和成熟。早在30年代，苏联的农业合作化叙事在政治高压的酝酿下应运而生，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型之作。尽管当时苏联与中国在国情和社会背景、文学渊源和文学精神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我国“十七年文学”前后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显受到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周立波是《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丁玲、柳青等都是《被開垦的处女地》忠实的读者，作家往往会在精神层面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而产生触动，将新的灵感融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同是描写土地改革，都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虽然在具体书写上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山乡巨变》和《创业史》描绘了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如火如荼的合作化运动，《创业史》自发表以来，被誉为“农村社会主义史诗”，成为“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的巅峰。本文试着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是如何受苏联小说的影响，探究苏、中的同类型小说在创作模式与人物形象表现上的异同，反思集体化意识是如何体现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之中的。
一、农村社会主义改革小说之叙述经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苏联提出并在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施行的一种世界性创作和批评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去具体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成为全苏作家必须遵循的的最高原则。苏联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写社会主义、写现实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准则。《被开垦的处女地》创作于1932年，虽然在苏联官方并不完全承认它是描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本，但它在中国同样受到读者们的热烈追捧，被许多中国作家奉为社会主义集体化创作的圭臬。苏联肖洛霍夫研究专家犹黎·卢金的《萧洛霍夫在一九四。年代》中认为《被开垦的处女地》“划时代的描写集体农场的哥萨克”，是“刻画集体化制度的最完美的苏联小说”，肖洛霍夫作品中的“精深的现实主义在于他将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能表现出来”，显现了艺术家的“胆力和才能”。
1930年，肖洛霍夫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深受苏联当时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影响，于是投身到顿河地区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之中，并开始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之后，晋察冀锯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丁玲敏锐感觉到这将是一场改变农民命运的变革，于是她作为土改工作队的一份子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这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背景。丁玲在阅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后，宣称她在此书中学到了如何描写农民的生活。两位作家的创作经验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实践，把大众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情感纳入党的意识形态，在劳动中获得文字书写的力量，站在思考人性的高度上将现实生活的经验构建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被开垦的处女地》可以说是以政治目的出发而作，但小说的叙述却没有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是努力展现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表达了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对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正确性的怀疑。肖洛霍夫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残酷的、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把苏联集体化历史的真实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结尾将是悲剧性的，将有所牺牲……将会出现生活真理所预示的那种情景。那个时代是残酷的，斗争是生死的，牺牲也不会是轻微的。”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将土地改革及其背后整个乡土社会本有的复杂宗法关系网络描述得淋漓尽致，从而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用阶级话语来逐渐瓦解乡村宗法秩序。解放区的土改背景与苏联集体化的现实情形确实存在差异性，但无论是对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还是对生产方式的改造，都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一部分。
周立波是最早将《被开垦的处女地》完整译介到中国的译者，他自然熟稔肖洛霍夫的创作模式，《暴风骤雨》描写的是土地改革，《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集，描写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发展为高级社的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被开垦的处女地》为周立波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经验，《山乡巨变》的叙述节奏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也使人想起《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富农拉普希诺夫，就连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相互间产生的联系、在情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安排有相似之处。 柳青是肖洛霍夫忠诚的读者，在柳青的书房里只有一张照片那便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是他反复阅读的作品，以至于被翻得破烂不堪。柳青在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时多次向干部们推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高级社的问题上，他也谈到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苏联因“冒进”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状况。1954年春，柳青开始写作《创业史》，同样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两者都具有史诗般磅礴的气势，甚至在细微的心理描写、情节安排、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具有相似之处。从结构上来看，肖洛霍夫在处理农业合作化这样宏大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画面时，擅于把个人命运与社会问题、历史进程置于同一个想象空间中去考量，而柳青在小说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完全个人化了，以一种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去烛照整个艺术世界，从很大程度上说这可能就是《创业史》被奉为“农村社会主义史诗”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不能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完全归结为是受《被开垦的处女地》影响下而创作的，实际上也“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艺术作品是由自由想象构思而成的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东西，而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方面都对苏联借鉴不少，在文艺路线上也以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为指导方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苏联文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法。但毕竟新中国与苏联在国情、文学传统上存在诸多差异，创作主体（作家）生存环境及文学修养、对事物认知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是区别于苏联文学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生长于中国土壤之中新的文学样式，是具有中国本土意味的现实主义。
二、中苏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对比分析
1、创作模式
《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苏联共产党派遣两万五千名优秀党员下乡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村子里召开贫农和积极分子大会，没收富农财产，驱逐富农，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成立集体农庄，把生产工具、牲口、土地收为公有，下乡干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以及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发表，以及敌人和富农的反抗、破坏、造谣、煽动、暗杀以及敌人的初次失败等等。这些事件由一明一暗两条线索贯穿起来，揭示出贫农、中农同富农、白卫军分子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共产党员和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村领导和区领导的矛盾冲突，不同领导作风的冲突，日常生活的冲突，农民克服自己身上私有观念的内心斗争等等。这些复杂的矛盾是苏联在集体化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生活写照，不同阶级、不同理想之间的斗争愈残酷愈激烈就愈能表现出哥萨克民族性格中的坚韧、顽强的一面，对集体化的追求也在斗争中流露出摇摆与质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
贯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的是暖水屯农民与地主钱文贵之间的矛盾关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积怨已深、无法调和的，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是一切矛盾斗争的来源。在小说中，丁玲不仅在“农民——地主”的阶级对立中设置了冲突，在同一阶级、同一阵营内也设置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障碍：几大地主之间有着利益分割、剥削方式上的纠葛，贫雇农中间有觉悟迟早、觉悟程度、表现态度上的差异，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与村干部、村干部内部之间存在意见上的分歧甚至对立。这种表现完全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尽可能真实的反映生活的复杂性，以更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历史语境下土地改革的真实一面。比起平铺直叙的描写执行政策过程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多重设置小说矛盾的写法使叙述更有说服力，也使文本更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意义。
无论是苏联文学还是新中国“十七年”前后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中不同阶级与不同道路之间激烈、尖锐、曲折而又复杂的斗争进行深刻描写，对党的领导和改革一派的热烈赞颂，对旧势力、落后势力开展斗争的饱满激情，对地主阶级无情的揭露与公开鞭笞，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是这一类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渴望加深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农民联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展开斗争是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集体利益（公权力）于大于个人利益（私欲）的体现。《山乡巨变》和《創业史》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对合作社的向往是邓秀梅、梁生宝们的精神动力，理想的号召使他们与现实中的一切阻碍力量抗衡，发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朝着社会主义合作社的美好愿景踏步向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中国农村社会对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其强大的话语力量灌注其中，作家们在创作模式与矛盾设置上力求使小说既展现宏大的历史进程又充满丰富的现实意义，让作品除了做政治的“传声筒”外还表现出深刻的社会性。
2、人物形象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被开垦的处女地》不仅在小说创作模式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柳青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达维多夫在两部小说中都作为集体合作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一样受旧社会之苦害，同样拥有可悲的家庭背景：梁生宝的母亲逃难至下堡村被光棍梁三收留后与其结婚，达维多夫的母亲靠卖淫来维持一家人的悲苦生计。两人的内心独白和情感活动也极为相似：“我们要给他们建设美好的生活，就这么回事！费多特现在戴着父亲的旧军帽跑来跑去，可是二十年以后，他就会用电犁来耕这块土地了……”新社会使他们成长为独立的个人，他们有勇气、有能力去引导合作化运动，两人在小说中的结构功能和统领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小说在情节和一些其他人物的设置上也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创业史》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为主线，围绕活跃借贷、购稻种、终南山掮竹子、水稻密植和统购统销等事件，展现下堡村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历史面貌和农民思想情感转变，塑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格内米雅其村农民在达维多夫的领导下，以召开贫农积极分子会议、清算富农、家禽牲口公有化、娘儿们造反、春耕春播为中心事件，主要描写一个接一个的群众场面。在梁生宝的爱情叙述上柳青也参照了达维多夫的感情模式，两人的感情中都出现了一个落后的负面女性形象（“坏女人”素芳与“毒蛇”罗加里亚）与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徐改霞与赶牛姑娘华丽雅）。而达维多夫的人物形象是更接近一个普通人的，他身上也有缺点，面对罗加里亚的诱惑也无法抵挡，也会对富农雅可夫失去警惕性而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梁生宝却似乎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对素芳严词拒绝，在对改霞的爱慕之意与党的事业之中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有着坚定的信仰。在他身上，“我们只能看到斗争的动人和愉悦，却无法体验人生的酸楚和悲哀，我们只看到心无旁骛的宏大理想追求，却无法认识人生种种非理性的情绪和感受。他的精神世界单一而纯粹，缺乏丰富的审美内蕴，但却切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和文学诉求。” 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出发，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并没有把张裕民写成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与地主钱文贵斗争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犹豫和缺乏斗争勇气的缺点，程仁作为农会主席在斗争中也有过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张裕民和程仁身上虽然都有瑕疵，但他们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的立场，与人民群众一起向地主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通过描写张裕民和程仁身上的不完美与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的过程，作者将人物内心的冲突与矛盾的性格刻画得更加生动，使人物形象呈现出更多层次、更丰满的状态，从这些描写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肖洛霍夫笔下达维多夫的影子。
另外，《暴风骤雨》里的赶车人老孙头与滑稽出场的出身于格列米亚奇山谷的舒尔卡爷爷的亲兄弟十分相像，地主韩老六使人联想到富农普拉多。《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盛佑亭和西奚卡老爹性格极为相似，秋丝瓜和铁托克在性格方面以及在小说里的位置相当，李月辉、龚子元等人物形象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也有迹可循。
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能从纷繁的外来文学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从而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进行创作。苏联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改革题材小说虽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性，可以说构建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但达维多夫与梁生宝最终却走向了相似的命运轨迹，他们共同肩负着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而向前奋进。周立波、丁玲、柳青等作家对苏联文学的借鉴，使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笔下鲜活的人物也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三、当代文学的集体化意识
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的土改小说或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叙述经验对苏联文学的借鉴，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启发而书写，都是对广阔而复杂的生活空间的阐释，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里的一环，都试图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通过集体意识的扩大化来实现。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之后，这些作品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我们还会在达维多夫陷入美好動机与客观现实的两难境地时挣扎，还在为土改英雄张裕民、社会主义“新人”粱生宝的开拓精神与坚忍不拔而赞叹。除却政治话语所要求的阶级世界外，这些作品还向读者呈现了阔大的生活画卷，抒写了乡村记忆和生命体验，保留了大量生活的碎片，记录了乡村社会的宗法秩序，描摹了社会风习与人伦关系，在那个日常世界里人类各阶层依然自觉的生产生活。当集体的声音压倒了个体的声音，当政治意识形态超越于文学之上却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政治的力量甚至会置文学本体于不顾，征询其参与社会革命的滚滚洪流，发挥宣传动员作用。这个时候文学本身的诗性含量大大降低，但依托激进的政治宣传，文学却拥有了更多的受众。这些散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间的生活写照，在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要求的同时，也吸引了跨越时代的广大读者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论苏联还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集体主义的基因仍然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
当我们对现实世界寄予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当集体化意识表现在文学世界里，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变得有血有肉了，文本中的话语变得充满力量，每一次的革命斗争都是向光明和理想的靠近。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不断在推进，集体化意识仍然是隐藏在当代读者内心世界的一种潜意识，对集体主义的憧憬使我们在重读“十七年”前后的文学作品时被其中蕴含的集体化意识所吸引而不自知。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在跳开政治框架的束缚后，我们会发现在认识生活、理解生活、描写生活上，这种集体化的意识驱动着作家的创作，文学世界顺应了集体生活的洪流，集体化的过程深刻得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潜在生命意识的律动。
不管是民族、语言还是文艺实践经验的区别，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成长与进步伴随着意识形态由独立到融合再到剥离的一个难分难离的状态，在这样的循环反复中文学的意义逐渐清晰。政治和文学之间的互动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与意识形态同构、解构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当代文学参与了当代意识形态和新国家神话的“构造”，并非完全被动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自己传统和成规的话语实践，一种个人的、感性的想象世界的方式，……文学无法对政治和国家道德的“纯洁性”做出承诺。“十七年”前后的农村小说中的集体化叙述，以其强大的文学能量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浮沉的多面状态，而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文学话题在当代也一直延续着，只是可能已经由外转向了内，从对生产方式、权利模式改革的简单叙述进而关注到了对人文精神内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