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我见到了久想见面的一群马共游击队老战士。座谈中，目睹这些昔日在丛林里昼伏夜出的军医、冲锋枪手，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不禁暗暗称奇。只是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他们有所回避，反复说：“我们怀念毛主席，他是真正国际主义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他们自己挎着尼康相机而来，坐着轿车而去，举手投足，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只是精神活力已经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年代”了。
　　我之所以想见一见这群现代社会里的特殊公民，原因有二。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所有外来信息被封闭，用收音机接收境外广播，一“听”就犯法，以“耳”治罪。唯一的例外，是“马来亚革命之声”，不受任何干扰，清晰可闻，女播音员普通话字正腔圆，高亢清脆，可以与北京官方任何一位播音员媲美。后来才知道，这是设立在中国内地的“外台”，受“文革”当局刻意保护，而那位女播音员，恰恰是在北京长达28年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夫人。“马来亚革命之声”也已经定格为我少年时代的背景之一，40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活得好吗？我想念他们。
　　第二个原因是马共历史特殊的悲剧性。在东南亚武装革命中，它坚持的时间最长，长达41年，最后竟然在1989年与政府签约，和平解散。国际社会一直流传一个神秘的故事：马共总书记曾经是一个三重国际间谍，那间谍还是一个越南与中国的混血儿。此事之离奇，超过詹斯邦007连续剧的想象，在长达150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堪比007的马共总书记

　　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原本是法国人在越南的间谍，但是因为身份暴露，而被法国人“拱手”送给英国人。从1934年到1947年是英国间谍，被英国情报当局安排进马共卧底，因雄辩滔滔，熟悉马列经典，谎称是共产国际代表，在马共党内赢得“马来亚的列宁”之美誉。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之后，逮捕了莱特，发觉他有利用价值，没有杀他，而要他继续潜伏在马共，为日军提供情报。
　　莱特1937年至1945年任马共总书记，长达8年之久！1942年莱特策划了全马高级干部在雪兰莪的黑风洞开会，然后通知日军围剿。两千名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以炮火猛烈攻击。马共领袖们且战且退，最终还是死了18人。日军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在吉隆坡街头示众。被莱特出卖而殉难的马共高级干部，共约一百人。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他本人的得力助手郑声烈，终年仅25岁。而莱特当时是44岁。以一个中年“长者”来陷害自己的年轻助手，何其残忍！
　　莱特对马共事业的最大破坏，是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英军9月底登陆。在这一政权真空时期，马共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武装力量，游击队超过一万人，控制了部分地方政权，莱特居然以共产国际的指示诱骗马共，不去建立全国政权，坐失大好时机。
　　1946年，泰共和印尼共产党领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新、马地区。在此之前，莱特口口声声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马来亚的代表，结果一碰面，其马脚露了出来。1947年3月马共召开中委会议，以证实莱特身份，真假国际代表可各执一词，当面对质，使真相水落石出。但是，莱特事先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最后决定在会前潜逃。马共中委等了许久，仍然盼不到这个平素以列宁式的准时要求党内同人的“总书记”，最终委托陈平接任总书记，并授权他调查莱特事件。
　　陈平花了一年时间，提呈了一份有关莱特问题的报告，证实莱特确实是一个法—英—日—英多重间谍，日本投降后，重投英国政治部。这份文件指出莱特从来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坚分子。他从来没有获得越共或中共授权进行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国际接触。调查报告也揭露莱特在日据时代私吞了29万元日币、170枚金盾和23万两黄金。在战后，他挪用了13万新加坡币。1947年之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莱特的行迹和生死。即使后来他重新归属的英国情报机关，也无法联络到他，只能假定他已经遇害。这个谜底，直到1998年陈平在泰南边境接受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报纸《星洲日报》专访，才透露莱特已经被杀。莱特从马共出走后，去香港、泰国寻找中共、泰共和越共，企图重施故技，东山再起。1947年8、9月间，几位“中共海外支部”的华侨党员（一说是泰国共产党人），在曼谷街头偶然撞上了莱特。莱特试图挣扎逃脱，街头撕扯中，这些中共华侨党员怕他喊出声来，竟意外把莱特掐死！
　　即使如此，陈平对莱特这个人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为什么英军在日军攻势下败退时，不带走莱特以保护他的个人安全？为什么莱特在身份败露潜逃后，不寻求英国当局的保护？随着莱特的“意外丧生”，这个谜团也许永远也没有人能解开了。

马共的悲剧

　　马共历史长达50年，最后不得不在1989年解甲归田。即使不出现莱特，这一结局是否就能改写呢？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冲击，殖民体系崩溃，新兴国家涌现。十月革命崛起苏俄帝国，以红色意识形态改造世界，又迅速冲击这些新兴民族的稚嫩独立。如果说400年前欧洲殖民者西来，是第一次改写苏伊士运河以东各民族历史，那么此时红色帝国意识形态扩张，则是第二次改写这些民族的历史。除新加坡罕见特例，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出现两种前途：不是陷于“种族政治”，就是陷于“主义政治”。
　　所谓“种族政治”，是指宗主国或其他外来力量撤离，内部被压抑的种族矛盾迅速上升，该地区现代自组织能力发育滞后，青黄不接，秩序失控，迅速陷入种族仇杀，甚至与邻国发生种族纠纷，恶化为地区性种族战争。从上世纪60年代亚非拉美的种族冲突，到刚刚平息的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能看出这一来龙去脉。甚至今日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此“种族政治”的后期流毒。 　　所谓“主义政治”，则在内部种族压力较弱地区发生，大多发生于新兴国家的知识层。他们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狂热，强化阶级斗争，否定传统社会以及市场机制，推行计划体制，建立暴力专政。
　　此外也有第三种地区，“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综合并发，如印尼，既持续发生排华风潮，又出现共产国际第三大党——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试图混合二者，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亦属此类，只是分而出之：回教统治阶层沿袭种族政治，如巫统；中下层华族知识分子则走向“主义政治”，如马共。（马共内部也有“种族政治”成分，这一侧面可证于外部接受祖籍所在地“文革”中国影响甚至援助，内部受困于所在国华裔少数民族范围，始终不能发展至马来社群，并最终因此而败亡）。

　　40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反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周德伟，台湾）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20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倘若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200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
　　政府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作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并“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作用”；政府也同意马共三个坚持，即在正式文件中不用“投降”字眼、不说马共党员“重返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则不坚持“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化、不坚持“停止服役”，并在签署协约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称赞首相马哈迪高瞻远瞩，为和谈扫除障碍。
　　如此光荣妥协，要在陈平祖籍所在的中文教科书出现，还不知要等待多久？而在他年轻时阅读的红色词典中，则肯定找不到如此词汇。但在1688年或有先例可循，英国人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了48年纷争。陈平和他最后700名战友，也坚持了41年。在20世纪东南亚武装风暴中，这一国家结束得最晚；但在最后结束时，却比他们的任何邻国、邻党表现得更有教养。这一教养或许只能在英格兰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找到出典？大英帝国的统治应该结束，也早已结束，但它如果是这样收回夕阳余晖，那它还就有一点理由来告慰自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所瞩目的东南亚是三教汇集之地，无论耶稣、佛陀，还是穆罕穆德，在他们共同教诲下的善良民众，似已宽恕那群从北方、西方来的现代救赎神父？而那群现代神父自己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句经典的反面：
　　全世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他们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世界。
　　马来亚共产党
　　成立于1930年。在日本侵占马来亚后，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丛林游击队，与英军合作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同年12月，马共解散了人民抗日军。但是此后面对英军的殖民统治，马共又重新走上了武装抗争之路。
　　1955年12月28日，马共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团，在吉打华玲针对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谈判，但最终因马共不接受投降的条件而宣告失败。
　　1960年前夕，马共越来越势单力孤，从此转入泰国南部，领导人陈平也在1961年远赴北京，此后又辗转到泰国。
　　1989年，马共虽然最终和巫统当局签订了和平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