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试点近50天之际，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
　　试点50天，接收弃婴295名，不堪负重的广州市“婴儿安全岛”不得不宣布暂时“关门停业”。对于这一善举的突然变故，有网友提出批评与质疑，甚至将其与决策不周、伤及政府公信力等扯上关系。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受时下社会发展的条件局限，类似这种纯福利性质的“免费午餐”，难免会遭遇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运行尴尬。
　　可以想见，一张床挤两个婴儿，一个工作人员要看护20个宝宝，如此超越极限的安置和人手短缺的管理，何以确保近300名弃婴的人身“安全”？更何况所有的孩子都还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婴儿安全岛”的职责并非简单开门收容，抚育、管理、防疫、治病一个都不能少，弃婴骤增，势必导致养育质量的下滑，造成院内传染病交叉感染和快速传播的风险更令人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解读，暂停接收既有担心人满为患的现实无奈，更有对确保已收弃婴养育质量的安全考量。
　　如同围绕弃婴岛设立之初就充满存废之争一样，作为没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鉴的新生事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探索中遭遇困难同样在所难免。尤其是人们先前对弃婴增多的担忧预期，更被广州市的试点实践所验证。反思造成“婴儿安全岛”目前运营困难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政府决策时对接纳容量的论证不足，更有不可回避的现实国情和深层因素。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最早、流动人口最多的经济发达地区，婴儿安全岛接收的未必都是本地弃婴，“临时弃婴”、“流动弃婴”难以排除。基于“人往高处走”的趋利避害本能，即便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富裕地区或当属其父母的优先选择。这也许就是与广州相比，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试点近一年只接收4名弃婴的悬殊之谜。
　　与其苛责广州婴儿岛“暂停”，不如反思弃婴保护的制度短板，完善救助措施的善政善为。在家庭抚养为婴儿抚育主要方式的社会背景下，监护人缺乏亲情爱意的遗弃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道德、尽责和合法之举。即使的确有不堪医疗费的难言之隐，“遗弃”也应该是穷尽多方努力之后的无奈选择。不解决把“婴儿安全岛”当责任集装箱的畸形认知问题，拥有多少弃婴安置的社会资源恐也难以满足不可预知预期需求。更遑论孩子还要治病、康复和过正常人生活。
　　由此看来，确保“婴儿安全岛”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做简单扩容放量的加法，更要从堵塞漏洞、健全制度的法治层面和长远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加强儿童福利立法、恢复强制婚检和提供常见遗传疾病的免费产检、完善重度残疾家庭儿童医疗救助机制、建立城乡一体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依法厘清无奈放弃与刻意“甩包袱”的是非界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