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大命题，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第一期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1]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管长远管根本，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统领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须臾不可或缺的根本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被提上重要议程。
　　一、国内研究现状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重大政治命题，因此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时间特征，即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节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科学化、党的领导制度法制化以及党的领导制度与其它组织的关系的等角度入手，探寻如何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例如韩强的《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2018）、邹庆国的《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党的领导制度科学化》（2014）、宁显福的《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2019）、齐卫平的《政协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学习札记》（2019），等等。对党的领导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其研究成果主要融合在党的制度建设以及其它党史党建文献中，例如吴兴智的《党的制度建设实践：成就、经验与启示》（2017），该书认为党的领导制度的全面改革与深入推进是十八大以来党制度治党的新探索;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的《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1921—2017》，该书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的角度探索党的机构设置、领导人的变更以及党章的最新变化，对党的领导制度有一定的研究，视角新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学术界对党的领导制度的研究，视角广泛，颇有见地，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课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成果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的载体主要为报纸和期刊论文。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从2019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2日，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主题词，搜索结果多达257条，报纸类文章以宣讲、解释为主，期刊论文则主要指向学术研究，研究成果呈现出逐渐丰富、深入的特征。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性专著尚未能找到，其研究成果主要嵌入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当中，例如靳诺、刘伟主编的《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该书以专章形式，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核心和根本、关键和保障三个角度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进行了研究。二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各有侧重，例如唐皇凤、梁新芳，何月红，周建伟，陆卫明、孙泽海等学者主要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涵、定位、意义、内在逻辑、实现路径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系统且见解深刻。有的学者主要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例如辛向阳、江金权、施新州等人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处于统领性地位，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的学者着重探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例如张峰认为，党的领导制度是一个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其六项制度分别指向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等。有的学者着重探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必然逻辑，例如张迪、谭虎娃，郭定平、梁君思等学者从理论、历史、实践或者制度等角度分析了其必然性。有的学者对党的领导制度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研究，例如，尹志兵、谭玉龙等学者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及十八大以来），并对不同阶段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重点和成果进行了分析，脉络清晰。有的学者则着重探讨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具体路径，例如张世飞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必须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场社会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场自我革命结合起来。三是学术界从某一具体领导制度入手进行专门研究。例如韩喜平、刘雷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内在逻辑》，丁薛祥的《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张振的《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唐皇凤、吴瑞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的基本内涵、逻辑结构和健全路径》，刘炳香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等等。这些科研成果针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某个子系统进行研究，问题集中，针对性强，其中对为什么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建立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等问题，研究颇为深入，结论有说服力。
　　综上，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一重大命题正式提出的时间较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已有研究成果还存在学术研究与宣传界限模糊，研究重复度高、缺乏创新等不足。
　　二、国外研究现状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所言：“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海外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共产党热”。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学科领域来看，“国际中共学”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显学。韩强、张明等学者认为海外中共研究越来越热，逐步掀起“中共学”研究热潮（2020），其研究给中国的学者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和视角，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但也应看到“本土中共学”与“国际中共学”除研究主题同为“中共”外，二者在研究的出发点、立场、理论旨趣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从研究目的来看，着重探寻中国成功的密码。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成功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超强的执行力。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这既要归功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美国学者李侃如说：治理“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显示了中共“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不得不说，这些论点找到了中国成功的关键点。从研究重点来看，逐步深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以往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多从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发展演变和未来前景等方面着手，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对制度建设的深入发力，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爱丽丝·米勒的《党中央的领导小组》，陈玲、巴瑞·诺顿的《政治权威和共识的形成：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行机制及演变》，等等。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重要方面——反腐败也是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美国吉尔福特学院教授郭学智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在试图建立各种机制，以遏制其政治体制中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努力促进党内监督和构建系统的制衡机制”。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成果难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变革真正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发展指向。“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因提出时间较短，所以西方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与中国的发展进步同向而行的，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重点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其研究仍然带着浓厚的西方视角和意识形态特点，但仍然值得我們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833.htm
　　作者简介：
　　曾姗姗（1986～），女，湖南湘潭市委党校、湘潭社会主义学院、湘潭行政学院讲师，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中共湘潭市委党校、湘潭社会主义学院、湘潭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