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传奇人生与我国航天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绕月探测……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阅读他的一生，就如同阅读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代表孙家栋，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良师引导踏上航天路
　　
　　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孙家栋说：“钱老(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他的谦虚、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我一生受用。”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被分配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工作中，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
　　一次，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孙家栋回忆道：“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可钱老没有不耐烦。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勇克困难奏响东方红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这时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时，国家已经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
　　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身经百战嫦娥终奔月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令文人骚客感慨万千，让百姓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向往。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1994年，我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也已经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以此为基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始对开展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孙家栋也参与其中。
　　刚进入新世纪，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一拍即合。他们认为，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
　　2004年1月，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已经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出任工程总设计师，此举让周围的人十分敬佩。
　　孙家栋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不但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主持解决了多项关系技术问题，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在他的勾画下，庞杂的工程变得井然有序。
　　2007年11月26日9点41分，国家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发布仪式前，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栋，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