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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股市和糊涂的股民
按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有效率的股票市场理论①”的描述：“当用图表表示股票价格在一段时间的变化时，它看上去是非常不规则的，就像‘随机行走’一样”。
用更清晰的语言表述，真正有效率的股票市场，由于“能够预见到的事情都已经被计算在价格之中”，所以价格只会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作出反应。由于所有的信息传递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法律对幕后交易的严厉惩处，导致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它的走势就像一个“喝醉了的酒徒的行走路线”。
但我们的股市却是一个非常清醒的酒徒：方向明确，一直向上，连续１０根的月阳线。他们就像在统一号令下“齐步走”。在这１０个月内，大盘指数翻了一番有余。有的股票在这１０个月内，股价翻了几番。赚钱的效应吸引所有的急于改善收入者的注意力。于是人们前呼后拥，争先恐后，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资金：包括节省于现在吃饭的和储蓄于未来养老的资金；包括自己的和别人委托的；其中有的属于违法动用的资金。加入这个队伍，无论是专家的风险提示还是行家的风险提示还是政府的公告提示几乎都不起作用。风险就在这个时刻到来了。
股民变灾民，源于信息不对称
2007年6月5日上海股票指数从4335点用了五个交易日一口气下跌到3404点，下跌近千点的动力，据说是来自5月30日财政部提高“印花税率”的半夜袭击。
毫无疑问，如此强烈的上涨和下跌，印证的是中国股市的“猴市”特征。猴市的表征掩盖的是“政策市”本质。
政策市的危害在于信息不对称，包括获得信息的时间不对称。5月23日市场就传闻管理层有“提高印花税”的号令。从5月22日传闻出现起，到财政部上调前的29日，A股市场依然狂热。上证指数前日一举突破4300点大关，创出了历史新高。但谁又清楚，真正知道交易印花税上调消息的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正好完成清仓、出货的“胜利大逃亡”了呢？
到目前为止该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没有任何官员为此事件承担责任。即使这是整个证券发展历史上最经典的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机会进行机构吃散户的案例。
没有规则的游戏比赌博更危险
游戏规则的制定/产生一般通过三种方式：
·边玩游戏边定规则：理性不足的人一般使用这样的方式制定规则。而任何规则改变都会事实上造成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那些人能否达到自己的目标，决定因素是自己的博弈能力。目前在中国，这种博弈能力跟官员权力高度相关，公民权利基本没有表现的机会。
·先玩游戏后定规则：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定规则的方式。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令人联想到这样的场景：百米赛跑结束以后，裁判公布的规则是：跑的最慢的人成为胜利者。这种制定规则的方式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参与游戏者的激励规则被掌握在裁判手中，因此游戏者的精力不在竞赛，而是集中在关注裁判的脸色上。
·先定规则后玩游戏：这是理性充足的人都会理解并认同的制定规则的方式，它倡导公平公正的原则，只有在确定了规则下，参与游戏的各方才“知道”判断胜负的标准和竞争的方向。
我们来看看本次股市调控路线图：
·股市在一连串看的见和看不见的“政策”指挥下方向稳定地一路小跑，股指稳步翻了两番，而公司盈利能力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不可能同步改善。
·管理层感觉到了跟风股民即将面临的投机狂潮，于是采取提高印花税——提高交易成本措施“降温”。
·提高印花税的消息还没有公布，就已经在市场上“传闻”，政府官员发言人还正式“避谣”。几天后，却又正式公布了。
·由于获得信息的时间不对称，导致4千点以上那些获得消息的人可以从容走票。那些4千点以上买票者成为套牢一族。
·股民对这种偷袭式调控的反应就是股市抛物线，直泻千点。管理层又感觉到新的压力，于是市场上又开始传言“印花税单边收取”等被动措施。
这哪里是在“调控股市”，这实际上是管理层被股指所调控。利益集团只要调控了股指就能调控政策的组合和出台的时机。由此导致股指像猴子一样“上下千点”地跳跃。
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估与民主决策程序
2007年5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为《调高印花税内幕解密：降温 降温 降温》的文章。文章透露，5月15日，证监会办公厅即将＜当前股市状况及提高印花税的必要性＞报告递送财政部。财政部于次日召开由税政司、金融司、会计司等部门参加的会议，讨论证监会报告和提高印花税的时间与幅度。由此，财政部明晰了提高印花税的指导思想：一是给足市场信号、二是把握好提高印花税幅度。“不过，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直在使用经济手段表明其调控的方向与态度。”财政部税政司有关人士表示，使用这种带有刚性特征的经济手段，再次显示了管理层控制股市上涨节奏的决心，其对短期市场的影响将十分明显。
这个“内幕解密”暴露了我们目前股市监管管理层的基本思维逻辑。
·“谁”能参与决策？印花税率的调整政策制定人员构成单一，主要是财政部的由税政司、金融司、会计司等部门的官员。实际上该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其性质绝非财政部的部门内专门业务所能代表。一项政策的调整，必定涉及各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调整。如果他们都不能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的改变参与决策，甚至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些政策的制定主体反而成为了政策的调控对象。
·公共政策的制定焉能“秘密”进行？理论上说，我国利益表达渠道包括政务公开、民主决策、政策评估等基本环节，以及在立法和重大决策过程中实行公示、听证、专家论证和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具体制度。但是，到底哪些政策必须通过哪些渠道进行讨论和决策却仍然无法可依。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像提高印花税率这样关系到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决策，居然要等事后由媒体来“解密”。
·缺乏公共政策手段和目标的科学性评估制度。美国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就是用以下几个指标来测量公共政策必要性②：“（1）项目目的是否清楚；（2）项目的设计是否为了解决特定的事件、问题、需求；（3）该项目的设计对于解决特定的事件、问题、需求是否有重要影响；（4）在解决特定的事件、问题、需求时，该项目是否有独一无二的作用；（5）对于解决国家事件、问题、需求等，该项目的设计是否最理想。”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本次“降温”的目标与效果，我们发现完全不匹配。不但股指远远超过了调控时的4335点达到了5552点，而且造成大量散户严重亏损。
·缺乏对公共政策绩效进行分析和担责的制度。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要建立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的绩效分析才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从“解密”中看到任何跟“科学”有关的绩效评估方法和预测。看到的只是该政策的“刚性特征”和“管理层控制股市上涨节奏的决心”。正是因为缺乏进行科学决策的绩效分析技术，所以无法看到有官员需要对错误的决策承担责任的威胁。因此，来自政府官员的信号，不是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而是增加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虽然中国股市建立至今已经快20年了，期间已经有过6次印花税调整，但是每次调整都是典型的“边玩游戏边定规则”。每次都能看到随着该政策出台的大盘剧烈震荡。
官员调控股市的行为要公正透明
管理层教育股民要理性，其实最应该理性的应是管理层自己。西方国家股市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绝不是来自政府官员及政策调控。
官员调控股市的行为要公正透明。所有交易者在面对来自管理层的信息的时候，都必须消除有意无意造成的不对称。否则，必须有官员要负责。
要让股民回归理性，其中重要的一点制定规则者（包括其亲戚）绝不允许参与游戏，否则要面临严厉惩罚。这种威胁要有效，必须有众多独立的媒体进行监督。
官员必须重视公共价值观的培养。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把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纳入它的研究视野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政府官员的不确定性。
（作者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按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有效率的股票市场理论①”的描述：“当用图表表示股票价格在一段时间的变化时，它看上去是非常不规则的，就像‘随机行走’一样”。
用更清晰的语言表述，真正有效率的股票市场，由于“能够预见到的事情都已经被计算在价格之中”，所以价格只会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作出反应。由于所有的信息传递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法律对幕后交易的严厉惩处，导致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它的走势就像一个“喝醉了的酒徒的行走路线”。
但我们的股市却是一个非常清醒的酒徒：方向明确，一直向上，连续１０根的月阳线。他们就像在统一号令下“齐步走”。在这１０个月内，大盘指数翻了一番有余。有的股票在这１０个月内，股价翻了几番。赚钱的效应吸引所有的急于改善收入者的注意力。于是人们前呼后拥，争先恐后，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资金：包括节省于现在吃饭的和储蓄于未来养老的资金；包括自己的和别人委托的；其中有的属于违法动用的资金。加入这个队伍，无论是专家的风险提示还是行家的风险提示还是政府的公告提示几乎都不起作用。风险就在这个时刻到来了。
股民变灾民，源于信息不对称
2007年6月5日上海股票指数从4335点用了五个交易日一口气下跌到3404点，下跌近千点的动力，据说是来自5月30日财政部提高“印花税率”的半夜袭击。
毫无疑问，如此强烈的上涨和下跌，印证的是中国股市的“猴市”特征。猴市的表征掩盖的是“政策市”本质。
政策市的危害在于信息不对称，包括获得信息的时间不对称。5月23日市场就传闻管理层有“提高印花税”的号令。从5月22日传闻出现起，到财政部上调前的29日，A股市场依然狂热。上证指数前日一举突破4300点大关，创出了历史新高。但谁又清楚，真正知道交易印花税上调消息的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正好完成清仓、出货的“胜利大逃亡”了呢？
到目前为止该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没有任何官员为此事件承担责任。即使这是整个证券发展历史上最经典的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机会进行机构吃散户的案例。
没有规则的游戏比赌博更危险
游戏规则的制定/产生一般通过三种方式：
·边玩游戏边定规则：理性不足的人一般使用这样的方式制定规则。而任何规则改变都会事实上造成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那些人能否达到自己的目标，决定因素是自己的博弈能力。目前在中国，这种博弈能力跟官员权力高度相关，公民权利基本没有表现的机会。
·先玩游戏后定规则：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定规则的方式。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令人联想到这样的场景：百米赛跑结束以后，裁判公布的规则是：跑的最慢的人成为胜利者。这种制定规则的方式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参与游戏者的激励规则被掌握在裁判手中，因此游戏者的精力不在竞赛，而是集中在关注裁判的脸色上。
·先定规则后玩游戏：这是理性充足的人都会理解并认同的制定规则的方式，它倡导公平公正的原则，只有在确定了规则下，参与游戏的各方才“知道”判断胜负的标准和竞争的方向。
我们来看看本次股市调控路线图：
·股市在一连串看的见和看不见的“政策”指挥下方向稳定地一路小跑，股指稳步翻了两番，而公司盈利能力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不可能同步改善。
·管理层感觉到了跟风股民即将面临的投机狂潮，于是采取提高印花税——提高交易成本措施“降温”。
·提高印花税的消息还没有公布，就已经在市场上“传闻”，政府官员发言人还正式“避谣”。几天后，却又正式公布了。
·由于获得信息的时间不对称，导致4千点以上那些获得消息的人可以从容走票。那些4千点以上买票者成为套牢一族。
·股民对这种偷袭式调控的反应就是股市抛物线，直泻千点。管理层又感觉到新的压力，于是市场上又开始传言“印花税单边收取”等被动措施。
这哪里是在“调控股市”，这实际上是管理层被股指所调控。利益集团只要调控了股指就能调控政策的组合和出台的时机。由此导致股指像猴子一样“上下千点”地跳跃。
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估与民主决策程序
2007年5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为《调高印花税内幕解密：降温 降温 降温》的文章。文章透露，5月15日，证监会办公厅即将＜当前股市状况及提高印花税的必要性＞报告递送财政部。财政部于次日召开由税政司、金融司、会计司等部门参加的会议，讨论证监会报告和提高印花税的时间与幅度。由此，财政部明晰了提高印花税的指导思想：一是给足市场信号、二是把握好提高印花税幅度。“不过，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直在使用经济手段表明其调控的方向与态度。”财政部税政司有关人士表示，使用这种带有刚性特征的经济手段，再次显示了管理层控制股市上涨节奏的决心，其对短期市场的影响将十分明显。
这个“内幕解密”暴露了我们目前股市监管管理层的基本思维逻辑。
·“谁”能参与决策？印花税率的调整政策制定人员构成单一，主要是财政部的由税政司、金融司、会计司等部门的官员。实际上该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其性质绝非财政部的部门内专门业务所能代表。一项政策的调整，必定涉及各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调整。如果他们都不能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的改变参与决策，甚至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些政策的制定主体反而成为了政策的调控对象。
·公共政策的制定焉能“秘密”进行？理论上说，我国利益表达渠道包括政务公开、民主决策、政策评估等基本环节，以及在立法和重大决策过程中实行公示、听证、专家论证和公开征集意见等多种具体制度。但是，到底哪些政策必须通过哪些渠道进行讨论和决策却仍然无法可依。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像提高印花税率这样关系到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决策，居然要等事后由媒体来“解密”。
·缺乏公共政策手段和目标的科学性评估制度。美国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就是用以下几个指标来测量公共政策必要性②：“（1）项目目的是否清楚；（2）项目的设计是否为了解决特定的事件、问题、需求；（3）该项目的设计对于解决特定的事件、问题、需求是否有重要影响；（4）在解决特定的事件、问题、需求时，该项目是否有独一无二的作用；（5）对于解决国家事件、问题、需求等，该项目的设计是否最理想。”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本次“降温”的目标与效果，我们发现完全不匹配。不但股指远远超过了调控时的4335点达到了5552点，而且造成大量散户严重亏损。
·缺乏对公共政策绩效进行分析和担责的制度。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要建立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的绩效分析才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从“解密”中看到任何跟“科学”有关的绩效评估方法和预测。看到的只是该政策的“刚性特征”和“管理层控制股市上涨节奏的决心”。正是因为缺乏进行科学决策的绩效分析技术，所以无法看到有官员需要对错误的决策承担责任的威胁。因此，来自政府官员的信号，不是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而是增加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虽然中国股市建立至今已经快20年了，期间已经有过6次印花税调整，但是每次调整都是典型的“边玩游戏边定规则”。每次都能看到随着该政策出台的大盘剧烈震荡。
官员调控股市的行为要公正透明
管理层教育股民要理性，其实最应该理性的应是管理层自己。西方国家股市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绝不是来自政府官员及政策调控。
官员调控股市的行为要公正透明。所有交易者在面对来自管理层的信息的时候，都必须消除有意无意造成的不对称。否则，必须有官员要负责。
要让股民回归理性，其中重要的一点制定规则者（包括其亲戚）绝不允许参与游戏，否则要面临严厉惩罚。这种威胁要有效，必须有众多独立的媒体进行监督。
官员必须重视公共价值观的培养。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把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纳入它的研究视野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政府官员的不确定性。
（作者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