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瑞典人的吐槽
瑞典姑娘友娜2006年来到中国生活，给《青年参考》当过一段时间记者，在“老外看中国”专栏里，写下不少对于中瑞文化差异的有趣观察。在上海这些年，友娜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但在公共场合，有些市民的行为，她怎么也消化不了。
“在瑞典或者欧洲其他地方，我们强调私人空间感，在中国这种意识比较弱。”她举例，在瑞典街头的ATM机前取钱，操作者和等候者之间会空出很大一段距离，而这里的“距离”太近了。“不管是在商店还是地铁之类的地方排队，人和人之间都贴得很近，大家似乎又并不介意。我个人不喜欢触碰到陌生人的身体，但这里的人好像经常有肌肤接触。”
友娜承认，和北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的人口密度确实是创造空间感的一大挑战，而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历的那段历史，使身处那个时代的人生出“适者生存”的观念，多为自己和家人着想，行为惯性延续至今，导致一部分人如今在公共场合仍然表现得过于自我。“比如你在路上被陌生人碰撞到，有些年轻人会为此向你道歉，而有的老太太就直接把你推开，好像你不存在一样。”
据友娜观察，有些乘客在地铁或公交车上为自己或家人抢座位，抢到以后那神情仿佛得了奖一样得意。
不久前，上海地铁上两个妇女因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围观者只在旁边说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却无人拉架。“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奇怪——在欧洲你绝对不会看到成年人有这样的表现，抢座位几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太尴尬了。在芬兰，如果你要去坐一个座位，恰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做这个位子时，很可能这两个人最终都选择放弃，让给其他人坐。”
“在公共场合，另一个不好的行为是打喷嚏或咳嗽不捂嘴，或者随地吐痰，这也让我很郁闷。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这样擤鼻涕或咳嗽，太粗鲁了。应该捂住嘴巴，避免细菌影响到其他人啊。”更让友娜抓狂的是一些人在地铁或公交车上剪指甲。“我太讨厌这个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带到公共场合来做？谁希望被别人的指甲片弹到？太恶心了。在欧洲，我们在浴室里剪指甲，之后把碎屑都清理干净。”
走在马路上的友娜还经常看见人们吃着东西，然后把包装纸随手一扔。“我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育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在街上随便扔垃圾。”每个学期，学校会组织全体师生到街头或森林里清理垃圾，大家把找到的垃圾集中起来送到垃圾站。“如今我也不会随手扔垃圾，如果一时找不到垃圾桶，我会先把废弃物塞在包里，直到看见垃圾桶再丢。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的。”
友娜缓了一缓，解释说，“当然我不是指所有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习惯都不好，年轻人比上一辈的表现好一些。”像剪指甲这样几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足以反映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或环境，而不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
公德养成没那么容易
顾诚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过马路一时不太适应，就像他初到日本时一样。
“那边是车等人。车輛转弯的时候，哪怕和行人之间还有一大段安全距离，驾驶员也会自动放慢速度，等人完全通过以后再走。”刚到日本时，顾诚站在街边等车先过，常有司机着急地挥着手示意让他先过。
“按说东京的人口密度也不小了吧，可是道路上行车的人都很有耐心，排队也不会按喇叭催促。” 在日本工作两年半后回到上海，顾诚又切换回“人等车”的模式，“车和人都要抢着过，错过了一个空当，可能又得等很久。”
日本人在3·11大地震后表现出的淡然与秩序，已经让很多人感叹，不管是从震区疏散、车站加油还是商店买东西，队伍总是有条不紊地延伸着，没有抱怨或凌乱。日常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行为规范，在非常时期，变成一剂镇定剂，反而安慰了旁观者。
“秩序意识深深地植入日本人的脑子里。”顾诚举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他曾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游戏玩家上传的截图，图中，不同日本玩家操控的虚拟人物把对伍列得整整齐齐。
另一个给顾诚留下深刻印象的方面是，公众场合的日本人很谨慎，深怕自己的行为给周遭的人带来影响，稍给旁人造成不便就道歉，“他们每天说‘抱歉’就像说‘你好’一样平常”。在地铁或公交车上，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吃东西或接打电话，即便有电话拨进来，通常也会跟对方说正在地铁里，请稍后再联系。
曾有中国游客在日本游船上看到，一个日本人家庭，小孩不过四五岁的样子，突然大哭起来，可能怕孩子的哭声打扰其他人，妈妈一下捂住孩子的嘴，顿时孩子的小脸憋得通红。游客回国后给媒体投稿感慨，“这也许就是日本的孩童教育，在公共场所，重视公德，不能打扰别人。”
台湾学者陈弱水在《儿童与公共秩序》一文中曾写道：“在中国，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个实际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生活经验中可以发现，儿童经常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来源。譬如在餐厅、商店或交通工具上，儿童的喧闹与嬉戏常为他人带来困扰，至于破坏物件、行为乖张者，也非罕见。”
“对日本人来说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为什么啊，就像你问天为什么是蓝的一样。”日本女生大仓瑶子对上述日本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似乎不以为意，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日本社会公共行为规范的养成其实并不是像“天空是蓝的”一样自然。19世纪20世纪之交，特别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日本社会出现了以“公德”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其中《读卖新闻》以元旦新年贺词为始，一连4个月，每天都用一个版面以“公德养成与风俗改造”为栏目刊出相关文章。
日本各界在对于新时代建立一个近代公德社会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实现了各界的良性互动。最后，《读卖新闻》共刊载了150个有关培养公德的实例，报社同时还主办了一系列“公德养成风俗改良演讲会”。两年后，《读卖新闻》将公德实例连同演讲记录和当时若干有关论述，汇集成《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国人社会风尚》一书。
公德养成也不是一蹴而就。陈弱水偶然读到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在1930年左右发表的一篇散文，“发现几十年前日本的公德水准也相当低，捧读之余，觉得世间到底还是有‘进步’这一回事，心里又对中国公民文化的前途生起了一丝希望。”
瑞典姑娘友娜2006年来到中国生活，给《青年参考》当过一段时间记者，在“老外看中国”专栏里，写下不少对于中瑞文化差异的有趣观察。在上海这些年，友娜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但在公共场合，有些市民的行为，她怎么也消化不了。
“在瑞典或者欧洲其他地方，我们强调私人空间感，在中国这种意识比较弱。”她举例，在瑞典街头的ATM机前取钱，操作者和等候者之间会空出很大一段距离，而这里的“距离”太近了。“不管是在商店还是地铁之类的地方排队，人和人之间都贴得很近，大家似乎又并不介意。我个人不喜欢触碰到陌生人的身体，但这里的人好像经常有肌肤接触。”
友娜承认，和北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的人口密度确实是创造空间感的一大挑战，而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历的那段历史，使身处那个时代的人生出“适者生存”的观念，多为自己和家人着想，行为惯性延续至今，导致一部分人如今在公共场合仍然表现得过于自我。“比如你在路上被陌生人碰撞到，有些年轻人会为此向你道歉，而有的老太太就直接把你推开，好像你不存在一样。”
据友娜观察，有些乘客在地铁或公交车上为自己或家人抢座位，抢到以后那神情仿佛得了奖一样得意。
不久前，上海地铁上两个妇女因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围观者只在旁边说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却无人拉架。“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奇怪——在欧洲你绝对不会看到成年人有这样的表现，抢座位几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太尴尬了。在芬兰，如果你要去坐一个座位，恰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做这个位子时，很可能这两个人最终都选择放弃，让给其他人坐。”
“在公共场合，另一个不好的行为是打喷嚏或咳嗽不捂嘴，或者随地吐痰，这也让我很郁闷。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这样擤鼻涕或咳嗽，太粗鲁了。应该捂住嘴巴，避免细菌影响到其他人啊。”更让友娜抓狂的是一些人在地铁或公交车上剪指甲。“我太讨厌这个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带到公共场合来做？谁希望被别人的指甲片弹到？太恶心了。在欧洲，我们在浴室里剪指甲，之后把碎屑都清理干净。”
走在马路上的友娜还经常看见人们吃着东西，然后把包装纸随手一扔。“我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育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在街上随便扔垃圾。”每个学期，学校会组织全体师生到街头或森林里清理垃圾，大家把找到的垃圾集中起来送到垃圾站。“如今我也不会随手扔垃圾，如果一时找不到垃圾桶，我会先把废弃物塞在包里，直到看见垃圾桶再丢。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的。”
友娜缓了一缓，解释说，“当然我不是指所有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习惯都不好，年轻人比上一辈的表现好一些。”像剪指甲这样几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足以反映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或环境，而不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
公德养成没那么容易
顾诚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过马路一时不太适应，就像他初到日本时一样。
“那边是车等人。车輛转弯的时候，哪怕和行人之间还有一大段安全距离，驾驶员也会自动放慢速度，等人完全通过以后再走。”刚到日本时，顾诚站在街边等车先过，常有司机着急地挥着手示意让他先过。
“按说东京的人口密度也不小了吧，可是道路上行车的人都很有耐心，排队也不会按喇叭催促。” 在日本工作两年半后回到上海，顾诚又切换回“人等车”的模式，“车和人都要抢着过，错过了一个空当，可能又得等很久。”
日本人在3·11大地震后表现出的淡然与秩序，已经让很多人感叹，不管是从震区疏散、车站加油还是商店买东西，队伍总是有条不紊地延伸着，没有抱怨或凌乱。日常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行为规范，在非常时期，变成一剂镇定剂，反而安慰了旁观者。
“秩序意识深深地植入日本人的脑子里。”顾诚举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他曾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游戏玩家上传的截图，图中，不同日本玩家操控的虚拟人物把对伍列得整整齐齐。
另一个给顾诚留下深刻印象的方面是，公众场合的日本人很谨慎，深怕自己的行为给周遭的人带来影响，稍给旁人造成不便就道歉，“他们每天说‘抱歉’就像说‘你好’一样平常”。在地铁或公交车上，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吃东西或接打电话，即便有电话拨进来，通常也会跟对方说正在地铁里，请稍后再联系。
曾有中国游客在日本游船上看到，一个日本人家庭，小孩不过四五岁的样子，突然大哭起来，可能怕孩子的哭声打扰其他人，妈妈一下捂住孩子的嘴，顿时孩子的小脸憋得通红。游客回国后给媒体投稿感慨，“这也许就是日本的孩童教育，在公共场所，重视公德，不能打扰别人。”
台湾学者陈弱水在《儿童与公共秩序》一文中曾写道：“在中国，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个实际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生活经验中可以发现，儿童经常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来源。譬如在餐厅、商店或交通工具上，儿童的喧闹与嬉戏常为他人带来困扰，至于破坏物件、行为乖张者，也非罕见。”
“对日本人来说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为什么啊，就像你问天为什么是蓝的一样。”日本女生大仓瑶子对上述日本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似乎不以为意，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日本社会公共行为规范的养成其实并不是像“天空是蓝的”一样自然。19世纪20世纪之交，特别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日本社会出现了以“公德”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其中《读卖新闻》以元旦新年贺词为始，一连4个月，每天都用一个版面以“公德养成与风俗改造”为栏目刊出相关文章。
日本各界在对于新时代建立一个近代公德社会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实现了各界的良性互动。最后，《读卖新闻》共刊载了150个有关培养公德的实例，报社同时还主办了一系列“公德养成风俗改良演讲会”。两年后，《读卖新闻》将公德实例连同演讲记录和当时若干有关论述，汇集成《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国人社会风尚》一书。
公德养成也不是一蹴而就。陈弱水偶然读到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在1930年左右发表的一篇散文，“发现几十年前日本的公德水准也相当低，捧读之余，觉得世间到底还是有‘进步’这一回事，心里又对中国公民文化的前途生起了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