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陶醉于它的波澜壮阔、云蒸霞蔚，会不由自主地被那些历史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所深深吸引，为这些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对历史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所牵动，因而会以自己的角度出发去作出一些似乎更为合理的假设，希望历史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这固然是徒劳的、无用的，但也符合人之常情。
　　于是我们常常假设：如果商纣王改过自新纳谏从流，重用比干重振朝纲，那么商朝一定会重振旗鼓实现中兴，也许就不会被周国所灭；如果孔子周游列国被某个开明的君主所器重，他的仁政、德政得以在某国实现并为其他诸侯纷纷效仿，那么春秋也许就不会恶化到战国时代那种兼并篡逆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吕不韦没有在邯郸遇到异人并意识到“此奇货可居”，而在他身上投入巨资作为政治投机，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赢政即秦始皇的出现，古代中国的历史就将彻底改写。
　　如果马其顿国王腓力和罗马共和国执政凯撒没有遭遇暗杀，那么亚历山大和屋大维的历史功绩也许就不会被后世铭记，至少也会逊色许多；如果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能意识到当时萨拉热窝火药桶般的反抗情绪，而不执意乘坐敞篷汽车在街头公开巡游的话，那么那个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也许就没有机会如此从容地行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因此而爆发；如果那个奥地利青年阿道夫能够如愿以偿地考取维也纳美术学院，在学院派循规蹈矩的教育下成为一名有所成就的画家，如果他在街头流浪卖艺作画的时候，能更多地得到犹太富人们的慷慨解囊而不是鄙视嘲弄，如果他在战场壕沟中的奋勇作战和双目被毒气灼伤险些失明换来的是德国在一战中的胜利，那么，世界的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如果1793年乾隆皇帝能以豁达开明的胸襟，不去计较和纠缠于英国乔治二世国王专门派来为他贺寿的特使马戛尔尼，在晋见他时是否一定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而是出于帝国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准许中英两国开展平等互利双赢的海上贸易，也许他的孙子道光以及后代们就不会吃尽“化外之夷”给“天朝大国”带来的苦头，那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就不会签订，中国也许就会像日本一样，主动、和平地而不是被人家的坚船利炮被迫地打开国门，而完成如此艰难、屈辱的近代化进程；如果不是因为时逢这样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出于救亡图存、保种健绝的目的，中國一些先知先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志士仁人们各种救国试验的连番失败（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将彻底改写。
　　如上所述，不一而足，人们对历史的各种假设从古到今不绝于耳，不绝于书。这其中，固然有美好、善良的愿望，和发自内心的遗憾，但也不乏对一些暴虐者的诅咒。但这一切，对于历史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的影响，无济于事，无补于事，无益于事，也无损于事。对于那些历史人物来说，物质的他们早已灰飞烟灭，不可能再为自己贴金或辩解，而任由后人神化、美化或丑化、矮化、妖魔化。对他们的褒贬损益，对他们是非功过的评价以及这种评价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却长远地影响着后世。都说，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公道正义自在人心。这话总体来说没错，但也也例外。不少历史人物的形象和历史功绩在不同的阶段、时期都有不同的评价，都在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需求而改变着。因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所注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