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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日实力对比的继续演进，亚太秩序正在经历一个大变局。中国通过向世界开放、加强东亚地区合作，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拉近与美国的差距，引起美日的极大担忧。美国推行“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以雁型的模式调动力量防御中国的崛起，最近又进一步修正美日同盟关系，积极推进海上安全机制建设；在经济上，美国欲重新主导亚太地区合作进程，以TPP为契机参与重塑亚太经济新版图，尤其是拉日本加入谈判特别引人关注。
对美国实施新亚洲战略的意图及能力，中国战略界的评估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新近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变化被美国注意到，并得到积极的回应。中国期待以更长远、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新一轮亚太秩序的调整。显然，中国不仅要准确理解中美关系，更要深刻把握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进程及其特性的转化，毕竟中美日关系构成了未来亚太秩序的主轴。由于美日是安全同盟，其经济关系具有特殊性，以联盟经济的视角探寻美日经济关系，有助于理解地区秩序变革。
中美日经济地位的转变
中美日三国力量的变化在经济领域体现最为明显和广泛。自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2010年，被中国超越后降为第三。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大体上为70万亿美元，美、中、日的GDP占全球比重分别是21.6%、10.4%、8.4%。与1951年鼎盛时期相比，美国的比重下滑了6.1%。与1991年鼎盛时期比，日本仅下降了0.3%。1951年中国占全球份额4.5%，1978年占全球4.9%，改革开放迄今GDP总量增长20倍。需要注意的是，在绝大多数年份，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都保持在22%左右，日本也长期保持在7%左右。因此，仅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大幅度降低美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就是说中国崛起并非以损耗美日力量为代价。
除GDP外，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也取得骄人成绩，货物贸易比1978年增长了170多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40年前，当中美大门打开的时候，中国的货物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7%、日本的13%，只能算是国际贸易中的小角色。进入90年代前期，当欧美舆论开始对中国作为兴起的贸易国进行炒作时，中国的货物贸易份额仍然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算是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起步阶段。加入WTO后的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只有美国的33%、但已经是日本的82%。又经过一个十年的发展，2011年中国货物出口额是美国的98%，是日本的两倍多。长期以来美日决定东亚经济发展框架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美日逐步调整其政策。当中国实力还比较弱小时，两国希望中国发展壮大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当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一再突破美日的既有框架时，美日两国能继续维持此前的政策，不动摇中国实力增长的外部环境吗？或者说，中国能够凭借经济贸易总量制胜吗？
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紧密度
探究中美日经济实力转化对政策的影响，需要注意经济关系的不对称、不对等。即便中国在诸多经济变量上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但也可能因为与美日经济关系的不紧密，误判对美国、日本政策的影响力。
第一，中美贸易还没有达到十年前日美的程度。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大家预期中美经济关系要比日美经济关系更为重要。2011年，中国占美国出口市场份额的7%、日本只占5%。在美国进口来源地上，中国占20%，日本只有6%。因此，对美国的贸易而言，中国的地位要显著高于日本。当前中国的贸易地位，类似于2002年时日本在美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中美贸易总量增强意味着，美国国内利益团体支持美中自由贸易的声音变得更强大。
进一步深入分析中美、日美的贸易结构，结论却是中美贸易还没有达到十年前日美的程度。过去十年，美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转变，燃料矿产品出口占比增长近十个百分点，而制成品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在美国制成品出口的高峰期，中国作为美国制成品的出口市场，其占比还不到日本的一半。经过十年发展，尽管总量上中国大大超过日本，但在比重上依然落后2002年时的日本。
第二，在制成品贸易方面，美日的结构要优于中国。在钢铁、化工、机械交通设备、纺织、服装五大类制造品出口领域，中国的化工品出口严重落后。美日作为发达经济体，其突出特征之一是在其出口结构中，化工品占有突出地位，美国多于四分之一，日本占七分之一，而中国差不多只有十二分之一。机械交通设备出口在中美日三国的制造品贸易中占有近70%的比重，中国的出口总量也超过日美两国，但在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的占比上落后于日美，特别是在汽车的出口额上大大落后。
2011年，汽车品在机械交通类产品出口比例中，日本31%，美国24%，而中国仅4%。日本的汽车品出口额为1505亿美元，美国是1193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75亿美元，美日加起来是中国的七倍。在过去20年里，日、美在这一项上的比重最低也超过26%和16%，而日本曾一度超过35%，美国也达到过24%，美日近年来重新加大了对汽车产业的投入，使该产业成了美日复苏经济、制造业回潮的领头羊。如果中国要朝着发达型经济发展，那么必须提高汽车产品的出口比重。从出口额来看，中国2011年相当于美国1991年的水平，但只有日本1991年的57%。以金融危机后的增长速度算，中国需要15年才能在汽车出口额上超过日本。
第三，对日本而言，美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中日经济关系。作为日本货物贸易出口的市场，今天中国的地位接近于2002年美國的地位。在农产品、矿产品方面，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在制造品上，转折点发生在2007、2008年，2007年中国比美国要少145亿美元，但2008年中国反超美国12亿美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日本的制造品出口方面已经占据第一的位置，但并不是日本历史最高值，至少还没有达到美国当年获得的地位。2001年美国占日本制造品出口市场份额达到历史峰值31%，这足以说明日美经济昔日的紧密度。从过去两年的数据看，美国已经稳住了自2001年以来每年平均1%的下滑态势，而中国的增长态势也没有此前那么强劲。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之后，美日经济关系的复苏要比中日之间快，这是我们必须留意的。如果以当前的这种速度增长，要达到2001年美国在日本制造品出口市场的地位，中国还需要20年。 第四，如果说在贸易领域，中国强大但还不足以根本性扭转美日经济关系，那么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国不仅总量上落后一大截，对美日的影响更是微不足道。自2000年起，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实施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已经超过1.3万家，2010年的流量接近700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由于国有企业是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更由于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注重资源、矿产等战略性资源的投资，欧美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投资领域的规则改变者。实际上，我们要充分注意到，中国投资远远小于欧美。从投资存量看，2010年，美国境外投资的存量接近四万亿美元，日本8000多亿美元，中国不到3200亿美元。
从中美日三边的直接投资关系看，美日的境外投资流向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中国集中在亚洲，特别是香港。2010年，在美国的境外投资中，亚太地区占16%。其中，日本占2.9%，中国占1.5%。中国在美国的亚太投资格局中排名第四，位列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之后。从日本的角度看，2011年的境外投资存量接近一万亿美元，亚洲占27%，其中中国占8.6%，而美国高达29%。也就是说，美国一国吸收的日本境外投资要比亚洲还多。中国对亚洲的依赖性大大高于美日，2010年中国投资存量的73%都在亚洲，但日本却只占0.3%，美国也只有1.5%。也就是说从金额上看，作为投资目的地，美日對中国权重甚小。
第五，从三国吸收的直接投资来看，三边关系也很不对等。美国的外资来源地依然集中在欧洲，但日本排名第二，达到11%，而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占美国吸收总额的0.1%，日本是中国的110倍。在亚太地区，中国排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及印度之后。就美国的直接投资来源国而言，中国微不足道。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拿中国投资说事的动机，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上。日本吸收的外资主要来自欧美，两地占78%，亚洲只有不到12%的量，其中中国占比只有0.2%，美国竟然是中国的160倍。
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国的地位不高，与美日的联系更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太，至多加上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两个离岸金融中心。而日美吸收的外资主要来自区域之外，引资来源十分接近，进行境外投资的地区也主要是欧美。日美投资关系高度依赖，且美国作为市场更具有优势。20多年前当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第一份《世界投资报告》时，世界投资进入了“三角关系”时代。经过20年的发展，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贸易、投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与美日投资关系的紧密度还比不上20年前的欧美日。
如果以政治领导人的互访、双方普通人员来往进一步观察，那么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更为扩大。从领导人出访来看，三边互动中，中美、美日互动更频繁，中日要比中美更欠缺政治互信。从国际旅游人数看，2010年中国出境游达5700万人次，入境游5600万人次；日本入境游860万人次，出境游1700万人次；美国入境游6000万人次。中国高于日本，和美国接近。在移民数量上，2000年中国向美国的移民是向日本移民的三倍，日本向美国移民是向中国移民的226倍，美国向日本移民是向中国移民的七倍。基本上，中日两国都更愿意向美国移民。如果让美国人在中日之间选择，那么日本更占优势。
总体而言，美日关系的紧密程度要远远高于中日、中美，这是中国在看待中美日经济实力转变及美日同盟关系调整时需要注意的。
“中美两极”论的偏差
首先，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在广阔的西太平洋一侧，诸多国家开始讨论如何在中美之间重新定位的问题。中国实力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对自身的看法，也引起周边国家的政策调整。比如，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近一段时期以来，一直在反思其对外政策。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Hugh White）针对中国崛起设计了“亚洲协调”秩序，核心是中美共享权力。他劝告澳大利亚政府要尽可能根据本国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做出政策调整。
以中美两国为对象的分析不只出现在澳大利亚。在东亚地区，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势，并使周边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但是，这种政经分离的“两极论”缺乏足够的支撑。前文对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紧密度的对比表明，美日经济要比中日经济更为相互依赖，至少从结构上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深度远未达到美日经济的水平。进一步而言，如果不仅仅从领土国家的属性看待经济的依赖，而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经济依赖，那么中国远没有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的主导者。中国也许正处在主导周边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但还远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其次，美日经济内在的结构具有稳定性，不容易马上颠覆。前文对中美日制造品出口，特别是从汽车出口的分析也表明，总量数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容易让人看不到内在的经济结构。尽管中国在制成品出口额上远超美日，但在汽车出口方面却低于美日。也就是说，美日经济内在的结构具有稳定性，不容易马上颠覆。2011年日本的“3?11”地震显示，美日经济的相互依赖远比中日来得深入，中国还处于地区分工的底层，泰国、台湾地区都比中国来得重要。由于日美经济的高度依赖性，日本经济出现波折后，美国汽车市场在一周之内就发生波动，而中国汽车市场几乎要在一个月之后才有类似反应。这种依赖的不对称性对于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有重要意义。日本的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比美国都要高出10个百分点，对日本而言，汽车、电子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其电子产业近年衰落较快，日本尤为重视汽车业对日本国民信心、政府公信力及国家战略的影响。
第三，美日经济特殊性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安全联盟关系对经济有着复杂的影响。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毅博士的总结，联盟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联盟通过安全外部性、议题联系，以及补偿性支付等三种机制影响经济合作水平。在联盟形成之后，盟国之间通过寻求经济合作的方式确保联盟的巩固。[1] 在理解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的对外行为时，需要在相互依赖基础上，扩展更为广阔的地区性视角，即要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角度理解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了五对双边同盟关系，包括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及美澳。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促动下，美国同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进展迅速，比如日澳关系、日菲关系等。在经济总量上，显然美国及其亚太同盟国要大大高于中国，即便中国大陆加上港澳台形成中华经济圈，其总量也比美国这一方小得多。假设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边，中国为另一边看日本与双方的贸易数据，那么日本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依赖远甚于中国。或许，这可以解释长期以来困惑研究界的“经热政冷”现象？实际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也是不能分家的，长期而言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同一性。到目前为止，日本与中国经济的热度依旧没有超越日本与美国同盟体系的热度。
第四，从联盟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对日本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美国同盟体系。但亚洲局势的整体性变化将为中国带来更多希望。近年来，日本对外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回归亚洲重心，2002年亚洲占日本出口市场份额的45%，2011年增加至59%。其中东亚四小龙的份额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增加的份额主要来自东盟和中国。北美的比重从2002年的32%下降至2011年的18%。另外一个需要加以注意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过四小龙的总额，这种格局是前所未有的。这意味着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此前日本将注意力集中到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上，试图通过与四小、东盟的合作来加强其对亚洲经济的塑造能力。今后，日本必须与中国单独一个国家加强磋商与合作，而不是此前的几个国家。相比于以前，从谈判的角度看，日本的周旋空间大为缩小。考虑到大陆与台湾加强了经贸往来，特别是2011年两岸贸易突破1600亿美元，中華经济圈的影响力进一步显现。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经济的带动力和吸附力大为增强，更加注重从地区性层面考虑中美日三边关系。
理解未来亚太秩序
需要“政经合一”
一、探寻日本对外行为的政经逻辑
联盟经济的视角告诉我们，从政治经济学范式考察中美日三边关系，将揭示更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深入理解中美日面临的不同挑战，增强彼此的理解。如果仅从总量数据看，鉴于中国全面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对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如果从贸易投资结构、产业链及同盟体系的角度切入，就可以探寻日本对外行为的政经逻辑。
日本的两难困境与当前的战略混乱表明，经济的缓慢发展和经济大国地位的变迁，将长时间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和对外政策的摇摆，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极端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也能理解美国新亚洲战略的限度，美国财政赤字不仅将严格约束其亚洲战略的效力，也会进一步加深其与盟国的矛盾。
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于大国崛起具有极为重要的含义，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国际层面上，这既是劣势、但也可以转化为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持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必然要在国内层面消耗大量的资源，但这种消耗可以有效转变为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资源。
二、从发展和治理角度看，中国有比美国、日本更积极有效的举措
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的边疆省份与邻国具有相近性，社会发展程度的接近有利于促进双方人员的沟通，增强中国与邻国社会关系的紧密性。中国从东部到西部的阶梯式发展模式，也有助于周边国家借鉴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经验，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当前的社会发展往往蕴含着未来10到20年中西部地区的影子。在国际层面上，中国不仅可能、也有必要继续深入发展与美日的关系，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的持久性可以内化大国崛起的冲突，将国家间的摩擦转化为国内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下一个十年也可以通过深度全球化来加强与美日国内阶层的联系，通过更广阔的区域拓宽中美日关系的覆盖面，降低中国崛起的压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杨毅．联盟体系下的经济事务与国家安全——一项分析框架[J]．国际论坛，2010（6）：42-47．
对美国实施新亚洲战略的意图及能力，中国战略界的评估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新近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变化被美国注意到，并得到积极的回应。中国期待以更长远、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新一轮亚太秩序的调整。显然，中国不仅要准确理解中美关系，更要深刻把握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进程及其特性的转化，毕竟中美日关系构成了未来亚太秩序的主轴。由于美日是安全同盟，其经济关系具有特殊性，以联盟经济的视角探寻美日经济关系，有助于理解地区秩序变革。
中美日经济地位的转变
中美日三国力量的变化在经济领域体现最为明显和广泛。自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2010年，被中国超越后降为第三。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大体上为70万亿美元，美、中、日的GDP占全球比重分别是21.6%、10.4%、8.4%。与1951年鼎盛时期相比，美国的比重下滑了6.1%。与1991年鼎盛时期比，日本仅下降了0.3%。1951年中国占全球份额4.5%，1978年占全球4.9%，改革开放迄今GDP总量增长20倍。需要注意的是，在绝大多数年份，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都保持在22%左右，日本也长期保持在7%左右。因此，仅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大幅度降低美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就是说中国崛起并非以损耗美日力量为代价。
除GDP外，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也取得骄人成绩，货物贸易比1978年增长了170多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40年前，当中美大门打开的时候，中国的货物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7%、日本的13%，只能算是国际贸易中的小角色。进入90年代前期，当欧美舆论开始对中国作为兴起的贸易国进行炒作时，中国的货物贸易份额仍然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算是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起步阶段。加入WTO后的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只有美国的33%、但已经是日本的82%。又经过一个十年的发展，2011年中国货物出口额是美国的98%，是日本的两倍多。长期以来美日决定东亚经济发展框架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美日逐步调整其政策。当中国实力还比较弱小时，两国希望中国发展壮大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当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一再突破美日的既有框架时，美日两国能继续维持此前的政策，不动摇中国实力增长的外部环境吗？或者说，中国能够凭借经济贸易总量制胜吗？
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紧密度
探究中美日经济实力转化对政策的影响，需要注意经济关系的不对称、不对等。即便中国在诸多经济变量上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但也可能因为与美日经济关系的不紧密，误判对美国、日本政策的影响力。
第一，中美贸易还没有达到十年前日美的程度。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大家预期中美经济关系要比日美经济关系更为重要。2011年，中国占美国出口市场份额的7%、日本只占5%。在美国进口来源地上，中国占20%，日本只有6%。因此，对美国的贸易而言，中国的地位要显著高于日本。当前中国的贸易地位，类似于2002年时日本在美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中美贸易总量增强意味着，美国国内利益团体支持美中自由贸易的声音变得更强大。
进一步深入分析中美、日美的贸易结构，结论却是中美贸易还没有达到十年前日美的程度。过去十年，美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转变，燃料矿产品出口占比增长近十个百分点，而制成品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在美国制成品出口的高峰期，中国作为美国制成品的出口市场，其占比还不到日本的一半。经过十年发展，尽管总量上中国大大超过日本，但在比重上依然落后2002年时的日本。
第二，在制成品贸易方面，美日的结构要优于中国。在钢铁、化工、机械交通设备、纺织、服装五大类制造品出口领域，中国的化工品出口严重落后。美日作为发达经济体，其突出特征之一是在其出口结构中，化工品占有突出地位，美国多于四分之一，日本占七分之一，而中国差不多只有十二分之一。机械交通设备出口在中美日三国的制造品贸易中占有近70%的比重，中国的出口总量也超过日美两国，但在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的占比上落后于日美，特别是在汽车的出口额上大大落后。
2011年，汽车品在机械交通类产品出口比例中，日本31%，美国24%，而中国仅4%。日本的汽车品出口额为1505亿美元，美国是1193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75亿美元，美日加起来是中国的七倍。在过去20年里，日、美在这一项上的比重最低也超过26%和16%，而日本曾一度超过35%，美国也达到过24%，美日近年来重新加大了对汽车产业的投入，使该产业成了美日复苏经济、制造业回潮的领头羊。如果中国要朝着发达型经济发展，那么必须提高汽车产品的出口比重。从出口额来看，中国2011年相当于美国1991年的水平，但只有日本1991年的57%。以金融危机后的增长速度算，中国需要15年才能在汽车出口额上超过日本。
第三，对日本而言，美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中日经济关系。作为日本货物贸易出口的市场，今天中国的地位接近于2002年美國的地位。在农产品、矿产品方面，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在制造品上，转折点发生在2007、2008年，2007年中国比美国要少145亿美元，但2008年中国反超美国12亿美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日本的制造品出口方面已经占据第一的位置，但并不是日本历史最高值，至少还没有达到美国当年获得的地位。2001年美国占日本制造品出口市场份额达到历史峰值31%，这足以说明日美经济昔日的紧密度。从过去两年的数据看，美国已经稳住了自2001年以来每年平均1%的下滑态势，而中国的增长态势也没有此前那么强劲。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之后，美日经济关系的复苏要比中日之间快，这是我们必须留意的。如果以当前的这种速度增长，要达到2001年美国在日本制造品出口市场的地位，中国还需要20年。 第四，如果说在贸易领域，中国强大但还不足以根本性扭转美日经济关系，那么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国不仅总量上落后一大截，对美日的影响更是微不足道。自2000年起，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实施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已经超过1.3万家，2010年的流量接近700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由于国有企业是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更由于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注重资源、矿产等战略性资源的投资，欧美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投资领域的规则改变者。实际上，我们要充分注意到，中国投资远远小于欧美。从投资存量看，2010年，美国境外投资的存量接近四万亿美元，日本8000多亿美元，中国不到3200亿美元。
从中美日三边的直接投资关系看，美日的境外投资流向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中国集中在亚洲，特别是香港。2010年，在美国的境外投资中，亚太地区占16%。其中，日本占2.9%，中国占1.5%。中国在美国的亚太投资格局中排名第四，位列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之后。从日本的角度看，2011年的境外投资存量接近一万亿美元，亚洲占27%，其中中国占8.6%，而美国高达29%。也就是说，美国一国吸收的日本境外投资要比亚洲还多。中国对亚洲的依赖性大大高于美日，2010年中国投资存量的73%都在亚洲，但日本却只占0.3%，美国也只有1.5%。也就是说从金额上看，作为投资目的地，美日對中国权重甚小。
第五，从三国吸收的直接投资来看，三边关系也很不对等。美国的外资来源地依然集中在欧洲，但日本排名第二，达到11%，而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占美国吸收总额的0.1%，日本是中国的110倍。在亚太地区，中国排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及印度之后。就美国的直接投资来源国而言，中国微不足道。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拿中国投资说事的动机，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上。日本吸收的外资主要来自欧美，两地占78%，亚洲只有不到12%的量，其中中国占比只有0.2%，美国竟然是中国的160倍。
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国的地位不高，与美日的联系更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太，至多加上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两个离岸金融中心。而日美吸收的外资主要来自区域之外，引资来源十分接近，进行境外投资的地区也主要是欧美。日美投资关系高度依赖，且美国作为市场更具有优势。20多年前当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第一份《世界投资报告》时，世界投资进入了“三角关系”时代。经过20年的发展，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贸易、投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与美日投资关系的紧密度还比不上20年前的欧美日。
如果以政治领导人的互访、双方普通人员来往进一步观察，那么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更为扩大。从领导人出访来看，三边互动中，中美、美日互动更频繁，中日要比中美更欠缺政治互信。从国际旅游人数看，2010年中国出境游达5700万人次，入境游5600万人次；日本入境游860万人次，出境游1700万人次；美国入境游6000万人次。中国高于日本，和美国接近。在移民数量上，2000年中国向美国的移民是向日本移民的三倍，日本向美国移民是向中国移民的226倍，美国向日本移民是向中国移民的七倍。基本上，中日两国都更愿意向美国移民。如果让美国人在中日之间选择，那么日本更占优势。
总体而言，美日关系的紧密程度要远远高于中日、中美，这是中国在看待中美日经济实力转变及美日同盟关系调整时需要注意的。
“中美两极”论的偏差
首先，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在广阔的西太平洋一侧，诸多国家开始讨论如何在中美之间重新定位的问题。中国实力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对自身的看法，也引起周边国家的政策调整。比如，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近一段时期以来，一直在反思其对外政策。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Hugh White）针对中国崛起设计了“亚洲协调”秩序，核心是中美共享权力。他劝告澳大利亚政府要尽可能根据本国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做出政策调整。
以中美两国为对象的分析不只出现在澳大利亚。在东亚地区，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势，并使周边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但是，这种政经分离的“两极论”缺乏足够的支撑。前文对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紧密度的对比表明，美日经济要比中日经济更为相互依赖，至少从结构上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深度远未达到美日经济的水平。进一步而言，如果不仅仅从领土国家的属性看待经济的依赖，而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经济依赖，那么中国远没有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的主导者。中国也许正处在主导周边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但还远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其次，美日经济内在的结构具有稳定性，不容易马上颠覆。前文对中美日制造品出口，特别是从汽车出口的分析也表明，总量数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容易让人看不到内在的经济结构。尽管中国在制成品出口额上远超美日，但在汽车出口方面却低于美日。也就是说，美日经济内在的结构具有稳定性，不容易马上颠覆。2011年日本的“3?11”地震显示，美日经济的相互依赖远比中日来得深入，中国还处于地区分工的底层，泰国、台湾地区都比中国来得重要。由于日美经济的高度依赖性，日本经济出现波折后，美国汽车市场在一周之内就发生波动，而中国汽车市场几乎要在一个月之后才有类似反应。这种依赖的不对称性对于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有重要意义。日本的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比美国都要高出10个百分点，对日本而言，汽车、电子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其电子产业近年衰落较快，日本尤为重视汽车业对日本国民信心、政府公信力及国家战略的影响。
第三，美日经济特殊性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安全联盟关系对经济有着复杂的影响。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毅博士的总结，联盟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联盟通过安全外部性、议题联系，以及补偿性支付等三种机制影响经济合作水平。在联盟形成之后，盟国之间通过寻求经济合作的方式确保联盟的巩固。[1] 在理解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的对外行为时，需要在相互依赖基础上，扩展更为广阔的地区性视角，即要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角度理解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了五对双边同盟关系，包括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及美澳。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促动下，美国同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进展迅速，比如日澳关系、日菲关系等。在经济总量上，显然美国及其亚太同盟国要大大高于中国，即便中国大陆加上港澳台形成中华经济圈，其总量也比美国这一方小得多。假设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边，中国为另一边看日本与双方的贸易数据，那么日本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依赖远甚于中国。或许，这可以解释长期以来困惑研究界的“经热政冷”现象？实际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也是不能分家的，长期而言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同一性。到目前为止，日本与中国经济的热度依旧没有超越日本与美国同盟体系的热度。
第四，从联盟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对日本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美国同盟体系。但亚洲局势的整体性变化将为中国带来更多希望。近年来，日本对外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回归亚洲重心，2002年亚洲占日本出口市场份额的45%，2011年增加至59%。其中东亚四小龙的份额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增加的份额主要来自东盟和中国。北美的比重从2002年的32%下降至2011年的18%。另外一个需要加以注意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过四小龙的总额，这种格局是前所未有的。这意味着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此前日本将注意力集中到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上，试图通过与四小、东盟的合作来加强其对亚洲经济的塑造能力。今后，日本必须与中国单独一个国家加强磋商与合作，而不是此前的几个国家。相比于以前，从谈判的角度看，日本的周旋空间大为缩小。考虑到大陆与台湾加强了经贸往来，特别是2011年两岸贸易突破1600亿美元，中華经济圈的影响力进一步显现。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经济的带动力和吸附力大为增强，更加注重从地区性层面考虑中美日三边关系。
理解未来亚太秩序
需要“政经合一”
一、探寻日本对外行为的政经逻辑
联盟经济的视角告诉我们，从政治经济学范式考察中美日三边关系，将揭示更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深入理解中美日面临的不同挑战，增强彼此的理解。如果仅从总量数据看，鉴于中国全面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对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如果从贸易投资结构、产业链及同盟体系的角度切入，就可以探寻日本对外行为的政经逻辑。
日本的两难困境与当前的战略混乱表明，经济的缓慢发展和经济大国地位的变迁，将长时间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和对外政策的摇摆，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极端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也能理解美国新亚洲战略的限度，美国财政赤字不仅将严格约束其亚洲战略的效力，也会进一步加深其与盟国的矛盾。
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于大国崛起具有极为重要的含义，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国际层面上，这既是劣势、但也可以转化为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持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必然要在国内层面消耗大量的资源，但这种消耗可以有效转变为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资源。
二、从发展和治理角度看，中国有比美国、日本更积极有效的举措
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的边疆省份与邻国具有相近性，社会发展程度的接近有利于促进双方人员的沟通，增强中国与邻国社会关系的紧密性。中国从东部到西部的阶梯式发展模式，也有助于周边国家借鉴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经验，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当前的社会发展往往蕴含着未来10到20年中西部地区的影子。在国际层面上，中国不仅可能、也有必要继续深入发展与美日的关系，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的持久性可以内化大国崛起的冲突，将国家间的摩擦转化为国内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下一个十年也可以通过深度全球化来加强与美日国内阶层的联系，通过更广阔的区域拓宽中美日关系的覆盖面，降低中国崛起的压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杨毅．联盟体系下的经济事务与国家安全——一项分析框架[J]．国际论坛，2010（6）：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