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血路”指的是重大的转型，而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革。同时，“杀出一条血路”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公开冲突甚至革命，也就是避免更大的流血。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实际上不止一次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杀出血路”。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衡量，中国这段时间里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史所少见。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话语的主题词。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应当是庆祝的日子。但刚好在这个应当庆祝的日子里，中央领导层政治议程中的关键词则是“忧患意识”。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去年在中央党校为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讲话的时候，提出党政干部要有“忧患意识”。此后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中央领导层一方面承认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中央领导层的“忧患意识”就产生于对所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要求思想解放，这也就是近来中国政坛再次掀起思想解放高潮的背景。
　　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再次转型的时候。在前30年，中央领导层关注的是经济上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今天尽管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有待于转型，经济制度的建设还有待于深化，但中国毕竟已经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深刻的“忧患”来自于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通过考验越来越难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背景。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这是个很大的考验。
　　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当政治权力和金钱结合起来的时候，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尽管反腐风潮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但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急剧增加。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和以往有了巨大的不同。今天的市场经济和信息化、全球化紧密相连，或者说，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今天市场经济的内在部分。
　　因为信息化，无论是党政官员中间的腐败还是其他丑事，就不那么好隐瞒了，老百姓也不那么好欺骗了。信息化要求的是透明政治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政治。
　　全球化也对中国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互相依赖。相互依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的影响通过这种互相依赖走了出去，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另一方面，外在的影响也通过这种互相依赖方式走了进来，并且可以给中国的内政构成重要而有效的压力。
　　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忧患？去年年底，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广东官员再次解放思想，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汪洋引用当年邓小平指导下的广东改革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的例子来强调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尽管汪洋这里所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转型，但“杀出一条血路”的思路则完全可以用来认识和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刻忧患。
　　
　　改革就是避免流血
　　
　　邓小平实际上不止一次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杀出血路”。
　　第一次当然是发动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中国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把一个封闭的国家转型成为开放国家。
　　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当很多党政官员不知道中国前途如何的时候，当西方一些人等待着中国走上苏联东欧道路的时候，邓小平毅然决定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革来化解危机，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成功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之初，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开明领导层和社会之间的共识。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曾经努力推行政治改革。
　　在朱镕基任总理时期，因为中央权力的有效集中，中国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制度建设例如银行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同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改革因此完成了第一步。尽管这些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们支撑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
　　从改革路径来理解，不难看到中国下一条“血路”是什么，那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所以是下一条“血路”，不仅是因为不改革导致了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负面效应，而且也是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实现中国政治的转型。
　　
　　既得利益阻碍改革
　　
　　尽管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很多年来，中国已经确立了人本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开始进行政府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涉及到公共权利的多方面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体制、环境保护等等的建设困难重重。
　　老一套或者被废了或者失灵了，但新的一套制度还处于概念模糊的阶段。在民主化方面，尽管十七大对总体民主图景有个清楚的表述，很多年里，中国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民主化实践，但整体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的实现还是言之过早。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邓小平当年所面临的容易，今天要进行的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也并不比邓小平当年遇到的小。尽管当年邓小平也遇到巨大的体制内的阻力，但依据“穷则思变”道理，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今天遇到的则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甚至是集团化的既得利益。
　　在各个层面，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往往和体制外的既得利益结合。这几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任何貌似强大的改革动议一旦遇到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就会变得极其微弱。
　　过去的改革产生了负面的效应，这是忧患。但新的改革推行不下去，则是更为严重的忧患。如何在忧患面前再次“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中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必须思考的，也是必须实践的。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