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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产生于北宋，自清朝以后备受学者诟病。周予同作为我国著名的经学史家，对宋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从思想文化和政治角度阐述了宋学产生的原因，并分析了宋学与原始儒家的区别；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宋学内部派别的分歧进行剖析，并指出宋学衰落的原因；将汉学与宋学比较，揭示宋学的优缺点，对宋学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 宋学 周予同 经学
周予同（1898—1981），我国现代著名经学史家。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师从钱玄同。从此，与经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今古文学》，之后又相继出版了皮锡瑞《经学历史》注释本、朱熹、《群经概论》、《孔子》、江藩《汉学师承记》选注本等一系列论著。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编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为后学研究和了解周予同的经学史成就提供了便利，1996年和2010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周予同的论著，具有广泛影响，远及海外。正如朱维铮所说：“他的许多论著，写得那样系统，清晰，又饶有情趣，常令读者忘记面前出现的是本来非常枯燥乏味的经学问题，因而到现在还被许多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青年看作上等参考书。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吸引着国内的研究者，而且影响已经飞扬海外；近年来，我就不止一次地遇到日本、西欧的汉学研究者，主动谈起他的经学史论著，对他的学问造诣表示敬意。”①
在周予同的诸多著述中，其对宋学的论述着墨良多，发表了很多前人未发的见解，对后人以深刻启迪。朱维铮说：“他对‘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有相当的研究。”此言不虚。周予同自信地评价所作是“出自心得，非抄袭杂凑者可比”②。
一、从思想文化与政治角度阐明宋学产生的原因，并辨析宋学与原始儒学的区别。
宋学也称为理学。宋学的名称是相对清代朴学而言，被称为理学是因为讨究的对象是理气等玄学问题。宋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而宋学的正式开始当在北宋庆历年间。
对于宋学产生的原因，周予同从思想文化和政治两方面进行阐述。从思想文化角度讲，有五个原因，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原因在于学者对训诂学堵塞思辨之途的不满，对纯文学玩物丧志的不满；积极的原因是受到道家思想和方士思想的影响，更是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有力刺激。从政治角度讲，北宋借鉴了五代以来篡弑剧烈的教训，重视伦理思想，提倡“忠孝节烈”，确定儒家“三纲五常”为永恒真理。而宋学保护家族宗法制度，正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得以产生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宋学虽号称儒学，但它与原始的儒学是不一样的。“‘宋学家’在表面上虽自称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而实际他们所用力的，不是热情地去拯救社会，而是理智地去思考本体。”③周予同将宋学与原始的儒家进行了对比：“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④经过比较，宋学与传统儒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广义上说，宋学也是经学。
二、剖析宋学内部派别的分歧，说明其衰落的原因。
宋学因为方法论的不同，可分为“归纳派”和“演绎派”。另有所谓“批评派”，普通所谓“宋学”不包括这一派。归纳派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演绎派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这两派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不同。具体来讲：“就本体论说：朱熹为‘理气二元论’的主张者；用近代哲学术语来比附，可称为一‘二元论’者，以为一切现象背后都有所谓‘理’与‘气’两者的存在。陆九渊认为‘心即理论’者；用近代哲学术语来比附，可称为一‘唯心论’者，以为一切现象都由心生，离心则一切现象无存在的可能。就人性论说：朱熹为‘二元论’者，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陆九渊为‘一元论’者，以为‘性’‘情’‘才’不过是一物的异名。就方法论说：朱熹主归纳，主潜修，主自外而内，主自物而心，主自诚而明；陆九渊主演绎，主顿悟，主自内而外，主自心而物，主自明而诚。”⑤通常朱熹的学问被称为“道问学”，陆九渊的学问被称为“尊德性”。这两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明显的就是方法论之争的“鹅湖之会”和本体论之争的“无极之辨”。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批评派，又称为“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的学问根本不同，周予同认为：“前者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后者以哲学、伦理为中心。以哲学、伦理为中心，所以假借《周易》、《中庸》等书，而专究理气心性等本体问题；以政治、经济为中心，所以凭借《尚书》、《周礼》等书，蔑视那些玄虚的研究，而归宿于事功。专究本体，以人性与本体结合为极致，故带有动机论的倾向；归宿于事功，以人群获得幸福为标的，故带有伦理上乐利主义的色彩。所以以‘浙学’批评朱、陆，则朱、陆为弃实趋虚；以朱、陆批评‘浙学’，则‘浙学’为舍本逐末。”⑥三派之中，周予同更欣赏浙东学派。他说：“朱熹专谈《四书》，陆九渊专谈《孟子》，两派都以圣人经典为要务。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浙东学派便以历史来批评另外两派，反对性理空谈，在‘经世致用’的问题上，强调应该把‘经’与‘史’结合起来讲。”⑦
这三派在南宋时呈“三足鼎立”之势。批评派最先没落，一是因为其思想局限于现世，不让佛学精深，不易得学人的信仰；二是因为后继者渐渐转入文学和史学。于是，宋学就被朱陆两派占据。归纳派在政治上得到朝廷的提倡，因而取得了正统地位；而演绎派也因为王阳明的发扬，得到光大。但这两派都是借经学谈哲学，而哲学与经学又很不相同。周予同说：“经学与哲学，就性质言，实各自异趣。哲学着重于个人之理智的探索，故怀疑为创立新解之利器；经学则不免趋重于宗教性之因袭的训释，故怀疑之结论每易起无谓的纷扰。”⑧所以他们讨究学问的结果是“哲学上之立论不免于附会，经学上之训释不免与纷扰”⑨。这就导致了两派末流的衰落：“‘尊德性’的演绎派固日流于禅释，而‘道问学’的归纳派也日趋于空疏。”⑩ 三、比较汉宋学的区别，品评宋学的优缺点，介绍宋学在经学上的贡献与影响。
汉学与宋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周予同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而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形成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大体采用归纳法；宋学一般采用演绎法。学术效能不同，汉学比较功利，意图发挥社会作用；宋学相对而言偏于玄想，希望解决“根本”问题。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扩大为九经、十三经；宋学的重点是四书。
汉学又可分为今文学和古文学。周予同将宋学与今文学和古文学在对孔子与六经的观念上进行比较：“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派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且流弊为繁琐；宋学派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11}
宋学的优点，一是能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而形成本民族文化；二是具有怀疑精神，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它的缺点，一是为封建专制服务，封建性强，反动落后；二是不重视调查研究，好主观臆说；三是研究学问的基本功（语言文字学）不扎实。
周予同认为，宋学对经学具有特殊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疑经”，怀疑唐朝以来所承认的孔学经传的真实性。宋学的怀疑精神，对经典辨伪的工作具有巨大帮助。如朱熹怀疑伪《古文尚书》，开明清学者辨伪之端。宋学对后世，尤其是清代朴学，是有很大影响的。如顾炎武《日知录》与宋末的王应麟《困学纪闻》有关，《音学五书》中的一部分是从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发展而来。周予同认为，如果把宋学与清代朴学一刀两断，则属于机械论，不符合历史实际。
周予同对宋学的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指出：“考宋学在经学上所以不及汉学者，尚不在于不信注疏，怀疑经传；而在于删改本经，以就己说。盖校改旧籍，尚须凭证；况经传含有宗教性，岂可绳以主见，强为移易。”{12}但他在述评宋学内部流派时，有偏袒浙东学派的倾向。另外在论述宋学产生和衰落的原因时，没有从经济基础上进行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足之处。
注释：
①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12.
②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29.
③⑤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19.
④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6.
⑥⑩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20.
⑦许道勋，沈莉华整理注释.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⑧⑨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9.
{11}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6.
{12}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0.
参考文献：
[1]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许道勋，沈莉华整理注释.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关键词： 宋学 周予同 经学
周予同（1898—1981），我国现代著名经学史家。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师从钱玄同。从此，与经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今古文学》，之后又相继出版了皮锡瑞《经学历史》注释本、朱熹、《群经概论》、《孔子》、江藩《汉学师承记》选注本等一系列论著。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编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为后学研究和了解周予同的经学史成就提供了便利，1996年和2010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周予同的论著，具有广泛影响，远及海外。正如朱维铮所说：“他的许多论著，写得那样系统，清晰，又饶有情趣，常令读者忘记面前出现的是本来非常枯燥乏味的经学问题，因而到现在还被许多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青年看作上等参考书。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吸引着国内的研究者，而且影响已经飞扬海外；近年来，我就不止一次地遇到日本、西欧的汉学研究者，主动谈起他的经学史论著，对他的学问造诣表示敬意。”①
在周予同的诸多著述中，其对宋学的论述着墨良多，发表了很多前人未发的见解，对后人以深刻启迪。朱维铮说：“他对‘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有相当的研究。”此言不虚。周予同自信地评价所作是“出自心得，非抄袭杂凑者可比”②。
一、从思想文化与政治角度阐明宋学产生的原因，并辨析宋学与原始儒学的区别。
宋学也称为理学。宋学的名称是相对清代朴学而言，被称为理学是因为讨究的对象是理气等玄学问题。宋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而宋学的正式开始当在北宋庆历年间。
对于宋学产生的原因，周予同从思想文化和政治两方面进行阐述。从思想文化角度讲，有五个原因，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原因在于学者对训诂学堵塞思辨之途的不满，对纯文学玩物丧志的不满；积极的原因是受到道家思想和方士思想的影响，更是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有力刺激。从政治角度讲，北宋借鉴了五代以来篡弑剧烈的教训，重视伦理思想，提倡“忠孝节烈”，确定儒家“三纲五常”为永恒真理。而宋学保护家族宗法制度，正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得以产生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宋学虽号称儒学，但它与原始的儒学是不一样的。“‘宋学家’在表面上虽自称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而实际他们所用力的，不是热情地去拯救社会，而是理智地去思考本体。”③周予同将宋学与原始的儒家进行了对比：“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④经过比较，宋学与传统儒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广义上说，宋学也是经学。
二、剖析宋学内部派别的分歧，说明其衰落的原因。
宋学因为方法论的不同，可分为“归纳派”和“演绎派”。另有所谓“批评派”，普通所谓“宋学”不包括这一派。归纳派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演绎派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这两派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不同。具体来讲：“就本体论说：朱熹为‘理气二元论’的主张者；用近代哲学术语来比附，可称为一‘二元论’者，以为一切现象背后都有所谓‘理’与‘气’两者的存在。陆九渊认为‘心即理论’者；用近代哲学术语来比附，可称为一‘唯心论’者，以为一切现象都由心生，离心则一切现象无存在的可能。就人性论说：朱熹为‘二元论’者，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陆九渊为‘一元论’者，以为‘性’‘情’‘才’不过是一物的异名。就方法论说：朱熹主归纳，主潜修，主自外而内，主自物而心，主自诚而明；陆九渊主演绎，主顿悟，主自内而外，主自心而物，主自明而诚。”⑤通常朱熹的学问被称为“道问学”，陆九渊的学问被称为“尊德性”。这两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明显的就是方法论之争的“鹅湖之会”和本体论之争的“无极之辨”。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批评派，又称为“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的学问根本不同，周予同认为：“前者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后者以哲学、伦理为中心。以哲学、伦理为中心，所以假借《周易》、《中庸》等书，而专究理气心性等本体问题；以政治、经济为中心，所以凭借《尚书》、《周礼》等书，蔑视那些玄虚的研究，而归宿于事功。专究本体，以人性与本体结合为极致，故带有动机论的倾向；归宿于事功，以人群获得幸福为标的，故带有伦理上乐利主义的色彩。所以以‘浙学’批评朱、陆，则朱、陆为弃实趋虚；以朱、陆批评‘浙学’，则‘浙学’为舍本逐末。”⑥三派之中，周予同更欣赏浙东学派。他说：“朱熹专谈《四书》，陆九渊专谈《孟子》，两派都以圣人经典为要务。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浙东学派便以历史来批评另外两派，反对性理空谈，在‘经世致用’的问题上，强调应该把‘经’与‘史’结合起来讲。”⑦
这三派在南宋时呈“三足鼎立”之势。批评派最先没落，一是因为其思想局限于现世，不让佛学精深，不易得学人的信仰；二是因为后继者渐渐转入文学和史学。于是，宋学就被朱陆两派占据。归纳派在政治上得到朝廷的提倡，因而取得了正统地位；而演绎派也因为王阳明的发扬，得到光大。但这两派都是借经学谈哲学，而哲学与经学又很不相同。周予同说：“经学与哲学，就性质言，实各自异趣。哲学着重于个人之理智的探索，故怀疑为创立新解之利器；经学则不免趋重于宗教性之因袭的训释，故怀疑之结论每易起无谓的纷扰。”⑧所以他们讨究学问的结果是“哲学上之立论不免于附会，经学上之训释不免与纷扰”⑨。这就导致了两派末流的衰落：“‘尊德性’的演绎派固日流于禅释，而‘道问学’的归纳派也日趋于空疏。”⑩ 三、比较汉宋学的区别，品评宋学的优缺点，介绍宋学在经学上的贡献与影响。
汉学与宋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周予同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而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形成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大体采用归纳法；宋学一般采用演绎法。学术效能不同，汉学比较功利，意图发挥社会作用；宋学相对而言偏于玄想，希望解决“根本”问题。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扩大为九经、十三经；宋学的重点是四书。
汉学又可分为今文学和古文学。周予同将宋学与今文学和古文学在对孔子与六经的观念上进行比较：“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派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且流弊为繁琐；宋学派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11}
宋学的优点，一是能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而形成本民族文化；二是具有怀疑精神，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它的缺点，一是为封建专制服务，封建性强，反动落后；二是不重视调查研究，好主观臆说；三是研究学问的基本功（语言文字学）不扎实。
周予同认为，宋学对经学具有特殊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疑经”，怀疑唐朝以来所承认的孔学经传的真实性。宋学的怀疑精神，对经典辨伪的工作具有巨大帮助。如朱熹怀疑伪《古文尚书》，开明清学者辨伪之端。宋学对后世，尤其是清代朴学，是有很大影响的。如顾炎武《日知录》与宋末的王应麟《困学纪闻》有关，《音学五书》中的一部分是从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发展而来。周予同认为，如果把宋学与清代朴学一刀两断，则属于机械论，不符合历史实际。
周予同对宋学的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指出：“考宋学在经学上所以不及汉学者，尚不在于不信注疏，怀疑经传；而在于删改本经，以就己说。盖校改旧籍，尚须凭证；况经传含有宗教性，岂可绳以主见，强为移易。”{12}但他在述评宋学内部流派时，有偏袒浙东学派的倾向。另外在论述宋学产生和衰落的原因时，没有从经济基础上进行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足之处。
注释：
①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12.
②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29.
③⑤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19.
④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6.
⑥⑩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20.
⑦许道勋，沈莉华整理注释.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⑧⑨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9.
{11}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6.
{12}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0.
参考文献：
[1]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许道勋，沈莉华整理注释.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