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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G到5G，我们已进入读屏时代。“一屏万卷”，是电子阅读打开的大千世界;而读《王干文集》所呈现的“文学屏”，大概可与此类比，它仿佛打开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40余年的文学史。这是一个人的文学史，也是40余年文学史在一个人笔下的镜像。奇妙的是，王干作为一位资深编辑、著名文学评论家，同时用随笔、散文、小说等描述性的“南方文体”，创造了一扇折叠屏风。这幅长卷里，有南京、北京的两都风物，有围棋、足球、影视的个人爱好，更有文坛逸事、文人意象的文化随笔。如此丰富的内涵，加以灵心独见之熔铸，呈现出明通之境。王干先生的文章，与大千世界对话，随处有“独见”。“独见”是对历史传统的发现，是对现实世界的旁观，是对人生况味的省察。先生为文40年，在承继大家基础上，以一己之心体察文道、世道、人道。洋洋11卷的《王干文集》，读之思之，引人走进一个多样化的文章世界，并重新思考广义的“文章”风范和意义。
一
从《王干文集》中，我们能看到他不断精读、细读、重读经典，与现当代大家对话，承文脉、续文风的线索。2003年，他写《向鲁迅学习爱》，文章最后，他感叹：“我发现我成不了鲁迅。”王干：《向鲁迅学习爱》，《大家》2003年第3期。他从1972年上初中开始读《彷徨》，关注《伤逝》，谈恋爱时学习鲁迅的《两地书》方式通信，一度迷恋鲁迅，却认识到自己成不了鲁迅。鲁迅的精神底色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们阅读王干的文字，所看到的是一个“真诚、执着、敏锐、鲜活、睿智、明通”的王干。王干是暖色调的、灵性的，骨子里朝阳，对世界是肯定的、有爱的。而鲁迅的爱是悲剧性的，绝望之后的爱，连爱情的柔软也时刻带着反思，充满怀疑。
王干新作歌词《一往情深到高邮》，由著名歌手汤非演唱，于2019年初发布。王干写出了温软浪漫的高邮情怀：“天山微云高邮湖，运河脚下流出个秦少游。大淖河畔汪曾祺，受戒的日子岁寒有三友……声声浓似酒，鸭蛋进口滋溜溜，温软浪漫人人心中有，能不到高邮。”这首词里的传统是高邮湖水的柔美、灵性，是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深情与旷达，是汪曾祺的自然与生气，是王西楼仙笔神画。菱藕、芦苇、鸭蛋就酒滋溜溜，这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高邮。王干生在泰州茅山镇，1977年考入高邮师范，两年后在高邮城堡中学做老师，1982年到扬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高邮县委，1987年借调到北京《文艺报》。从17岁到27岁，十年高邮生活。这首歌词仿佛是27岁的青年写的，这是一个无限推迟了中年的王干。他1985年大学毕业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到90年代，以一个青年文学评论家的睿智、洒脱、先锋而蜚声文坛，之后又开启散文、随笔、文化批评的写作。
王干读鲁迅，汲取了鲁迅的执着与深思。最能看出鲁迅影响的，是小说《小镇的失落》，1991年发表在《萌芽》第10期，1995年被修改成《让阳光叙述》，加入了现代回望的视角。主人公对周围世界扭曲的认识，继承了鲁迅所提倡的国民性批判主张，而对女孩那纯真执着的情感，却是典型的王干式的。2010年《王干随笔选》获得鲁迅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写道：“鲁迅的散文《野草》《朝花夕拾》是新文学的高峰，至今无人超越。他的杂文更是将笔记、随笔和檄文不露痕迹地完美地结合起来，至今也无人超越。甚至杂文随着鲁迅的逝去，这一文体的存在也显得有些“世遗”（世界文化遗产）的味道，一个杰出的大师创立的一个艺术种类，是不能让它轻易消失的。”王干：《从鲁迅散文到博客家园》，《芳草》2015年第10期。他汲取了鲁迅散文诗、散文和杂文的精神资源，深思人生与社会，保持文人独立的批判姿态。他曾自名“野草之”，是一种特别文艺的崇拜方式。在当代读者中，读懂鲁迅喜欢鲁迅的和读不懂鲁迅不喜欢鲁迅的可以分成两大类。当然“懂”特指个人意义的心灵相通和精神认同，好多人说读不懂，其实是不认同，不喜欢。即便我们终究都不可能成为鲁迅，但鲁迅给现代汉语注入的深思诘问的品格、独立的思想视角、基于国民性民族性整体的灵魂的拷问，一直会影响我们作文的态度和风格。
1981年，汪曾祺回到高邮，王干辗转百里赶到高邮听讲座。“文革”期间他就开始读汪曾祺，从《异秉》开始关注并跟踪阅读。作为汪曾祺的同乡，王干深度阅读研究汪曾祺，并且两人有十几年的私人交往。“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王干：《汪曾祺与生活》，《王干文集·王干随笔选》，第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是改变，也是塑造。两人审美气质上比较接近，王干的气质更趋向于多动、敏捷，色调比温和的汪曾祺明亮。正如那篇模仿鲁迅的小说——《让阳光叙述》，王干表现得是相对明亮的、在阳光下流动的姿态，而汪曾祺则更倾向于月光、水乡的淡泊之美。
王干与汪曾祺几十年师友，他们一同品美食，看画作，写书法。王干评说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诗和画的文章，集结收入2016年出版的《夜读汪曾祺》一书中。《美丽的梦，伤感的诗，文化的画》对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等散文作品进行微观分析，提出散文应还原《朝花夕拾》式的审美特性，接续鲁迅的散文传统。《“淡”的魅力》一文指出：“很难去想它们是什么体裁，而是被一種抒情的气息浸染、笼罩，你会深深地为一种温馨的喜悦，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丝丝缕缕无头无绪的悲哀……所萦绕，所包裹。”王干：《美丽的梦，伤感的诗，文化的画》，《读书》1985年第12期。我想大概没有比这样的文字更能描述汪曾祺的特点了。
王干写汪曾祺的《赤子其人，赤子其文》一文，是继汪曾祺写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之后，大概能被流传下来的篇章。文章再现了汪曾祺的风神，用白描、简笔，使汪曾祺一生的清气跃然纸上。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他做完菜，喝两杯，然后劝我喝酒吃菜，他在一旁看着，似乎那桌上的菜不仅是他的作品，连我在内也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王干：《赤子其人，赤子其文》，《大家》1997年第5期。此文最得汪曾祺的“淡”之美感，而又注入了王干气质里的深情与执着。 1985年，费振钟、王干的《论王蒙的小说观念》费振钟、王干：《论王蒙的小说观念》，《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发表。1987年王干被借调到《文藝报》，1988年冬至1989年初，王干和王蒙进行了十次对话，集中发表，后来结集出版，引起广泛反响。王蒙是文坛一棵常青树，新时期早期他以敏锐新潮的小说观独领文坛风骚，其思想开放、创作实践多元。从《王蒙王干对话录》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开阔的思辨视野，并显示出王干对80年代文学现场独到的观察。这一切，成为王干1989年12月24日调到江苏省作协后，于90年代开始的小说和散文随笔创作的思想背景。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2005年，王干写了两万多字的《旗子和镜子的错位变奏——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这是他从1986年开始与王蒙对话20年后的一次总结性评述。由这篇文章，我们能看到王蒙从50年代发表作品，到2004年发表《青狐》的创作历程和嬗变，也能看到王干在阐释王蒙的过程中，对现代小说叙述学认识上的一次次突破。他否定“白描”是现实主义唯一的表达方式，阐释从描写走向叙述，进而走向反叙述、反寓言的小说发展史。通过评论王蒙小说与政治的关联、青春书写的主题、语言文体的无限创新，王干的文学思想也有了质的突破。2020年王蒙新长篇《笑的风》出版，王干的评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王干：《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评王蒙〈笑的风〉》，《文艺报》2020年7月27日。指出其为王蒙的集大成之作，这属于两位知音之间的又一次碰撞。王蒙在创作语言、叙述手段上的不断创新，对《红楼梦》的深入阅读和研究，都给了王干深刻的文学影响。
二
在一种白描式的节奏里，慢慢读王干的“文学屏”，我感受到一篇又一篇文章中的慧心与独见。当“独见”这个词涌现时，便为这种感觉找到了位置。独见，强调不同寻常的发现，别有慧心的见识、论断。“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生活和文学现场发现人所未见，以智慧的表达形于笔端，一直在潮流之中，而能保持自我判断和作文的特质。汉代王充《论衡·实知》云：“儒者论圣人……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圣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完人，可望而不可及。“有独见之明”，是圣人智慧所抵达的境界，借用这句话来谈王干的文章，恰好描述了其文章建立在独见基础上明通的风格和境界。
“独见”是一个批评家、编辑家最可贵的品质。王干随笔主要有三类，即文艺随笔、生活随笔、社会文化杂文。本文着眼点不在文艺批评，而在随笔散文兼及小说，即便涉及文学批评，也主要是指其中偏向文艺随笔的篇目。这些随笔，是关于批评的自我反省、自我定位，是关于批评的随感。
一个批评家如何自立？什么样的批评家才是好的批评家？作家型的，学者型的？理性的，感性的？大批评家一定是思想家、理论家，在批评之外建立自己的标准和体系，有哲学或者文学所开辟的理论架构和批评实践。这样的大批评家，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学史，似乎并不多见。中国的批评家，大致可以分为作家型和学者型两类。王干从1985年正式发表文学批评，到2020年已经35年，他是编辑兼作家型的批评家。从文艺随笔中，能看到王干对批评本身的自觉和反省，一直贯穿始终。
1986年，他明确说：“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每棵树/有每棵树的猫头鹰。”王干：《我的树在哪里》，《王干文集·灌水时代》，第4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他指出一个批评家要有自己特殊的树——自己的批评对象，并且要成为一只有个性的独立的猫头鹰，要有批评风格、批评个性，要找到自己的批评语言。这篇文章至今读起来依然令人警醒，我想批评家不仅是树上的猫头鹰，也要成长为一棵树，批评家要有根基、有源流，在批评思想手段、批评对象、批评语言等方面能够不断地生长自新。
王干1995年发表的《寻找一种南方的文体》，是作为一个批评家标举独特风格的宣言。他说：
文学评论与文学所需要的灵性材料必须是等量的。
我对描述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我在描述时感到笔端有道不清的滋润与灵动，这似乎与环绕我周围的湖泊和河流有关，让我初习评论便带着一股水意。
描述的文体是一种南方文体。
它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之后的新状态。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
南方文体是抛出去尚没有终点的曲线，北方文体则是一个完满的圆周。王干：《寻找一种南方的文体》，《作家》1995年第10期。
文章全面提出一种“描述性的文体”即“南方文体”，与北方的逻辑、理性、严整、成熟的话语体系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是开放的、南方的、水态的、灵性的，它是描述性的批评，它贴着作品，是一种不同的语言和风格。1995年至今已经25年，中国批评界的“南方文体”已经广泛存在，与相对严正的北方文体并立，达到两种风格并举的状态，风格差异非常鲜明。近年受到文学界一致好评的批评家谢有顺、何平、杨庆祥等人，其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南方文体”的特色。王干一直写作“南方文体”式的批评，产生广泛影响和认同。对批评文体的理性自觉的实践，既是一种选择，也是对时代文风新走向的敏感。徐坤总结得好：“他的南方文体不再是一种稚嫩粗疏的假设，而是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批评的武器，是一种切实的强有力的批评方法上的沿革。他以一种流动的、描述性质的批评本文，向我们传统的固态思维提出挑战。”徐坤：《南方的王干》，《青春》1999年第1期。“流动”是“南方文体”最重要的特征。
陈晓明先生评说王干道：“在文学观念上，他骨子里是一个进化论者，他之推崇汪曾祺并不代表着他是一个怀旧的保守主义者，也不表示他的文学趣味过于纯净挑剔。他之对于汪老，实在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文学趣味充满了野性欲念，他对于青春小说、网络小说、女性小说、悬疑小说……五花八门都给予关注，他乐于看到新人和文学的新气象。”陈晓明：《感性批评的魅力与转型的时代》，《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这里提到的“文学趣味的野性欲念”，是指王干关注面之广，从传统到新潮，是一个保持着游戏精神、开放精神的文学批评家。当然，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转型，理性化、史料化、学术化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趋势。与此同时，一批有学术训练的青年批评家，也融合了感性魅力。感性魅力在批评中的重要性，依然是不断被强调的话题。2010年，郜元宝记录了“作为一个文学中人”的王干，描述了王干对文学“低调的坚定和痴迷”。郜元宝：《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国文学批评之转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2017年，丁帆为王干评论集作序，认为王干的评论是“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丁帆：《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三位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的论断是对王干文学批评史地位的重要参照。 因为有“独见”的文学眼光，2010年王干以随笔集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散文，延续汪曾祺开创的泰州里下河“水系文学”的风格。汪曾祺先生离世20年来，王干续接着“水系文学”的文脉。
所谓“独见”，也可说是另一种见解，不同于他人的“冷眼旁观”，而在文字中透露出独到见识。1989年3月，王干从北京回到南京，由此开始11年的南京生活，开始散文写作。大量写散文随笔，一定是发现生活美学的过程。日常生活是身体的归宿，精神往往不在日常中。十几岁的少年天才，或者20多岁的天才诗人，精神在高空飞扬，在高度直觉中穿透历史人生，正如《散文》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写着“表达你的发现”。30岁回到日常生活的王干，终于在20岁神思飞扬之后，发现了生活、身体、生命、自然的本质。
发现生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王干2001年写的《追忆早逝的诗人》，记录了与海子和顾城的交往，他的议论极有启发，他说：“人的衰老和死亡，是从惧怕死亡和拒绝自杀开始的。视生命为草芥的年龄，往往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岁月。”王干：《追忆早逝的诗人》，《青年文学》2001年第3期。从这句话里，似乎能探究海子自杀的生命背景。精神飞扬是短暂的，青春也是短暂的，而生活是长久的，是相对恒常的，只有把人生投入到恒常生活中去，才能安顿身心，作为一个作家，才能将自我精神探索与宽阔的生活和社会场景相关联。
写于1993年的《三铭》，是王干对世界观的深刻反思。他说墓志铭“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总结，有时恰恰是他的开始。他的忏悔，他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可能借助墓志铭来实现”。关于陋室铭的境界，他说“现在居住在陋室之中，我常常感到是自己的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带来的烦恼与悲哀”。关于座右铭，他反思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我揭去了旧日的“座右铭”，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时代，而是为了埋葬一段自己虚假而矛盾的人生，重新在玻璃板下压上用毛笔写的两个字：自然。以表示自己不再勉强去追逐什么，不再刻意去表现什么。
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我时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那么自然。王干：《三铭》，《北京文学》2011年第1期。
这样的反省文字，充满智慧和思辨，正话反说，自谑自嘲，闲笔的趣味背后，是对生活、生命的另眼旁观。老子讲“反者道之动”。这个反，是向反的方向，想要有所发现，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反着说;也是返回，从议论的空处，回到生活的实处。从王干散文里能看到，当时南京文人的住房，几乎都是很小很挤的。照顾到现实生活的简陋、无奈、不崇高、不自然，倒是一种返回真实。这样双重意义上的“反”，正是哲学的“道”运动不息的状态。
王干在《老舍与说话》里真切地发现：“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王干：《老舍与说话》，《王干文集·王干随笔选》，第1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他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与这样的发现相关。他写了南京的春夏秋冬，写了南京的树、桥、菜、话、河。一卷在手，读者可以感受到南京的烟水迷离、桐影婆娑、南北交融。
王干是一个好玩儿的文人，传统的琴棋书画、现代的麻将足球电影他都有涉猎。他有文字记录反思，玩儿出了意义，玩儿出了深度。写于1995年的《说谱》是一篇读了就难以忘记的琴棋形而上学。他记录了“一个雨意朦胧的春夜”，古琴家成公亮的古琴演奏艺术欣赏会，“我们被密封在声音的陈旧时光之中”。由这篇文章，让人知道世界还有一种绝对高山流水的音乐和精神沟通方式——打谱。他说：“谱是一种记忆，或者是一种水的痕迹被石头永恒地流下来的印记。它不是青苔那样模糊而没有理性，它是一种逻辑的图像。”“谱是一种规律，谱也是一种死亡墓茔。”“正因为它缺少具体的、固定的、被填充的具体物象，它的空隙就成为后人赖以再创造的可能，优秀的古典名谱都具有这种再创造再理解的可能。”王干：《说谱》，《王干文集·王干随笔选》，第6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遁世操》在20世纪末的春夜复活。如今成公亮先生已逝，这琴棋传承里的空白，不知还能由谁来填充？据说近年来全国学习古琴的人越来越多，成公亮的古韵，或许已经再续。
三
与汪曾祺相比，王干多动，多动的水系文学，流动性是重要特征。1994年王干说：“我从来没有做一个理论导师的幻想，我喜欢流动，流动便是美，流动甚至是完美。”王干：《边缘与暧昧》跋，《王干文集·边缘与暧昧》，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喜“流动便是美”，是美之一种形态。王干的文章在灵性流动，有独见的基础上，形成“明通”之境。
“有獨见之明”，重要的是“明”。明的本义是光亮，乾卦里的“大明”，又有“晓乎万物终始”之意。在佛教里，明即智，观空观有观空有，与“无明”相对。明首先是“自明”，自省自觉，觉悟是大智慧;然后是“明他”，对世事文理亦有洞明的观察论断，堪称“明”。柳宗元《天爵论》提到：“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柳宗元：《天爵论》，《柳宗元集》，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天爵”是儒家的范畴，强调人自身具备的内在道德修养，胜过后天爵位，与“人爵”相对。柳宗元融佛教智识、愿力等理念解释儒家思想。“明”的关键是“纯粹之气”。纯粹之气灌注于人，使人能够爽达，能够先觉，进而鉴览烛照，发掘隐幽。盹盹，即诚恳的样子。“文以气为主”，因为注入了纯粹之气，所以能有真纯之独见。如此看来，按照柳宗元的说法，明不是“独见”的结果，而是独见的前提。明不仅仅是文章“明通”的风格，而是作者自得一种纯粹之气，是人的境界。
纯粹之气，得之也难，有先天所赋，有后天修为。读王干的文集，为人熟知的是批评、随笔，还有一类人们谈论得不多，那就是他的小说。小说可能最能显示王干作为一个写作主体的纯粹之气。
“大野”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二次遇到“大野”这个词。第一次是内蒙古摄影家宝音的马主题摄影画册，叫《大野神灵》。看了宝音的自序，理解了他以一个生长在呼伦贝尔的达斡尔人的视角，所理解的呼伦贝尔草原“大荒野”的特质。第二次是在王干的散文集里，散文篇名为《怀想大野》。王干：《怀想大野》，《王干文集·静夜思》，第4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979年，在泰州里下河卤汀河畔，望着田野，王干和五个文学青年给自己的文学社起名叫“大野”，他们一起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大野，野草生长的广阔的原野。“大野”是王干文学梦发生的现场，文学征程出发的地方。苏北河边，文学元气充沛，带着一种大风大荒的大气象。王干写小说，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到90年代连续发表多篇，结集为《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王干：《王干文集·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这本小说集，带着“大野”的纯粹之气，甚至比随笔更野性、更明通。 王干小说大约分成两类，一类以小镇乡村为背景，一类以“树城”为写作场域。1986年发表的《父亲》，1991年发表的《红蜻蜓故乡》《小镇的失落》是第一种。其中的《小镇的失落》明显模仿鲁迅。而《父亲》《红蜻蜓故乡》则有汪曾祺的味道。《红蜻蜓故乡》写放萤人少女秋云的纯真、清澈，记录了梦一般的童年世界;《父亲》写了一个为了供女儿上学自己忍饥挨饿而死的父亲在旧社会的悲惨故事;《小镇的失落》写了一个被众人欺凌的打渔人的女儿许稻香，童年经验在王干的笔下似乎言犹未尽。而以城市生活经验为背景的系列小说为第二类，则带着先锋小说、实验小说的味道，深入到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中。《仿云》写了一个失忆的女作家和一个失语的男语言学家的故事。语言学家仿粤在失语前一直探究缅云的身世和精神秘密。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陷入其中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精神逻辑层面的反问和真实。王干在这部小说里注入了极大的精神能量，他因为写这个失忆的人而连续一个月做梦梦见失忆，这部小说是从“感情腺”里涌现出来的，文字干净。他在创作谈里说：“我需要另一种与现实拉开距离的生活，它是虚构的，但融进了我的理想、我的恐惧、我的晕眩、我的梦境。”王干：《感情腺》，《青春》1999年第1期。随笔、评论的承载是相对有限的，小说却是另一个丰富的世界。王干的小说超越年代和年龄，他的思维和叙事，与新时代的阅读思维可能更相通，文本中有一种未来特质，这大概源于想象力的奇妙打开。
王干说：“我向往这样一种境界：热烈而欢快，自由而明朗，生动而优美。”王干：《寻找一种南方的文体》，《作家》1995年第10期。这正是他的文学风格。一个作家贵在把自性发挥到极致，个体的人格魅力与文学魅力合二为一。明，也是“明心见性”，不断地挖掘生命本真的力量，再向外辐射社会和人性，写心写“性”，这个“性”是个性是人性，也是“性体”。王干给东西写评论提到：“消失的个体，建立在作家东西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创造之中，是精神图谱的呈现，提醒我们注意那所见的，也要注目那所不见的隐藏世界。”王干：《书写“个体”的文字——评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人民日报》2016年4月5日。这个看不见的“个体”，是寓言的“个体”，是呼唤存在的“个体”。
文学是人内在的一种体性、修养，修其自身的体性，将之发挥为文，是根本。柳宗元还提出修炼“天爵”的另一翼，即“志”。他说：“刚健之气，锺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③ 柳宗元：《天爵论》，《柳宗元集》，第79、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刚健之气，使人得“志”，志是意志，是坚持，是躬行，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明”乃智识，“志”为意志，二者兼得，才是君子。他又论述二者的关系：“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
③如果无明，就是无智，不能判断鉴别，即便学富五车也是惘然;而如果无志，却又自恃聪明，则有可能“荡其性而脱其守者”，这句话说得比较严重，就是在巧智的导引下最终却性情游荡，远离初衷，无所归属。他说：“故圣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谓也;‘为之不厌’，志之谓也。”以此来看文章，文章之大成，必然是“明”与“志”兼得。有颖悟之才识，固然重要，而执着追求的愿力、宽厚笃行的体道精神，也是文章成大器的必备条件。
《王干文集》有散文、评论、小说，将40来年的作品汇集成厚厚11册，不能不说是大手笔。刚健之气，是一种执着。现当代好的散文家，大多也是古人所讲的文章家。张中行的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在对佛教智慧研究领悟后，仍执着于人间温暖，那篇《剥啄声》，于细微处传递了大爱。社会学家金耀基，写《剑桥语丝》《敦煌语丝》等系列随笔，对大学精神、中西文化传统执着叩问。文章家之称当然是“大文章”的概念，散文、評论、学术随笔，都可以收纳进来。在我们的时代，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大文章、好文章，经得住读者、时间、思想检验的，或许面目各有不同，而借用《天爵论》所言得刚健之气的志、得纯粹之气的明，大概没有错。
王干在《汪曾祺与传统》提到：“汪曾祺对中国文学传统、文化传统的承传还是美学意义上的，在价值观上，他是冷静的，不是一味地膜拜和称赞。他说：‘我希望能作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王干：《汪曾祺与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这也是王干的文章追求。近四五年，他写了多篇红楼梦研究，用西方叙述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既是小说批评，更是深度阅读基础上的美学散步，是中国化了的叙述学研究。他2020年新发表的《时间深处的泰州》，王干：《时间深处的泰州》，《光明日报》2020年8月8日。
文字更加沉静，回忆亲人、自己和泰州的历史记忆，以“没有记忆的幸福感是空洞的”收尾。寂寥的文笔中回荡着幽深的历史意识，犹如一部时光收录机。心灵的沉潜和飞扬，是散文的两极，有刚健意志才能沉入，有纯粹明通才能飞扬。回乡的根本是肉体和精神混融的文化上的还乡，对故乡的深刻回望，或许将成就王干散文创作的又一次高峰。
读王干的文集，仿佛读到一幅与《清明上河图》的画境相通的岁月、情感的审美长卷。中国的长卷向来是这么次第而来，随兴所至，在时间中展开空间意象。那种过去即是未来，看见就是被看见，觉知和被觉知的迷蒙的感觉，很微妙。我们仿佛随着王干的文字，看到他为文40年的文学梦，梦里梦外闪回，60岁就是20岁，出发，奋斗，热闹，沉淀，回归，得纯粹刚健之气。年近60岁的王干先生，或许会以纯粹的文心，向理想之境再出发。
【作者简介】赵娜，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一
从《王干文集》中，我们能看到他不断精读、细读、重读经典，与现当代大家对话，承文脉、续文风的线索。2003年，他写《向鲁迅学习爱》，文章最后，他感叹：“我发现我成不了鲁迅。”王干：《向鲁迅学习爱》，《大家》2003年第3期。他从1972年上初中开始读《彷徨》，关注《伤逝》，谈恋爱时学习鲁迅的《两地书》方式通信，一度迷恋鲁迅，却认识到自己成不了鲁迅。鲁迅的精神底色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们阅读王干的文字，所看到的是一个“真诚、执着、敏锐、鲜活、睿智、明通”的王干。王干是暖色调的、灵性的，骨子里朝阳，对世界是肯定的、有爱的。而鲁迅的爱是悲剧性的，绝望之后的爱，连爱情的柔软也时刻带着反思，充满怀疑。
王干新作歌词《一往情深到高邮》，由著名歌手汤非演唱，于2019年初发布。王干写出了温软浪漫的高邮情怀：“天山微云高邮湖，运河脚下流出个秦少游。大淖河畔汪曾祺，受戒的日子岁寒有三友……声声浓似酒，鸭蛋进口滋溜溜，温软浪漫人人心中有，能不到高邮。”这首词里的传统是高邮湖水的柔美、灵性，是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深情与旷达，是汪曾祺的自然与生气，是王西楼仙笔神画。菱藕、芦苇、鸭蛋就酒滋溜溜，这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高邮。王干生在泰州茅山镇，1977年考入高邮师范，两年后在高邮城堡中学做老师，1982年到扬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高邮县委，1987年借调到北京《文艺报》。从17岁到27岁，十年高邮生活。这首歌词仿佛是27岁的青年写的，这是一个无限推迟了中年的王干。他1985年大学毕业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到90年代，以一个青年文学评论家的睿智、洒脱、先锋而蜚声文坛，之后又开启散文、随笔、文化批评的写作。
王干读鲁迅，汲取了鲁迅的执着与深思。最能看出鲁迅影响的，是小说《小镇的失落》，1991年发表在《萌芽》第10期，1995年被修改成《让阳光叙述》，加入了现代回望的视角。主人公对周围世界扭曲的认识，继承了鲁迅所提倡的国民性批判主张，而对女孩那纯真执着的情感，却是典型的王干式的。2010年《王干随笔选》获得鲁迅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写道：“鲁迅的散文《野草》《朝花夕拾》是新文学的高峰，至今无人超越。他的杂文更是将笔记、随笔和檄文不露痕迹地完美地结合起来，至今也无人超越。甚至杂文随着鲁迅的逝去，这一文体的存在也显得有些“世遗”（世界文化遗产）的味道，一个杰出的大师创立的一个艺术种类，是不能让它轻易消失的。”王干：《从鲁迅散文到博客家园》，《芳草》2015年第10期。他汲取了鲁迅散文诗、散文和杂文的精神资源，深思人生与社会，保持文人独立的批判姿态。他曾自名“野草之”，是一种特别文艺的崇拜方式。在当代读者中，读懂鲁迅喜欢鲁迅的和读不懂鲁迅不喜欢鲁迅的可以分成两大类。当然“懂”特指个人意义的心灵相通和精神认同，好多人说读不懂，其实是不认同，不喜欢。即便我们终究都不可能成为鲁迅，但鲁迅给现代汉语注入的深思诘问的品格、独立的思想视角、基于国民性民族性整体的灵魂的拷问，一直会影响我们作文的态度和风格。
1981年，汪曾祺回到高邮，王干辗转百里赶到高邮听讲座。“文革”期间他就开始读汪曾祺，从《异秉》开始关注并跟踪阅读。作为汪曾祺的同乡，王干深度阅读研究汪曾祺，并且两人有十几年的私人交往。“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王干：《汪曾祺与生活》，《王干文集·王干随笔选》，第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是改变，也是塑造。两人审美气质上比较接近，王干的气质更趋向于多动、敏捷，色调比温和的汪曾祺明亮。正如那篇模仿鲁迅的小说——《让阳光叙述》，王干表现得是相对明亮的、在阳光下流动的姿态，而汪曾祺则更倾向于月光、水乡的淡泊之美。
王干与汪曾祺几十年师友，他们一同品美食，看画作，写书法。王干评说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诗和画的文章，集结收入2016年出版的《夜读汪曾祺》一书中。《美丽的梦，伤感的诗，文化的画》对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等散文作品进行微观分析，提出散文应还原《朝花夕拾》式的审美特性，接续鲁迅的散文传统。《“淡”的魅力》一文指出：“很难去想它们是什么体裁，而是被一種抒情的气息浸染、笼罩，你会深深地为一种温馨的喜悦，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丝丝缕缕无头无绪的悲哀……所萦绕，所包裹。”王干：《美丽的梦，伤感的诗，文化的画》，《读书》1985年第12期。我想大概没有比这样的文字更能描述汪曾祺的特点了。
王干写汪曾祺的《赤子其人，赤子其文》一文，是继汪曾祺写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之后，大概能被流传下来的篇章。文章再现了汪曾祺的风神，用白描、简笔，使汪曾祺一生的清气跃然纸上。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他做完菜，喝两杯，然后劝我喝酒吃菜，他在一旁看着，似乎那桌上的菜不仅是他的作品，连我在内也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王干：《赤子其人，赤子其文》，《大家》1997年第5期。此文最得汪曾祺的“淡”之美感，而又注入了王干气质里的深情与执着。 1985年，费振钟、王干的《论王蒙的小说观念》费振钟、王干：《论王蒙的小说观念》，《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发表。1987年王干被借调到《文藝报》，1988年冬至1989年初，王干和王蒙进行了十次对话，集中发表，后来结集出版，引起广泛反响。王蒙是文坛一棵常青树，新时期早期他以敏锐新潮的小说观独领文坛风骚，其思想开放、创作实践多元。从《王蒙王干对话录》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开阔的思辨视野，并显示出王干对80年代文学现场独到的观察。这一切，成为王干1989年12月24日调到江苏省作协后，于90年代开始的小说和散文随笔创作的思想背景。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2005年，王干写了两万多字的《旗子和镜子的错位变奏——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这是他从1986年开始与王蒙对话20年后的一次总结性评述。由这篇文章，我们能看到王蒙从50年代发表作品，到2004年发表《青狐》的创作历程和嬗变，也能看到王干在阐释王蒙的过程中，对现代小说叙述学认识上的一次次突破。他否定“白描”是现实主义唯一的表达方式，阐释从描写走向叙述，进而走向反叙述、反寓言的小说发展史。通过评论王蒙小说与政治的关联、青春书写的主题、语言文体的无限创新，王干的文学思想也有了质的突破。2020年王蒙新长篇《笑的风》出版，王干的评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王干：《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评王蒙〈笑的风〉》，《文艺报》2020年7月27日。指出其为王蒙的集大成之作，这属于两位知音之间的又一次碰撞。王蒙在创作语言、叙述手段上的不断创新，对《红楼梦》的深入阅读和研究，都给了王干深刻的文学影响。
二
在一种白描式的节奏里，慢慢读王干的“文学屏”，我感受到一篇又一篇文章中的慧心与独见。当“独见”这个词涌现时，便为这种感觉找到了位置。独见，强调不同寻常的发现，别有慧心的见识、论断。“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生活和文学现场发现人所未见，以智慧的表达形于笔端，一直在潮流之中，而能保持自我判断和作文的特质。汉代王充《论衡·实知》云：“儒者论圣人……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圣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完人，可望而不可及。“有独见之明”，是圣人智慧所抵达的境界，借用这句话来谈王干的文章，恰好描述了其文章建立在独见基础上明通的风格和境界。
“独见”是一个批评家、编辑家最可贵的品质。王干随笔主要有三类，即文艺随笔、生活随笔、社会文化杂文。本文着眼点不在文艺批评，而在随笔散文兼及小说，即便涉及文学批评，也主要是指其中偏向文艺随笔的篇目。这些随笔，是关于批评的自我反省、自我定位，是关于批评的随感。
一个批评家如何自立？什么样的批评家才是好的批评家？作家型的，学者型的？理性的，感性的？大批评家一定是思想家、理论家，在批评之外建立自己的标准和体系，有哲学或者文学所开辟的理论架构和批评实践。这样的大批评家，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学史，似乎并不多见。中国的批评家，大致可以分为作家型和学者型两类。王干从1985年正式发表文学批评，到2020年已经35年，他是编辑兼作家型的批评家。从文艺随笔中，能看到王干对批评本身的自觉和反省，一直贯穿始终。
1986年，他明确说：“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每棵树/有每棵树的猫头鹰。”王干：《我的树在哪里》，《王干文集·灌水时代》，第4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他指出一个批评家要有自己特殊的树——自己的批评对象，并且要成为一只有个性的独立的猫头鹰，要有批评风格、批评个性，要找到自己的批评语言。这篇文章至今读起来依然令人警醒，我想批评家不仅是树上的猫头鹰，也要成长为一棵树，批评家要有根基、有源流，在批评思想手段、批评对象、批评语言等方面能够不断地生长自新。
王干1995年发表的《寻找一种南方的文体》，是作为一个批评家标举独特风格的宣言。他说：
文学评论与文学所需要的灵性材料必须是等量的。
我对描述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我在描述时感到笔端有道不清的滋润与灵动，这似乎与环绕我周围的湖泊和河流有关，让我初习评论便带着一股水意。
描述的文体是一种南方文体。
它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之后的新状态。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
南方文体是抛出去尚没有终点的曲线，北方文体则是一个完满的圆周。王干：《寻找一种南方的文体》，《作家》1995年第10期。
文章全面提出一种“描述性的文体”即“南方文体”，与北方的逻辑、理性、严整、成熟的话语体系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是开放的、南方的、水态的、灵性的，它是描述性的批评，它贴着作品，是一种不同的语言和风格。1995年至今已经25年，中国批评界的“南方文体”已经广泛存在，与相对严正的北方文体并立，达到两种风格并举的状态，风格差异非常鲜明。近年受到文学界一致好评的批评家谢有顺、何平、杨庆祥等人，其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南方文体”的特色。王干一直写作“南方文体”式的批评，产生广泛影响和认同。对批评文体的理性自觉的实践，既是一种选择，也是对时代文风新走向的敏感。徐坤总结得好：“他的南方文体不再是一种稚嫩粗疏的假设，而是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批评的武器，是一种切实的强有力的批评方法上的沿革。他以一种流动的、描述性质的批评本文，向我们传统的固态思维提出挑战。”徐坤：《南方的王干》，《青春》1999年第1期。“流动”是“南方文体”最重要的特征。
陈晓明先生评说王干道：“在文学观念上，他骨子里是一个进化论者，他之推崇汪曾祺并不代表着他是一个怀旧的保守主义者，也不表示他的文学趣味过于纯净挑剔。他之对于汪老，实在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文学趣味充满了野性欲念，他对于青春小说、网络小说、女性小说、悬疑小说……五花八门都给予关注，他乐于看到新人和文学的新气象。”陈晓明：《感性批评的魅力与转型的时代》，《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这里提到的“文学趣味的野性欲念”，是指王干关注面之广，从传统到新潮，是一个保持着游戏精神、开放精神的文学批评家。当然，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转型，理性化、史料化、学术化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趋势。与此同时，一批有学术训练的青年批评家，也融合了感性魅力。感性魅力在批评中的重要性，依然是不断被强调的话题。2010年，郜元宝记录了“作为一个文学中人”的王干，描述了王干对文学“低调的坚定和痴迷”。郜元宝：《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国文学批评之转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2017年，丁帆为王干评论集作序，认为王干的评论是“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丁帆：《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三位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的论断是对王干文学批评史地位的重要参照。 因为有“独见”的文学眼光，2010年王干以随笔集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散文，延续汪曾祺开创的泰州里下河“水系文学”的风格。汪曾祺先生离世20年来，王干续接着“水系文学”的文脉。
所谓“独见”，也可说是另一种见解，不同于他人的“冷眼旁观”，而在文字中透露出独到见识。1989年3月，王干从北京回到南京，由此开始11年的南京生活，开始散文写作。大量写散文随笔，一定是发现生活美学的过程。日常生活是身体的归宿，精神往往不在日常中。十几岁的少年天才，或者20多岁的天才诗人，精神在高空飞扬，在高度直觉中穿透历史人生，正如《散文》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写着“表达你的发现”。30岁回到日常生活的王干，终于在20岁神思飞扬之后，发现了生活、身体、生命、自然的本质。
发现生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王干2001年写的《追忆早逝的诗人》，记录了与海子和顾城的交往，他的议论极有启发，他说：“人的衰老和死亡，是从惧怕死亡和拒绝自杀开始的。视生命为草芥的年龄，往往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岁月。”王干：《追忆早逝的诗人》，《青年文学》2001年第3期。从这句话里，似乎能探究海子自杀的生命背景。精神飞扬是短暂的，青春也是短暂的，而生活是长久的，是相对恒常的，只有把人生投入到恒常生活中去，才能安顿身心，作为一个作家，才能将自我精神探索与宽阔的生活和社会场景相关联。
写于1993年的《三铭》，是王干对世界观的深刻反思。他说墓志铭“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总结，有时恰恰是他的开始。他的忏悔，他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可能借助墓志铭来实现”。关于陋室铭的境界，他说“现在居住在陋室之中，我常常感到是自己的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带来的烦恼与悲哀”。关于座右铭，他反思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我揭去了旧日的“座右铭”，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时代，而是为了埋葬一段自己虚假而矛盾的人生，重新在玻璃板下压上用毛笔写的两个字：自然。以表示自己不再勉强去追逐什么，不再刻意去表现什么。
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我时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那么自然。王干：《三铭》，《北京文学》2011年第1期。
这样的反省文字，充满智慧和思辨，正话反说，自谑自嘲，闲笔的趣味背后，是对生活、生命的另眼旁观。老子讲“反者道之动”。这个反，是向反的方向，想要有所发现，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反着说;也是返回，从议论的空处，回到生活的实处。从王干散文里能看到，当时南京文人的住房，几乎都是很小很挤的。照顾到现实生活的简陋、无奈、不崇高、不自然，倒是一种返回真实。这样双重意义上的“反”，正是哲学的“道”运动不息的状态。
王干在《老舍与说话》里真切地发现：“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王干：《老舍与说话》，《王干文集·王干随笔选》，第1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他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与这样的发现相关。他写了南京的春夏秋冬，写了南京的树、桥、菜、话、河。一卷在手，读者可以感受到南京的烟水迷离、桐影婆娑、南北交融。
王干是一个好玩儿的文人，传统的琴棋书画、现代的麻将足球电影他都有涉猎。他有文字记录反思，玩儿出了意义，玩儿出了深度。写于1995年的《说谱》是一篇读了就难以忘记的琴棋形而上学。他记录了“一个雨意朦胧的春夜”，古琴家成公亮的古琴演奏艺术欣赏会，“我们被密封在声音的陈旧时光之中”。由这篇文章，让人知道世界还有一种绝对高山流水的音乐和精神沟通方式——打谱。他说：“谱是一种记忆，或者是一种水的痕迹被石头永恒地流下来的印记。它不是青苔那样模糊而没有理性，它是一种逻辑的图像。”“谱是一种规律，谱也是一种死亡墓茔。”“正因为它缺少具体的、固定的、被填充的具体物象，它的空隙就成为后人赖以再创造的可能，优秀的古典名谱都具有这种再创造再理解的可能。”王干：《说谱》，《王干文集·王干随笔选》，第6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遁世操》在20世纪末的春夜复活。如今成公亮先生已逝，这琴棋传承里的空白，不知还能由谁来填充？据说近年来全国学习古琴的人越来越多，成公亮的古韵，或许已经再续。
三
与汪曾祺相比，王干多动，多动的水系文学，流动性是重要特征。1994年王干说：“我从来没有做一个理论导师的幻想，我喜欢流动，流动便是美，流动甚至是完美。”王干：《边缘与暧昧》跋，《王干文集·边缘与暧昧》，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喜“流动便是美”，是美之一种形态。王干的文章在灵性流动，有独见的基础上，形成“明通”之境。
“有獨见之明”，重要的是“明”。明的本义是光亮，乾卦里的“大明”，又有“晓乎万物终始”之意。在佛教里，明即智，观空观有观空有，与“无明”相对。明首先是“自明”，自省自觉，觉悟是大智慧;然后是“明他”，对世事文理亦有洞明的观察论断，堪称“明”。柳宗元《天爵论》提到：“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柳宗元：《天爵论》，《柳宗元集》，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天爵”是儒家的范畴，强调人自身具备的内在道德修养，胜过后天爵位，与“人爵”相对。柳宗元融佛教智识、愿力等理念解释儒家思想。“明”的关键是“纯粹之气”。纯粹之气灌注于人，使人能够爽达，能够先觉，进而鉴览烛照，发掘隐幽。盹盹，即诚恳的样子。“文以气为主”，因为注入了纯粹之气，所以能有真纯之独见。如此看来，按照柳宗元的说法，明不是“独见”的结果，而是独见的前提。明不仅仅是文章“明通”的风格，而是作者自得一种纯粹之气，是人的境界。
纯粹之气，得之也难，有先天所赋，有后天修为。读王干的文集，为人熟知的是批评、随笔，还有一类人们谈论得不多，那就是他的小说。小说可能最能显示王干作为一个写作主体的纯粹之气。
“大野”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二次遇到“大野”这个词。第一次是内蒙古摄影家宝音的马主题摄影画册，叫《大野神灵》。看了宝音的自序，理解了他以一个生长在呼伦贝尔的达斡尔人的视角，所理解的呼伦贝尔草原“大荒野”的特质。第二次是在王干的散文集里，散文篇名为《怀想大野》。王干：《怀想大野》，《王干文集·静夜思》，第4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979年，在泰州里下河卤汀河畔，望着田野，王干和五个文学青年给自己的文学社起名叫“大野”，他们一起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大野，野草生长的广阔的原野。“大野”是王干文学梦发生的现场，文学征程出发的地方。苏北河边，文学元气充沛，带着一种大风大荒的大气象。王干写小说，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到90年代连续发表多篇，结集为《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王干：《王干文集·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这本小说集，带着“大野”的纯粹之气，甚至比随笔更野性、更明通。 王干小说大约分成两类，一类以小镇乡村为背景，一类以“树城”为写作场域。1986年发表的《父亲》，1991年发表的《红蜻蜓故乡》《小镇的失落》是第一种。其中的《小镇的失落》明显模仿鲁迅。而《父亲》《红蜻蜓故乡》则有汪曾祺的味道。《红蜻蜓故乡》写放萤人少女秋云的纯真、清澈，记录了梦一般的童年世界;《父亲》写了一个为了供女儿上学自己忍饥挨饿而死的父亲在旧社会的悲惨故事;《小镇的失落》写了一个被众人欺凌的打渔人的女儿许稻香，童年经验在王干的笔下似乎言犹未尽。而以城市生活经验为背景的系列小说为第二类，则带着先锋小说、实验小说的味道，深入到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中。《仿云》写了一个失忆的女作家和一个失语的男语言学家的故事。语言学家仿粤在失语前一直探究缅云的身世和精神秘密。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陷入其中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精神逻辑层面的反问和真实。王干在这部小说里注入了极大的精神能量，他因为写这个失忆的人而连续一个月做梦梦见失忆，这部小说是从“感情腺”里涌现出来的，文字干净。他在创作谈里说：“我需要另一种与现实拉开距离的生活，它是虚构的，但融进了我的理想、我的恐惧、我的晕眩、我的梦境。”王干：《感情腺》，《青春》1999年第1期。随笔、评论的承载是相对有限的，小说却是另一个丰富的世界。王干的小说超越年代和年龄，他的思维和叙事，与新时代的阅读思维可能更相通，文本中有一种未来特质，这大概源于想象力的奇妙打开。
王干说：“我向往这样一种境界：热烈而欢快，自由而明朗，生动而优美。”王干：《寻找一种南方的文体》，《作家》1995年第10期。这正是他的文学风格。一个作家贵在把自性发挥到极致，个体的人格魅力与文学魅力合二为一。明，也是“明心见性”，不断地挖掘生命本真的力量，再向外辐射社会和人性，写心写“性”，这个“性”是个性是人性，也是“性体”。王干给东西写评论提到：“消失的个体，建立在作家东西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创造之中，是精神图谱的呈现，提醒我们注意那所见的，也要注目那所不见的隐藏世界。”王干：《书写“个体”的文字——评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人民日报》2016年4月5日。这个看不见的“个体”，是寓言的“个体”，是呼唤存在的“个体”。
文学是人内在的一种体性、修养，修其自身的体性，将之发挥为文，是根本。柳宗元还提出修炼“天爵”的另一翼，即“志”。他说：“刚健之气，锺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③ 柳宗元：《天爵论》，《柳宗元集》，第79、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刚健之气，使人得“志”，志是意志，是坚持，是躬行，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明”乃智识，“志”为意志，二者兼得，才是君子。他又论述二者的关系：“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
③如果无明，就是无智，不能判断鉴别，即便学富五车也是惘然;而如果无志，却又自恃聪明，则有可能“荡其性而脱其守者”，这句话说得比较严重，就是在巧智的导引下最终却性情游荡，远离初衷，无所归属。他说：“故圣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谓也;‘为之不厌’，志之谓也。”以此来看文章，文章之大成，必然是“明”与“志”兼得。有颖悟之才识，固然重要，而执着追求的愿力、宽厚笃行的体道精神，也是文章成大器的必备条件。
《王干文集》有散文、评论、小说，将40来年的作品汇集成厚厚11册，不能不说是大手笔。刚健之气，是一种执着。现当代好的散文家，大多也是古人所讲的文章家。张中行的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在对佛教智慧研究领悟后，仍执着于人间温暖，那篇《剥啄声》，于细微处传递了大爱。社会学家金耀基，写《剑桥语丝》《敦煌语丝》等系列随笔，对大学精神、中西文化传统执着叩问。文章家之称当然是“大文章”的概念，散文、評论、学术随笔，都可以收纳进来。在我们的时代，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大文章、好文章，经得住读者、时间、思想检验的，或许面目各有不同，而借用《天爵论》所言得刚健之气的志、得纯粹之气的明，大概没有错。
王干在《汪曾祺与传统》提到：“汪曾祺对中国文学传统、文化传统的承传还是美学意义上的，在价值观上，他是冷静的，不是一味地膜拜和称赞。他说：‘我希望能作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王干：《汪曾祺与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这也是王干的文章追求。近四五年，他写了多篇红楼梦研究，用西方叙述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既是小说批评，更是深度阅读基础上的美学散步，是中国化了的叙述学研究。他2020年新发表的《时间深处的泰州》，王干：《时间深处的泰州》，《光明日报》2020年8月8日。
文字更加沉静，回忆亲人、自己和泰州的历史记忆，以“没有记忆的幸福感是空洞的”收尾。寂寥的文笔中回荡着幽深的历史意识，犹如一部时光收录机。心灵的沉潜和飞扬，是散文的两极，有刚健意志才能沉入，有纯粹明通才能飞扬。回乡的根本是肉体和精神混融的文化上的还乡，对故乡的深刻回望，或许将成就王干散文创作的又一次高峰。
读王干的文集，仿佛读到一幅与《清明上河图》的画境相通的岁月、情感的审美长卷。中国的长卷向来是这么次第而来，随兴所至，在时间中展开空间意象。那种过去即是未来，看见就是被看见，觉知和被觉知的迷蒙的感觉，很微妙。我们仿佛随着王干的文字，看到他为文40年的文学梦，梦里梦外闪回，60岁就是20岁，出发，奋斗，热闹，沉淀，回归，得纯粹刚健之气。年近60岁的王干先生，或许会以纯粹的文心，向理想之境再出发。
【作者简介】赵娜，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