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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加拿大华裔学者、阿尔伯达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东亚系教授梁丽芳（Laifong Leung）的成绩和意义非常重要。梁丽芳生于广东著名的侨乡台山县，先后生活于香港和加拿大。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师从叶嘉莹教授读中国文学研究专业，1976年以英文论文《柳永及其词之研究》获硕士学位，旋即被正在兴起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吸引，在卑诗大学教授杜迈可（Michael S.Duke）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后毛泽东时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1985）。在此前后，她为中国当代文学及华人文学的海内外传播，做出了堪称“四个第一”的开创性成绩：
最早以选本的形式介绍台湾文学。海峡两岸阻隔多年之后，时经在加拿大的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梁丽芳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9年至1980年出版了《台湾小说选》《台湾散文选》《台湾诗选》;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描述自从华工到加拿大淘金和修建太平洋铁路时起，华人在加拿大的文学创作与活动，亦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率先在加拿大的高校中开设“‘文革’回忆录”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小说”的研究课程;参与创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1986）并担任协会副会长（现任该会会长），推動加拿大华人文学繁荣发展。此外，她很早就建议中国有关方面设立翻译基金，建立翻译工作坊，主动地、有系统地向外推介中国文学成果，这些建议如今已经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梁丽芳两部英文著作及相关论文，在“红卫兵—知青作家”研究和中国当代小说家研究方面，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卓越的成绩，也给我们这些本土学人带来积极的启示。
2017年8月，由英国图书公司Routledge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与评价》，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Biography，Bibliography，and Critical Assessment，暂译《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与评价》，译名见“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引自http：//www.ccwriters.ca/。囊括了“文革”后复出与崛起的80位大陆作家及其作品内容介绍、生平资料、创作轨迹及作品评价，是集经验化与多元化研究视角的当代中国小说家研究指南。因感慨于相当多的大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未能在海外得到译介传播，梁丽芳在导言中表示其著述目的就是搭建“桥梁”，将中国当代小说家的成就介绍给海外，同时为翻译家提供优质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资料库。从知青文学研究到当代小说家辞典，梁丽芳教授的工作无疑填补了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在文献资料与研究基础方面的结构性滞后现象。
本文将梁丽芳的“红卫兵—知青文学”研究作为讨论的重点。她的Morn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Morn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1994年由美国纽约M.E.sharp出版;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版《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于1993年分别由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是海外最早研究中国知青文学的著作。梁丽芳在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海外的当代文学交流刚刚得以展开之际，就捷足先登，对其时活跃于文坛的26位青年作家进行访谈，以作家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了他们在政治运动变迁中的个人命运、思想历程与创作轨迹。这些作家中，既有已经享誉文坛的陈建功、王安忆、孔捷生、梁晓声、张抗抗、郑义等，也有莫言、王兆军、朱晓平、老鬼等正在崛起的后起之秀，以知青文学的作者为主，兼及同时代人，就是从1949年前后出生的共和国一代。最年长的是1944年出生，1958年即到安徽下乡的陆天明;最年轻的则是被梁丽芳誉为“成熟中的‘香雪’”的铁凝，生于1957年。此后，梁丽芳对这一代作家的研究，一直持续进行，重要的论文有《觉醒一代的声音——与陈骏涛先生谈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从文学社会学和数码化的角度重看知青作家群的崛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知青文学的一个盲点：论知青小说中红卫兵经历的处理》（《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等。本文就是综合相关资料，针对梁丽芳提出的集体记忆、文化震惊和反省残缺的重要命题，加以一定的阐述与评价。
深层对话与问题意识
以作家“口述史”为特色，这本《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的写作有明确的指向性，兼具介绍性和研究性两者所长，向英语世界推荐中国的青年作家。因此，它在每篇访谈前都有简明的作家介绍和著者的评论，篇幅不长，但是褒贬有度，颇见功力。例如对张抗抗的简评：“张抗抗的小说富于时代感，善于触摸人物感情的起伏，并且技巧地把人物的命运联系到中国当前社会的思潮。但有时流露出急于表达某一种概念的意向”， ③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170、311-312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公司，1993。批评张抗抗的创作思想大于形象，理念未能完全融化、转换为艺术传达，此评价就非常到位。对于以《红高粱》崭露头角的莫言，梁丽芳的评价是，“莫言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奇才，他以瑰丽、感性而充满想象力的语言和富于传奇的小说情节，于80年代中期崛起于文坛，……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农村生活经验、民间的传说和外来的手法糅合出自己特有的风格来。在中国作家中，莫言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③莫言荣获诺奖后，梁丽芳自豪地说，“这句话，跟诺贝尔奖对莫言的评价语言几乎一样。我很高兴”。《莫言与加拿大华裔作家的文缘》，引自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121018/n355176063.shtml。 访谈录有不同的做法。梁丽芳采访这一代中国作家，事先做了很多功课，在访谈中话题集中而深入，形成一种深度对话——这里所说的深度对话，既表现在梁丽芳和她的采访对象之间，也表现在梁丽芳在采访提纲中有意识地让这些青年作家的访谈话题和评价相互交叉，彼此之间也形成一种潜隐对话。客观而言，这些青年作家在80年代后期，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当下的创作高度，他们进行自我表述的欲望和心态显得比较平和、低姿态;而海外学人的身份，也为梁丽芳的采访提供了便利之处，比如说对一些敏感话题的陈述，对某些个人隐私的表露，作家们就比面对国内媒体的采访都更为坦率。这些史料的披露，给我们理解80年代的文坛与社会生活、时代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更贴切的感触。同时，对于当时的文坛状况的褒贬，对于其他青年作家的看法，一般也是作家们在许多场合都不愿意谈论的，在面对海外华人学者的时候，他们似乎也少了一些顾忌，多了几分坦诚。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于是，当孔捷生讲到《大林莽》创作动机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讲出他对于梁晓声知青小说的明确批评，陈村自称把斥责梁晓声的话语写入了自己的小说;而梁晓声在讲到自己的创作时，也有这样的表述，“我写《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上半部时，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东西在内，你剛才问我为什么写有些知青留在北大荒是理想主义，那时我的心太大，到写《雪城》下半部时，就是在一年之内，我突然和它们彻底告别了”。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338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公司，1993。这样的交叉对话，使得这一代人的整体感和创作姿态，形成了内在的关联。
更为可贵的是梁丽芳的鲜明的问题意识。采访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作家，研究知青文学，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通常来说，对知青作家的访谈也完全可以名之为从知青到作家，“从红卫兵到作家”，又是“早晨的太阳”——我想，它的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摘引自毛主席语录之“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讲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在“文革”初期特别流行，还被谱成歌曲在全国传唱。梁丽芳想强调什么，突出什么，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强调这一代作家成长经历的全过程、完整性：194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都接受过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教育，经受过红卫兵运动的精神洗礼，自觉或者被动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说红卫兵运动兴起到衰落不过短短两年，但是它对于这一代人精神印记的生成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到这些作家文学创作道路和价值评判的不同选择。于是对每一位被采访对象进行的提问中，梁丽芳都刻意地询问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及后来的反思，这一点是我们在做相关研究时容易忽略的（除了张承志这样多次直言表明自己是红卫兵精神的高度赞扬者而不回避此话题），这样就在作家成长的心灵历程中出现了一大块缺憾和空白，其不足和弊端显而易见。
梁丽芳的慧眼独具，她的问题意识的产生，首先来自于其深刻的生命经验和自我反省。她在研究和质询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作家的同时，含寓着对自己的思想成长轨迹的反省和追问，她在追问每一个作家，也在重新回望自己的思想来路。《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不但是一种介入式的研究，从海外介入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化，也是一种代入式的研究，带着发问者自己的憧憬、向往，到幻灭、迷惘，再到冷峻反省，也向同代人发问、求证、辨析、质疑，这样的精神姿态，才是其独特性所在。
梁丽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除了天然的血缘联系之外，还与她自觉地理清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左翼思想影响有关，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她在1976年夏回国参观时所体会到的巨大反差而获得的个体的“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或译“文化休克”，本文采取直译“文化震惊”。这一感性经验。
梁丽芳自幼在香港成长，接受中学教育，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的政治运动在香港受到密切关注，不少青年人都投入到内地运动中。据梁丽芳回忆，其外祖父陈孔楚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关心国内时局，在家中常常谈论政治形势。负笈加拿大，梁丽芳在1970年代初，常常与温哥华的华裔青年聚会谈论中国现状和人民公社体制，对内地的社会景象充满了无限向往。1976年7月至8月间，梁丽芳一行18人组成回国观光团，在中国有关方面的组织下，游览了14个城市，期间拍摄的纪录电影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播放。她谈及这次参观之旅：“雄伟的水电站，整齐干净的人民公社，巍峨的长江大桥，工程浩大的红旗渠，我们激动得流泪。可是，观光团解散后，我单独回乡，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当我走进一个远亲的屋子里，看见那种破烂的状况，就忍不住哭了，究竟祖国是怎么样的？为什么那么矛盾？我觉得很惘然。” ②③ 梁丽芳：《觉醒一代的声音——与陈骏涛先生谈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
因此，追溯梁丽芳的文学研究路径，必须将由文化震惊导致的迷惘心理作为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和基本线索。基于重新认识中国现实的强烈要求，当梁丽芳在海外看到《班主任》和《伤痕》之后，便开始收集订阅唐人街中国书店中所有出售的内地复刊文学杂志。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3年，知青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可观表现，已然盖过了其他文学创作潮流。作为知青的同代人，梁丽芳在知青文学研究中投入了某种天然的共情心理，她将自己置身其间，使之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海外研究视角惯有的隔膜：“假如我不是因为历史的因素造成的华侨背景，又假如我没有离开台山。那么，我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联想，把我与知青作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在阅读他们的小说时，我甚至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创作的角色中去”。②梁丽芳坦言想搞清楚自己在“做乌托邦梦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③意图了解真正的中国。
文化震惊与文学转型 据梁丽芳介绍，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一词，是社会学家卡勒富·奥博（Kalervo Oberg）在1960年首先提出的。是指个体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可能产生的混乱与迷失。他指出文化震惊导致的六种情况：一、因为心理上要适应而产生焦虑;二、感到失去原有的朋友、地位、工作和拥有物;三、对新文化或其成员产生抗拒;四、角色和角色期待、价值、感受和身份认同产生混乱;五、意识到文化相异之后，会惊异、紧张，甚至厌恶、愤怒;六、因为不能应付新环境而觉得无助。梁丽芳：《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从个体经验到一代人的精神历程，文化震惊是梁丽芳研究共和国一代作家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持。梁丽芳提出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为什么从城市到农村会让知青们感到震惊？如果仅从城乡隔膜和宣传误导，以及青年盲目无知的方面理解知青的逃离欲望和幻灭感，难免觉得隔靴搔痒，只有病象而无病因。当她将自己的回国体验、阅读经验和作家访问中获得的震惊感，同知青当年获得的文化震惊并置时，就经验化地阐明了知青文学的内在悖论。知青的文化震惊现象，源于亲身体验农村的极度贫穷和农民精神世界的匮乏而产生的震撼，来自从“革命接班人”（红卫兵）到“接受再教育”（下乡知青）的身份反转以及此后前途无望的幻灭感。“文革”之前，他们在学雷锋做“螺丝钉”精神中成长，所遇到第一个大的生命转折，是“文革”的兴起，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变身为“血统论”红卫兵或者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其后从狂热造反和乌托邦迷梦中跌落，成为要接受再教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为乡村的贫困、劳动的艰辛和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思想的压抑所震惊。也就是说，只有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经历讲起，才能够讲得清楚知青文学的前世今生。到后来，大批的知青在历尽沧桑之后，陆陆续续得以回城，然而，城市也并没有向他们张开热情的怀抱，求职就业的艰难，严峻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对于作家而言，他们还不得不直面特定的文学精神蜕变。许多人在“文革”中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他们的创作不能不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描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硬性要求与现实生活的背离;另一方面是被排斥被压抑的个人处境与放声歌颂的悖谬现象。进入历史的新时期，因为时代的和文学的特定语境，文学的潮流变换非常急迫，作家们的自我调整就显得更为重要。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和郑义的《枫》，都曾经因为揭示“文革”伤痕之锋芒犀利，名重一时;但是两位作家只有走出这一简单地控诉极左思潮的激烈心态，获得更为开阔的文学和文化的视野，才有《大林莽》《远村》《老井》的重大收获。
这样的文化震惊，在不同的作家那里表现为不同的立场选择和表现方式。张承志和礼平，都是最早的中学红卫兵，张承志认定红卫兵的正义性在于底层性;在礼平那里，他对于海淀区的中学红卫兵和西城区的中学红卫兵，有着鲜明的褒贬之分。下乡时间较长的竹林和叶辛，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倾诉知青生活的艰辛苦痛。而下乡时间不过一两年的朱晓平和李杭育，他们的下乡地点，都是生活极为贫困的地区，知青来到这里甘苦倍尝，但他们却用“桑树坪”和“葛川江”系列，分别为黄土高原与钱塘江畔的乡土风情、山川人物绘影绘形。他们跳过知青文学的“伤痕”阶段，有各自的原因。像朱晓平，军队高级干部子弟的身份，使他在物质生活保障和未来出路上不必担忧，加上他极好的悟性与正规教育的熏陶，使他意识到，“我觉得中国一切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根子全在農村”， ②③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152、115、117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公司，1993。因此他获得了思考和批判中国乡村文化的制高点。李杭育的江畔乡村生活不过一年有余，回想起来却充满眷恋——乡村生活虽然贫困艰辛，但总算是有事情做，有低廉的工分可挣，这与他回城之后遭遇的困境，就业的艰难、人际关系的冷漠，对比分明，让他对前者有了温情和怀念。
作家们遭受的文化震惊，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更潜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个中原因何在呢？除了作家们从幼稚走向成熟，还包括告别旧我的巨大能量，觉今是而昨非。因此，在进行深度对话的时候，如何抵达作家灵魂深处，促使他们对个人成长和文学之路的每一个阶段，进行反思和评价，进而展现灵魂大于作品，思考高于文学的隐秘层面，这需要的不仅是谈话技巧和对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还要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锐利和机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梁丽芳的问题常常不容回避，如“你对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作何评价”“你怎样看待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等问题的设定，诱导出作家的倾诉欲望。而且，不但要顾后，还要瞻前。19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给社会生活带来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正在积累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也成为梁丽芳对被访谈者进行提问的重要部分，而每个人对必须正视的社会矛盾的回答，又见出各自的思考重心所在。被高位截瘫的病症所困，史铁生更关注自我的灵与肉的冲突和生命意义的追询。他自述说，“文学是一种宗教。人因为面对困境要为人找到一条出路，他才要写作，最简单来说人是为了不去自杀才写作”②史铁生由己及人，扩展到时代的精神信仰危机，进而提出“现在中国要重建宗教，这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任务”。③史铁生说到宗教，并没有明确选取现存的哪一类宗教，也没有谈及如何重建。为时不久，史铁生以《我与地坛》，对生与死、信与爱，做出了颇有高度的文学表达。
“前史”空白与精神盲点
共和国同龄一代作家，从知青文学兴起到此后30年间，一直占据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中心，至今都没有被后来的作家所取代，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代。梁丽芳通过对他们的追踪研究，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脉，她的智慧和情感，都凝聚在这些作家身上。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做学问同样需要如此。梁丽芳对这一代作家是“爱而知其恶”，她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知青文学的前史空白和知青文学自身的盲点。 面对这些作家“自白”，梁丽芳敏锐地察觉到大部分知青作家对其前史——红卫兵身份的回避，以及这一段前史在创作中的空缺和断裂问题。在《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的导言部分，梁丽芳认为知青作家应该是以红卫兵题材、“上山下乡”题材和寻根题材三个阶段为这一代人文学的标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不断引导知青作家回顾他们的红卫兵前史，这一追述并不只在于表现“文革”之后作家们的思想变化，更重要的是观察他们是否有自我灵魂拷问的觉悟。对红卫兵文学的强调和重视，是著者提醒学界须在知青文学研究上补足的断层。其后，在评价世纪之交出现的数百部知青回忆录的整体趋向时，梁丽芳更加明确地指出：“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不写红卫兵，只写知青，是一个选择。但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除了政治的因素，从个人来看，是宁可记忆知青时期的苦难，不愿记忆当红卫兵的暴力、疯狂、荒诞。这是逃避负面、记忆正面。难道知青的苦难是正面吗？是的。因为作为受害者，是容易获得同情的。苦难意味着高贵，苦难意味着本身存在的合法化。因此，知青的回忆文字中，最多的是苦难，最少的是忏悔。”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文革”忏悔问题，是中国当代精神现象和社会文化的重要命题，对它的讨论已经延续了数十年。梁丽芳对这一命题的研究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身份转换，两者间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和精神裂变，遮蔽了下乡前的“革命”经历，对这一代人的成长经验造成严重的空缺，也不利于人们反思“文革”、拷问灵魂，在文学上，则导致这一代人形象塑造的浅尝辄止，无法塑造深刻而强烈的艺术典型。
同时，梁丽芳也发现知青文学作品甚少提及这代人给农村/农民以及自然生态造成的损害，这一重大内容缺失，固然有知青作家缺乏自我拷问的勇气和深度，也折射了学界对这一现象缺乏问题意识。“如果他们能从农民的角度考虑，看自己一代人初到农村时给农民带来的滋扰、妨碍，以及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知青记忆散文的视野将更宏大和深远。”梁丽芳：《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这一点也深得我心。我曾经在一次讨论白洋淀诗派的研讨会上提出，时至今日，与其重复地赞扬这些最早的知青诗歌的开创之功，不如冷静地反思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其过分地自恋，一味沉溺于自我的内心。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是缺乏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二是缺少对于乡村劳动和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缺乏对于北方水乡自然风光的感知。这样就使得这个诗歌群落，过于圈子化、自我化、狭隘化了。如果说，1970年代前期的芒克、多多们，正高度紧张于个人心灵与动荡时代的激烈冲突而无暇他顾——这是我对他们的善意的理解——那么，1990年代出版的芒克描写白洋淀插队生活的长篇小说《野事》，应该说与当年往事拉开了相当的时间距离，应该能够跳出自我中心，应该有反思意识与历史沉淀;但它的主旨是写主人公“我”与几个城乡女青年的情爱纠葛，全文充满了轻浮浪子的感觉，和芒克当年诗作中凝重愤懑的情感形成了两个极端，更看不出诗人对往事的思考与反省，看不出其思想層面比当年有什么长进，只有倒退到头脑简单享乐为先的薄幸少年，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一部署着著名诗人名字而迎合1990年代之市场化大潮的通俗小说。诗歌写作体现了其才子气，如芒克自述，他并没有把当年的诗歌写作看得很重，“当时我手里诗稿不多，有些丢了，有些毁了。我这人没把自己当个诗人，因此对写下的东西不太当回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烧了好几本，包括1973年前后写的三首长诗：《绿色中的绿》，有四五百行;《主人》，二百来行;还有一首《第23个秋天》，也有一百多行，应该说这些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太长了吧，没见谁传抄，烧了就烧了，只是回头想来有点可惜”。唐晓渡、芒克：《时过境迁话〈今天〉——芒克访谈录》，引自诗观点文库诗生活网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libshow &id=646。而《今天》的得名，也是芒克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少年才气过于人，是之谓也。但未能拓展自己的思想与艺术境界，让人深以为憾。
让我们就此话题多言几句。在俄罗斯文学中，对个人心灵与民族命运的紧张探索，并不一定要把文人的视野紧缩在狭窄的空间中，相反，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许多时候是通过对土地、河流与景物表现出来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皆可为证。曾经被宣判押赴刑场执行假死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审美情怀，提出“生活即是美”的重要命题。还有一个例子，是出自乡土社会的莫言。他在乡村生活经历中遭受到的挫折与苦难、饥饿与孤独，尤其是童年的创伤，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许多知青作家和诗人，他描写过许多乡村中的人性悲剧;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有一种好奇和求索的热情，有对乡村劳动优美生动的迷人描写，打铁、割麦、做木工活儿、打渔等，都反复地出现在其作品中，我称之为“劳动美学”。这样的对比，令人沉思。它昭示着知青文学的残缺与限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最早以选本的形式介绍台湾文学。海峡两岸阻隔多年之后，时经在加拿大的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梁丽芳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9年至1980年出版了《台湾小说选》《台湾散文选》《台湾诗选》;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描述自从华工到加拿大淘金和修建太平洋铁路时起，华人在加拿大的文学创作与活动，亦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率先在加拿大的高校中开设“‘文革’回忆录”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小说”的研究课程;参与创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1986）并担任协会副会长（现任该会会长），推動加拿大华人文学繁荣发展。此外，她很早就建议中国有关方面设立翻译基金，建立翻译工作坊，主动地、有系统地向外推介中国文学成果，这些建议如今已经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梁丽芳两部英文著作及相关论文，在“红卫兵—知青作家”研究和中国当代小说家研究方面，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卓越的成绩，也给我们这些本土学人带来积极的启示。
2017年8月，由英国图书公司Routledge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与评价》，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Biography，Bibliography，and Critical Assessment，暂译《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与评价》，译名见“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引自http：//www.ccwriters.ca/。囊括了“文革”后复出与崛起的80位大陆作家及其作品内容介绍、生平资料、创作轨迹及作品评价，是集经验化与多元化研究视角的当代中国小说家研究指南。因感慨于相当多的大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未能在海外得到译介传播，梁丽芳在导言中表示其著述目的就是搭建“桥梁”，将中国当代小说家的成就介绍给海外，同时为翻译家提供优质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资料库。从知青文学研究到当代小说家辞典，梁丽芳教授的工作无疑填补了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在文献资料与研究基础方面的结构性滞后现象。
本文将梁丽芳的“红卫兵—知青文学”研究作为讨论的重点。她的Morn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Morn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1994年由美国纽约M.E.sharp出版;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版《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于1993年分别由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是海外最早研究中国知青文学的著作。梁丽芳在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海外的当代文学交流刚刚得以展开之际，就捷足先登，对其时活跃于文坛的26位青年作家进行访谈，以作家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了他们在政治运动变迁中的个人命运、思想历程与创作轨迹。这些作家中，既有已经享誉文坛的陈建功、王安忆、孔捷生、梁晓声、张抗抗、郑义等，也有莫言、王兆军、朱晓平、老鬼等正在崛起的后起之秀，以知青文学的作者为主，兼及同时代人，就是从1949年前后出生的共和国一代。最年长的是1944年出生，1958年即到安徽下乡的陆天明;最年轻的则是被梁丽芳誉为“成熟中的‘香雪’”的铁凝，生于1957年。此后，梁丽芳对这一代作家的研究，一直持续进行，重要的论文有《觉醒一代的声音——与陈骏涛先生谈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从文学社会学和数码化的角度重看知青作家群的崛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知青文学的一个盲点：论知青小说中红卫兵经历的处理》（《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等。本文就是综合相关资料，针对梁丽芳提出的集体记忆、文化震惊和反省残缺的重要命题，加以一定的阐述与评价。
深层对话与问题意识
以作家“口述史”为特色，这本《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的写作有明确的指向性，兼具介绍性和研究性两者所长，向英语世界推荐中国的青年作家。因此，它在每篇访谈前都有简明的作家介绍和著者的评论，篇幅不长，但是褒贬有度，颇见功力。例如对张抗抗的简评：“张抗抗的小说富于时代感，善于触摸人物感情的起伏，并且技巧地把人物的命运联系到中国当前社会的思潮。但有时流露出急于表达某一种概念的意向”， ③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170、311-312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公司，1993。批评张抗抗的创作思想大于形象，理念未能完全融化、转换为艺术传达，此评价就非常到位。对于以《红高粱》崭露头角的莫言，梁丽芳的评价是，“莫言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奇才，他以瑰丽、感性而充满想象力的语言和富于传奇的小说情节，于80年代中期崛起于文坛，……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农村生活经验、民间的传说和外来的手法糅合出自己特有的风格来。在中国作家中，莫言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③莫言荣获诺奖后，梁丽芳自豪地说，“这句话，跟诺贝尔奖对莫言的评价语言几乎一样。我很高兴”。《莫言与加拿大华裔作家的文缘》，引自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121018/n355176063.shtml。 访谈录有不同的做法。梁丽芳采访这一代中国作家，事先做了很多功课，在访谈中话题集中而深入，形成一种深度对话——这里所说的深度对话，既表现在梁丽芳和她的采访对象之间，也表现在梁丽芳在采访提纲中有意识地让这些青年作家的访谈话题和评价相互交叉，彼此之间也形成一种潜隐对话。客观而言，这些青年作家在80年代后期，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当下的创作高度，他们进行自我表述的欲望和心态显得比较平和、低姿态;而海外学人的身份，也为梁丽芳的采访提供了便利之处，比如说对一些敏感话题的陈述，对某些个人隐私的表露，作家们就比面对国内媒体的采访都更为坦率。这些史料的披露，给我们理解80年代的文坛与社会生活、时代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更贴切的感触。同时，对于当时的文坛状况的褒贬，对于其他青年作家的看法，一般也是作家们在许多场合都不愿意谈论的，在面对海外华人学者的时候，他们似乎也少了一些顾忌，多了几分坦诚。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于是，当孔捷生讲到《大林莽》创作动机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讲出他对于梁晓声知青小说的明确批评，陈村自称把斥责梁晓声的话语写入了自己的小说;而梁晓声在讲到自己的创作时，也有这样的表述，“我写《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上半部时，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东西在内，你剛才问我为什么写有些知青留在北大荒是理想主义，那时我的心太大，到写《雪城》下半部时，就是在一年之内，我突然和它们彻底告别了”。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338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公司，1993。这样的交叉对话，使得这一代人的整体感和创作姿态，形成了内在的关联。
更为可贵的是梁丽芳的鲜明的问题意识。采访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作家，研究知青文学，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通常来说，对知青作家的访谈也完全可以名之为从知青到作家，“从红卫兵到作家”，又是“早晨的太阳”——我想，它的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摘引自毛主席语录之“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讲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在“文革”初期特别流行，还被谱成歌曲在全国传唱。梁丽芳想强调什么，突出什么，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强调这一代作家成长经历的全过程、完整性：194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都接受过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教育，经受过红卫兵运动的精神洗礼，自觉或者被动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说红卫兵运动兴起到衰落不过短短两年，但是它对于这一代人精神印记的生成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到这些作家文学创作道路和价值评判的不同选择。于是对每一位被采访对象进行的提问中，梁丽芳都刻意地询问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及后来的反思，这一点是我们在做相关研究时容易忽略的（除了张承志这样多次直言表明自己是红卫兵精神的高度赞扬者而不回避此话题），这样就在作家成长的心灵历程中出现了一大块缺憾和空白，其不足和弊端显而易见。
梁丽芳的慧眼独具，她的问题意识的产生，首先来自于其深刻的生命经验和自我反省。她在研究和质询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作家的同时，含寓着对自己的思想成长轨迹的反省和追问，她在追问每一个作家，也在重新回望自己的思想来路。《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不但是一种介入式的研究，从海外介入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化，也是一种代入式的研究，带着发问者自己的憧憬、向往，到幻灭、迷惘，再到冷峻反省，也向同代人发问、求证、辨析、质疑，这样的精神姿态，才是其独特性所在。
梁丽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除了天然的血缘联系之外，还与她自觉地理清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左翼思想影响有关，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她在1976年夏回国参观时所体会到的巨大反差而获得的个体的“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或译“文化休克”，本文采取直译“文化震惊”。这一感性经验。
梁丽芳自幼在香港成长，接受中学教育，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的政治运动在香港受到密切关注，不少青年人都投入到内地运动中。据梁丽芳回忆，其外祖父陈孔楚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关心国内时局，在家中常常谈论政治形势。负笈加拿大，梁丽芳在1970年代初，常常与温哥华的华裔青年聚会谈论中国现状和人民公社体制，对内地的社会景象充满了无限向往。1976年7月至8月间，梁丽芳一行18人组成回国观光团，在中国有关方面的组织下，游览了14个城市，期间拍摄的纪录电影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播放。她谈及这次参观之旅：“雄伟的水电站，整齐干净的人民公社，巍峨的长江大桥，工程浩大的红旗渠，我们激动得流泪。可是，观光团解散后，我单独回乡，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当我走进一个远亲的屋子里，看见那种破烂的状况，就忍不住哭了，究竟祖国是怎么样的？为什么那么矛盾？我觉得很惘然。” ②③ 梁丽芳：《觉醒一代的声音——与陈骏涛先生谈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
因此，追溯梁丽芳的文学研究路径，必须将由文化震惊导致的迷惘心理作为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和基本线索。基于重新认识中国现实的强烈要求，当梁丽芳在海外看到《班主任》和《伤痕》之后，便开始收集订阅唐人街中国书店中所有出售的内地复刊文学杂志。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3年，知青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可观表现，已然盖过了其他文学创作潮流。作为知青的同代人，梁丽芳在知青文学研究中投入了某种天然的共情心理，她将自己置身其间，使之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海外研究视角惯有的隔膜：“假如我不是因为历史的因素造成的华侨背景，又假如我没有离开台山。那么，我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联想，把我与知青作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在阅读他们的小说时，我甚至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创作的角色中去”。②梁丽芳坦言想搞清楚自己在“做乌托邦梦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③意图了解真正的中国。
文化震惊与文学转型 据梁丽芳介绍，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一词，是社会学家卡勒富·奥博（Kalervo Oberg）在1960年首先提出的。是指个体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可能产生的混乱与迷失。他指出文化震惊导致的六种情况：一、因为心理上要适应而产生焦虑;二、感到失去原有的朋友、地位、工作和拥有物;三、对新文化或其成员产生抗拒;四、角色和角色期待、价值、感受和身份认同产生混乱;五、意识到文化相异之后，会惊异、紧张，甚至厌恶、愤怒;六、因为不能应付新环境而觉得无助。梁丽芳：《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从个体经验到一代人的精神历程，文化震惊是梁丽芳研究共和国一代作家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持。梁丽芳提出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为什么从城市到农村会让知青们感到震惊？如果仅从城乡隔膜和宣传误导，以及青年盲目无知的方面理解知青的逃离欲望和幻灭感，难免觉得隔靴搔痒，只有病象而无病因。当她将自己的回国体验、阅读经验和作家访问中获得的震惊感，同知青当年获得的文化震惊并置时，就经验化地阐明了知青文学的内在悖论。知青的文化震惊现象，源于亲身体验农村的极度贫穷和农民精神世界的匮乏而产生的震撼，来自从“革命接班人”（红卫兵）到“接受再教育”（下乡知青）的身份反转以及此后前途无望的幻灭感。“文革”之前，他们在学雷锋做“螺丝钉”精神中成长，所遇到第一个大的生命转折，是“文革”的兴起，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变身为“血统论”红卫兵或者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其后从狂热造反和乌托邦迷梦中跌落，成为要接受再教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为乡村的贫困、劳动的艰辛和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思想的压抑所震惊。也就是说，只有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经历讲起，才能够讲得清楚知青文学的前世今生。到后来，大批的知青在历尽沧桑之后，陆陆续续得以回城，然而，城市也并没有向他们张开热情的怀抱，求职就业的艰难，严峻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对于作家而言，他们还不得不直面特定的文学精神蜕变。许多人在“文革”中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他们的创作不能不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描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硬性要求与现实生活的背离;另一方面是被排斥被压抑的个人处境与放声歌颂的悖谬现象。进入历史的新时期，因为时代的和文学的特定语境，文学的潮流变换非常急迫，作家们的自我调整就显得更为重要。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和郑义的《枫》，都曾经因为揭示“文革”伤痕之锋芒犀利，名重一时;但是两位作家只有走出这一简单地控诉极左思潮的激烈心态，获得更为开阔的文学和文化的视野，才有《大林莽》《远村》《老井》的重大收获。
这样的文化震惊，在不同的作家那里表现为不同的立场选择和表现方式。张承志和礼平，都是最早的中学红卫兵，张承志认定红卫兵的正义性在于底层性;在礼平那里，他对于海淀区的中学红卫兵和西城区的中学红卫兵，有着鲜明的褒贬之分。下乡时间较长的竹林和叶辛，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倾诉知青生活的艰辛苦痛。而下乡时间不过一两年的朱晓平和李杭育，他们的下乡地点，都是生活极为贫困的地区，知青来到这里甘苦倍尝，但他们却用“桑树坪”和“葛川江”系列，分别为黄土高原与钱塘江畔的乡土风情、山川人物绘影绘形。他们跳过知青文学的“伤痕”阶段，有各自的原因。像朱晓平，军队高级干部子弟的身份，使他在物质生活保障和未来出路上不必担忧，加上他极好的悟性与正规教育的熏陶，使他意识到，“我觉得中国一切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根子全在農村”， ②③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152、115、117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公司，1993。因此他获得了思考和批判中国乡村文化的制高点。李杭育的江畔乡村生活不过一年有余，回想起来却充满眷恋——乡村生活虽然贫困艰辛，但总算是有事情做，有低廉的工分可挣，这与他回城之后遭遇的困境，就业的艰难、人际关系的冷漠，对比分明，让他对前者有了温情和怀念。
作家们遭受的文化震惊，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更潜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个中原因何在呢？除了作家们从幼稚走向成熟，还包括告别旧我的巨大能量，觉今是而昨非。因此，在进行深度对话的时候，如何抵达作家灵魂深处，促使他们对个人成长和文学之路的每一个阶段，进行反思和评价，进而展现灵魂大于作品，思考高于文学的隐秘层面，这需要的不仅是谈话技巧和对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还要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锐利和机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梁丽芳的问题常常不容回避，如“你对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作何评价”“你怎样看待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等问题的设定，诱导出作家的倾诉欲望。而且，不但要顾后，还要瞻前。19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给社会生活带来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正在积累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也成为梁丽芳对被访谈者进行提问的重要部分，而每个人对必须正视的社会矛盾的回答，又见出各自的思考重心所在。被高位截瘫的病症所困，史铁生更关注自我的灵与肉的冲突和生命意义的追询。他自述说，“文学是一种宗教。人因为面对困境要为人找到一条出路，他才要写作，最简单来说人是为了不去自杀才写作”②史铁生由己及人，扩展到时代的精神信仰危机，进而提出“现在中国要重建宗教，这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任务”。③史铁生说到宗教，并没有明确选取现存的哪一类宗教，也没有谈及如何重建。为时不久，史铁生以《我与地坛》，对生与死、信与爱，做出了颇有高度的文学表达。
“前史”空白与精神盲点
共和国同龄一代作家，从知青文学兴起到此后30年间，一直占据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中心，至今都没有被后来的作家所取代，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代。梁丽芳通过对他们的追踪研究，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脉，她的智慧和情感，都凝聚在这些作家身上。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做学问同样需要如此。梁丽芳对这一代作家是“爱而知其恶”，她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知青文学的前史空白和知青文学自身的盲点。 面对这些作家“自白”，梁丽芳敏锐地察觉到大部分知青作家对其前史——红卫兵身份的回避，以及这一段前史在创作中的空缺和断裂问题。在《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的导言部分，梁丽芳认为知青作家应该是以红卫兵题材、“上山下乡”题材和寻根题材三个阶段为这一代人文学的标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不断引导知青作家回顾他们的红卫兵前史，这一追述并不只在于表现“文革”之后作家们的思想变化，更重要的是观察他们是否有自我灵魂拷问的觉悟。对红卫兵文学的强调和重视，是著者提醒学界须在知青文学研究上补足的断层。其后，在评价世纪之交出现的数百部知青回忆录的整体趋向时，梁丽芳更加明确地指出：“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不写红卫兵，只写知青，是一个选择。但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除了政治的因素，从个人来看，是宁可记忆知青时期的苦难，不愿记忆当红卫兵的暴力、疯狂、荒诞。这是逃避负面、记忆正面。难道知青的苦难是正面吗？是的。因为作为受害者，是容易获得同情的。苦难意味着高贵，苦难意味着本身存在的合法化。因此，知青的回忆文字中，最多的是苦难，最少的是忏悔。”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文革”忏悔问题，是中国当代精神现象和社会文化的重要命题，对它的讨论已经延续了数十年。梁丽芳对这一命题的研究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身份转换，两者间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和精神裂变，遮蔽了下乡前的“革命”经历，对这一代人的成长经验造成严重的空缺，也不利于人们反思“文革”、拷问灵魂，在文学上，则导致这一代人形象塑造的浅尝辄止，无法塑造深刻而强烈的艺术典型。
同时，梁丽芳也发现知青文学作品甚少提及这代人给农村/农民以及自然生态造成的损害，这一重大内容缺失，固然有知青作家缺乏自我拷问的勇气和深度，也折射了学界对这一现象缺乏问题意识。“如果他们能从农民的角度考虑，看自己一代人初到农村时给农民带来的滋扰、妨碍，以及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知青记忆散文的视野将更宏大和深远。”梁丽芳：《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这一点也深得我心。我曾经在一次讨论白洋淀诗派的研讨会上提出，时至今日，与其重复地赞扬这些最早的知青诗歌的开创之功，不如冷静地反思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其过分地自恋，一味沉溺于自我的内心。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是缺乏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二是缺少对于乡村劳动和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缺乏对于北方水乡自然风光的感知。这样就使得这个诗歌群落，过于圈子化、自我化、狭隘化了。如果说，1970年代前期的芒克、多多们，正高度紧张于个人心灵与动荡时代的激烈冲突而无暇他顾——这是我对他们的善意的理解——那么，1990年代出版的芒克描写白洋淀插队生活的长篇小说《野事》，应该说与当年往事拉开了相当的时间距离，应该能够跳出自我中心，应该有反思意识与历史沉淀;但它的主旨是写主人公“我”与几个城乡女青年的情爱纠葛，全文充满了轻浮浪子的感觉，和芒克当年诗作中凝重愤懑的情感形成了两个极端，更看不出诗人对往事的思考与反省，看不出其思想層面比当年有什么长进，只有倒退到头脑简单享乐为先的薄幸少年，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一部署着著名诗人名字而迎合1990年代之市场化大潮的通俗小说。诗歌写作体现了其才子气，如芒克自述，他并没有把当年的诗歌写作看得很重，“当时我手里诗稿不多，有些丢了，有些毁了。我这人没把自己当个诗人，因此对写下的东西不太当回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烧了好几本，包括1973年前后写的三首长诗：《绿色中的绿》，有四五百行;《主人》，二百来行;还有一首《第23个秋天》，也有一百多行，应该说这些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太长了吧，没见谁传抄，烧了就烧了，只是回头想来有点可惜”。唐晓渡、芒克：《时过境迁话〈今天〉——芒克访谈录》，引自诗观点文库诗生活网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libshow &id=646。而《今天》的得名，也是芒克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少年才气过于人，是之谓也。但未能拓展自己的思想与艺术境界，让人深以为憾。
让我们就此话题多言几句。在俄罗斯文学中，对个人心灵与民族命运的紧张探索，并不一定要把文人的视野紧缩在狭窄的空间中，相反，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许多时候是通过对土地、河流与景物表现出来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皆可为证。曾经被宣判押赴刑场执行假死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审美情怀，提出“生活即是美”的重要命题。还有一个例子，是出自乡土社会的莫言。他在乡村生活经历中遭受到的挫折与苦难、饥饿与孤独，尤其是童年的创伤，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许多知青作家和诗人，他描写过许多乡村中的人性悲剧;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有一种好奇和求索的热情，有对乡村劳动优美生动的迷人描写，打铁、割麦、做木工活儿、打渔等，都反复地出现在其作品中，我称之为“劳动美学”。这样的对比，令人沉思。它昭示着知青文学的残缺与限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