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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1月23日称，中国经济增速未来将放缓至6%，原因是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将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和服务导向型转型，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速料无法再保持如此前那样的强势。所以，布兰查德先生预测中国未来的GDP同比增速区间更接近6%，而非7.5%。
无独有偶，《华尔街日报》也有文章分析认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不仅显示出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失去后劲，还表明决策者可能愿意为结构性改革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表示，中国增长的放缓为进行重大调整创造了机会。
不过，笔者认为，虽然今年本届中央政府宁愿忍受GDP增速预期放缓的阵痛，也要将经济结构调整进行到底，但是出于创造就业机会和稳定失业率等因素考量，本届政府也不希望GDP增速出现快速大幅回落的迹像，所以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还是拿出一些措施避免经济发生大起大落的情况发生。
其一，努力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格局，引导民间资本充分参与到铁路、电信、医疗、教育、金融等垄断行业中来。同时，允许国有企业采用多种混合所有制模式，让更多的国企在规范企业治理之后，能够早日上市。这样，国有和民间资本的潜力将充分释放出来。
其二，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就是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安居乐业，真正融入到城市中成为市民。所以中央政府所谓的城镇化，并非地方政府希望看到的造城运动，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逐步推进。只有广大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真正释放出来，中国经济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不过，笔者认为，城镇化推动固然能够启动消费。但是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必须率先推动服务业和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的就业问题。
其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从去年的上海自贸区试点的成立，再到最近央行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步伐，这都说明了中国的决策层希望通过简政放权的方式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也就是说，政府将收回有形之手，就是市场能够去做的，就让市场做，让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动力最大限度的“喷发”出来。
不过，以上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但其红利要得到真正释放，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种种迹像表明，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大幅放缓，汇丰银行和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的制造业活动下滑，这在6个月来属于首次。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6 ，低于50点大关。不过，经济学家樊纲认为，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是正常的增长。7.5%左右的增长是非常好的消息。那么经济增速的放缓究竟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首先，中国的决策者希望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多地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进而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但现实情况是，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投资推动取得的。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是54.4%，净出口贡献率是-4.4%。
而2012年，最终消费贡献率为51.8%，资本形成贡献率为50.4%，净出口贡献率是-2.2%。很显然，2013年消费贡献率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贡献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没有较高增速的投资，显然就不会实现7.7%的经济增长。这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真正要做到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之间的再平衡恐怕是一个漫长过程。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这些年始终步履维艰呢？其一、在经济高增长的时候，没人愿意去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改革，而往往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时，才发现改革势在必行。其二，改革红利虽然诱人，但任何形势的改革都会涉及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所以经济结构改革往往会遭遇极大阻力，其三，改革要冒失败的风险，可能付出高昂代价，不到万一得已，没人会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所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年底曾表示，尽管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但低一点也可以接受。真正的底线应该在7%，因为这样才能保证1000万的新增就业和4%左右的城镇失业率。笔者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一旦成功，那么中国经济将步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但是如果失败，那一系列蛰伏的风险将集中暴发。
再者，当中央政府准备牺牲短期利益，进行一场经济结构的改革，若是地方政府仍然我行我素，那么改革必将受到掣肘。即使以牺牲经济增速为代价，也换不回改革的成功。所以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进行改革，将更多的元素纳入其考核体系之内，以达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目的。
其一，去产能化势在必行，让服务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需求，大上钢铁、造船、光伏等重型工业领域的项目，造成了产能过剩，但是未来更多的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步入“去产能化”时代，为了改变总体经济模式。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有必要将“去产能化”的成效纳入其中。
其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如何有效控制，也将被纳入官员业绩的考核指标之中。一直以来，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通常不超过四五年，所以很多人为短期经济增长所动，这就造成了政府平台举债过度、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不可控等问题。所以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增速，也要将各地的举债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将是官员们考核的重中之重。
其三，如何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问题。之前很多地方为了GDP的快速增长，而牺牲了对环保资源的保护，等发现问题严重了，再去设法加以整治，就为时已晚了。最近发生了雾霾天气，给决策层提了个醒，于是如何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将是考核官员们的新的指标。
最后，经济增速放缓，势必会引爆金融风险。很多专家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放缓，给结构调整预留较大空间。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警醒，在经济增速两位数增长时，一些金融风险不易爆发，而在经济增速放缓时，这些风险将会浮出水面。
无独有偶，《华尔街日报》也有文章分析认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不仅显示出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失去后劲，还表明决策者可能愿意为结构性改革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表示，中国增长的放缓为进行重大调整创造了机会。
不过，笔者认为，虽然今年本届中央政府宁愿忍受GDP增速预期放缓的阵痛，也要将经济结构调整进行到底，但是出于创造就业机会和稳定失业率等因素考量，本届政府也不希望GDP增速出现快速大幅回落的迹像，所以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还是拿出一些措施避免经济发生大起大落的情况发生。
其一，努力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格局，引导民间资本充分参与到铁路、电信、医疗、教育、金融等垄断行业中来。同时，允许国有企业采用多种混合所有制模式，让更多的国企在规范企业治理之后，能够早日上市。这样，国有和民间资本的潜力将充分释放出来。
其二，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就是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安居乐业，真正融入到城市中成为市民。所以中央政府所谓的城镇化，并非地方政府希望看到的造城运动，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逐步推进。只有广大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真正释放出来，中国经济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不过，笔者认为，城镇化推动固然能够启动消费。但是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必须率先推动服务业和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的就业问题。
其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从去年的上海自贸区试点的成立，再到最近央行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步伐，这都说明了中国的决策层希望通过简政放权的方式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也就是说，政府将收回有形之手，就是市场能够去做的，就让市场做，让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动力最大限度的“喷发”出来。
不过，以上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但其红利要得到真正释放，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种种迹像表明，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大幅放缓，汇丰银行和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的制造业活动下滑，这在6个月来属于首次。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6 ，低于50点大关。不过，经济学家樊纲认为，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是正常的增长。7.5%左右的增长是非常好的消息。那么经济增速的放缓究竟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首先，中国的决策者希望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多地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进而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但现实情况是，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投资推动取得的。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是54.4%，净出口贡献率是-4.4%。
而2012年，最终消费贡献率为51.8%，资本形成贡献率为50.4%，净出口贡献率是-2.2%。很显然，2013年消费贡献率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贡献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没有较高增速的投资，显然就不会实现7.7%的经济增长。这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真正要做到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之间的再平衡恐怕是一个漫长过程。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这些年始终步履维艰呢？其一、在经济高增长的时候，没人愿意去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改革，而往往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时，才发现改革势在必行。其二，改革红利虽然诱人，但任何形势的改革都会涉及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所以经济结构改革往往会遭遇极大阻力，其三，改革要冒失败的风险，可能付出高昂代价，不到万一得已，没人会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所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年底曾表示，尽管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但低一点也可以接受。真正的底线应该在7%，因为这样才能保证1000万的新增就业和4%左右的城镇失业率。笔者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一旦成功，那么中国经济将步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但是如果失败，那一系列蛰伏的风险将集中暴发。
再者，当中央政府准备牺牲短期利益，进行一场经济结构的改革，若是地方政府仍然我行我素，那么改革必将受到掣肘。即使以牺牲经济增速为代价，也换不回改革的成功。所以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进行改革，将更多的元素纳入其考核体系之内，以达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目的。
其一，去产能化势在必行，让服务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需求，大上钢铁、造船、光伏等重型工业领域的项目，造成了产能过剩，但是未来更多的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步入“去产能化”时代，为了改变总体经济模式。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有必要将“去产能化”的成效纳入其中。
其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如何有效控制，也将被纳入官员业绩的考核指标之中。一直以来，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通常不超过四五年，所以很多人为短期经济增长所动，这就造成了政府平台举债过度、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不可控等问题。所以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增速，也要将各地的举债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将是官员们考核的重中之重。
其三，如何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问题。之前很多地方为了GDP的快速增长，而牺牲了对环保资源的保护，等发现问题严重了，再去设法加以整治，就为时已晚了。最近发生了雾霾天气，给决策层提了个醒，于是如何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将是考核官员们的新的指标。
最后，经济增速放缓，势必会引爆金融风险。很多专家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放缓，给结构调整预留较大空间。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警醒，在经济增速两位数增长时，一些金融风险不易爆发，而在经济增速放缓时，这些风险将会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