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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芜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家，在边地小说的创作方面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滇缅地区有着特殊的感情，可以说，云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南行记》奠定了他在边地小说书写上的地位。艾芜在滇缅地区的流浪生活和边地体验奠定了《南行记》的写作基础，他将滇缅地区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相融合，并且在书中对滇缅地区的“边缘性”小人物进行书写，表现他们蛮荒的野性美与自然的人性美的结合。艾芜在书写《南行记》的同时，也在建构他所塑造的“第二乡”的文化空间，滇地作为艾芜的第二故乡，寄托了艾芜深沉的情感。
关键词：艾芜《南行记》“第二乡” 边地书写
引言
为了反抗家里安排的包办婚姻，也是为了逃离家乡蜀地的那种沉闷压抑的氛围，艾芜选择了漂泊。在滇缅地区的流浪生活让他更多地感受到云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了解了下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滇地人民的性格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云南还保持着它的原生态，展现在艾芜面前的是“未加工”的云南，正是这不同以往的云南体验成了他创作《南行记》的动机，云南影像深深地刻印进了他的脑海，才会让他后来想要多次返回云南，去探寻记忆中的“第二乡”。《南行记》也是作者真实经历的书写，书中的风景、风土人情以及人物都是他在云南漂泊时所看到、感受到和接触到的，他将自我化入书中，以“我”这个亲历者和旁观者去描写云南的世界，作品给人以真实感。
一、流浪生活与边地体验
艾芜的家乡在四川新繁县，他也算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在家乡设馆教书，他的父亲也是乡村小学的教师，一直以来，他都受到家庭的影响，走着父亲为他铺设的道路——成为一名教师。所以，在1921年，他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做一名教师做准备。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发行，艾芜的思想也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家人对他人生的安排，不满意家里人为他筹办的包办婚姻，他选择了逃离，逃离这个禁铜他的牢笼。艾芜曾在《南行记》的序言中说道：“省立师范学校五年毕业（一年预科，四年正科），我读了四年，就朝外省外国去漂泊，一则由于要废除婚约（家里要我毕业后结婚）远走他乡，一则南于习惯爱好读书，想找半工半读的机会。”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艾芜故乡四川在地理位置上偏向于中目的西南地区.相较于沿海城市来说相对闭塞，文化传播速度也较慢，艾芜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四川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他只有走出四川这相对闭塞的环境，走向外面的世界，才能让他的眼界和思想都更加开阔。但也可以说，艾芜在家乡的经历奠定了他书写《南行记》的基础。
离开家乡只是艾芜南行的第一步。从现在开始，艾芜才真正地开启了他的南行之旅和写作之路。从四川出发，艾芜一路向南走去，从四川到云南再到东南亚地区，艾芜在这十几年的漂泊之路上受了很多苦，他并不是去留洋或者游玩，而是向南漂泊，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南行记》中的“我”不仅仅是书中的主人公，更是艾芜在南行中的真实写照。在云南，他做过帮工、杂役等苦差;在这里，他体会到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为了讨口饭吃去做低人一等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是属于社会的下层人民，过着艰苦的生活，艾芜在南行中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与他们交谈往来，亲身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才真正了解了这些人，而他在云南的流浪生活和特殊的体验都成了他日后写作的素材。《南行记》里的故事大多是艾芜在流浪中亲身经历的，书中的“我”也是艾芜本人，他将边地真实的环境和生活展现在了大众面前，正是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艾芜才能写出《南行记》，写出他最真实的感情。
二、南国风情的多重展现
艾芜对云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色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展现了既充满神秘色彩又奇崛瑰丽的滇地风光，《群山中》《森林中》和《三峡中》等都有对滇地自然风光的描写。艾芜在《南行记》中描写的最多的就是云南的大山，他想要表现的是云南地区相对封闭自然的状态，所以就将这里的山写得高大、阴郁、险峻，体现云南山脉的原始，让人对自然产生畏惧。艾芜写出了滇地自然风光的原始与野蛮，正是在这奇诡的自然美中，才会孕育出那些野蛮而淳朴的人儿。艾芜不仅对云南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描绘，而且也特别注重对云南地区各民族的穿着打扮、民风民俗讲行牛动叙述.在《我的旅伴》中，艾芜描绘了傣族的少男少女们在小溪间游泳嬉戏的场面：“河中年青的傣族男女在游泳，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白亮亮地射人的眼睛。”（2）艾芜表现了傣族青年男女的那种自由与快乐，他们开放的民风民俗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艾芜对云南地区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的捕写细致入微，展现了云南地区的真实风貌。
艾芜在《南行记》中描写的最多的是生活在滇缅地区的“边缘性”的小人物们，这些“边缘性”的人物是面目可憎的，但艾芜在书写这些人物时，不仅表现了他们残忍野蛮的这种原始美感，更表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那种属于江湖儿女的豪气。在《流浪人》中，矮汉子虽然嘴上带着胡话，但却总是很慷慨，请大家吃凉粉，我被别人坑骗而帮人垫付了饭钱，身无分文，矮汉子也并没有抛弁我，在夜里给了我超出应还数目的钱，并说道：“钱大把来，就得大把地用去！我一向都是这样的，只要用得正当，漂亮，不管他妈咋个混账得来！”（3）话语虽然粗鲁，但可以看出，矮汉子视金錢如粪土，慷慨助人。我们可以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善念。艾芜所写的都是一些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虽然他们野蛮、残忍、凶狠，但这并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他们是被生活、被现实“边缘化”了。《偷马贼》中的老三，为了能够得到偷马贼的招牌，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也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偷马时差点被人打死，但他却很高兴，甚至要我祝贺他，这种变相的社会地位的认同是这个扭曲的社会造成的，让这些小人物不惜用生命去换取这种社会认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老蹲在一个地方，会发霉呀！去找找裂缝吧！”（4）对他而言，只有找到了“裂缝”才能活下去。这些“边缘性”小人物都是“被边缘”的人，他们其实比谁都善良坚韧，他们懂得生活的苦，但也学会了苦中作乐，他们是艾芜笔下最真实的“流浪汉”。 三、“第二乡”文化空间的建构
艾芜曾在《漂泊杂记》中的《病中记忆》中写道：“我忘记，我仍然是在这可诅咒的上海，身和心都飞到云天远隔的第二故乡！云南去了。”（5）艾芜近十年的漂泊生涯使他对云南这个地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而艾芜在建构“第二乡”的文化空问的同时，也是对原乡的找寻，艾芜的作品中无不充满着巴蜀文化的影子。《南行记》虽然也加入了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土语方言，但运用得最多的还是四川方言，比如在描述某些事物的名称时用四川方言的叫法来书写：“铺盖”“牙巴”“尿罐罐”“弟兄伙”等;还有语气词的运用上：“有/为/做啥子”“多吗少”“咋个（为什么）”等;动词语句：“尽够（足够）”“发梦天（说梦话）”“走得脱（离开）”;等等，艾芜用他最熟悉的四川方言来写作，有利于情感的抒发。艾芜从十几岁离开家乡在外漂泊，有近二十年没有回过家，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他用四川方言写作，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唤起对家乡的记忆，艾芜不仅仅是在书写云南，更是在从记忆中去寻找自己家乡的缩影，他在建构第二故乡的同时包含了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艾芜在他塑造的文化空问里，想要传达一种文化理想。将这云南的边地世界与内地做比较，可以看出，边地的自然环境是原始的，未经人工改造，这里的人们更加单纯，他们挣扎在生活的边缘，为了能够活着而做出努力;他们善恶分明，虽然有着原始野性的一面，但内心却又无比善良;他们笑对生活的苦难，永远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他们很自由、无拘无束。五四以后，在整个大时代背景之下，提倡个性解放，而艾芜也是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身体里有着一种叛逆精神，艾芜赞美这些边地的人和景，其实是与时代与文化相呼应的，当时社会歌颂无产主义者，提倡“劳工神圣”，艾芜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所以，他才在《南行记》中书写这些下层劳动人民，歌颂他们的心灵美。他想要构建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这里的山川河流和人民都是自由的，按照自然的轨迹在发展，他们不受其他事物的影响。艾芜将自己的文化理想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表达了深刻的时代内涵。他真实地感受到了現实世界的束缚，希望能够回归这种自然状态，云南就是他魂牵梦系的自由世界，他在这里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
结语
艾芜的南行经历是永生难忘的，他将云南的一切都刻印进了脑海里，他熟悉云南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他更喜欢这里的人们，他们淳朴自然、积极乐观、无拘无束。艾芜是爱着这片土地的，这是他的第二个家乡，在这以云南边地为基础的“第二乡”的文化空问里，艾芜塑造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理想的世界，他一生都在向南漂泊，去找寻原乡的记忆，去找寻真实的自我。
①②③④艾芜：《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第203页，第75页，第319页。
⑤艾芜：《漂泊杂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1]艾芜.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艾芜漂泊杂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张悦.艾芜与他的三部“南行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9）
[4]赵小琪.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想象[J]文学评论，2004（5）
[5]沈庆利“铁屋子”之外的“别一洞天”——滇缅边境与艾芜《南行记》[J]中国文学研究，2001（8）.
作者：宾若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艾芜《南行记》“第二乡” 边地书写
引言
为了反抗家里安排的包办婚姻，也是为了逃离家乡蜀地的那种沉闷压抑的氛围，艾芜选择了漂泊。在滇缅地区的流浪生活让他更多地感受到云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了解了下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滇地人民的性格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云南还保持着它的原生态，展现在艾芜面前的是“未加工”的云南，正是这不同以往的云南体验成了他创作《南行记》的动机，云南影像深深地刻印进了他的脑海，才会让他后来想要多次返回云南，去探寻记忆中的“第二乡”。《南行记》也是作者真实经历的书写，书中的风景、风土人情以及人物都是他在云南漂泊时所看到、感受到和接触到的，他将自我化入书中，以“我”这个亲历者和旁观者去描写云南的世界，作品给人以真实感。
一、流浪生活与边地体验
艾芜的家乡在四川新繁县，他也算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在家乡设馆教书，他的父亲也是乡村小学的教师，一直以来，他都受到家庭的影响，走着父亲为他铺设的道路——成为一名教师。所以，在1921年，他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做一名教师做准备。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发行，艾芜的思想也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家人对他人生的安排，不满意家里人为他筹办的包办婚姻，他选择了逃离，逃离这个禁铜他的牢笼。艾芜曾在《南行记》的序言中说道：“省立师范学校五年毕业（一年预科，四年正科），我读了四年，就朝外省外国去漂泊，一则由于要废除婚约（家里要我毕业后结婚）远走他乡，一则南于习惯爱好读书，想找半工半读的机会。”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艾芜故乡四川在地理位置上偏向于中目的西南地区.相较于沿海城市来说相对闭塞，文化传播速度也较慢，艾芜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四川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他只有走出四川这相对闭塞的环境，走向外面的世界，才能让他的眼界和思想都更加开阔。但也可以说，艾芜在家乡的经历奠定了他书写《南行记》的基础。
离开家乡只是艾芜南行的第一步。从现在开始，艾芜才真正地开启了他的南行之旅和写作之路。从四川出发，艾芜一路向南走去，从四川到云南再到东南亚地区，艾芜在这十几年的漂泊之路上受了很多苦，他并不是去留洋或者游玩，而是向南漂泊，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南行记》中的“我”不仅仅是书中的主人公，更是艾芜在南行中的真实写照。在云南，他做过帮工、杂役等苦差;在这里，他体会到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为了讨口饭吃去做低人一等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是属于社会的下层人民，过着艰苦的生活，艾芜在南行中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与他们交谈往来，亲身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才真正了解了这些人，而他在云南的流浪生活和特殊的体验都成了他日后写作的素材。《南行记》里的故事大多是艾芜在流浪中亲身经历的，书中的“我”也是艾芜本人，他将边地真实的环境和生活展现在了大众面前，正是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艾芜才能写出《南行记》，写出他最真实的感情。
二、南国风情的多重展现
艾芜对云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色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展现了既充满神秘色彩又奇崛瑰丽的滇地风光，《群山中》《森林中》和《三峡中》等都有对滇地自然风光的描写。艾芜在《南行记》中描写的最多的就是云南的大山，他想要表现的是云南地区相对封闭自然的状态，所以就将这里的山写得高大、阴郁、险峻，体现云南山脉的原始，让人对自然产生畏惧。艾芜写出了滇地自然风光的原始与野蛮，正是在这奇诡的自然美中，才会孕育出那些野蛮而淳朴的人儿。艾芜不仅对云南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描绘，而且也特别注重对云南地区各民族的穿着打扮、民风民俗讲行牛动叙述.在《我的旅伴》中，艾芜描绘了傣族的少男少女们在小溪间游泳嬉戏的场面：“河中年青的傣族男女在游泳，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白亮亮地射人的眼睛。”（2）艾芜表现了傣族青年男女的那种自由与快乐，他们开放的民风民俗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艾芜对云南地区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的捕写细致入微，展现了云南地区的真实风貌。
艾芜在《南行记》中描写的最多的是生活在滇缅地区的“边缘性”的小人物们，这些“边缘性”的人物是面目可憎的，但艾芜在书写这些人物时，不仅表现了他们残忍野蛮的这种原始美感，更表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那种属于江湖儿女的豪气。在《流浪人》中，矮汉子虽然嘴上带着胡话，但却总是很慷慨，请大家吃凉粉，我被别人坑骗而帮人垫付了饭钱，身无分文，矮汉子也并没有抛弁我，在夜里给了我超出应还数目的钱，并说道：“钱大把来，就得大把地用去！我一向都是这样的，只要用得正当，漂亮，不管他妈咋个混账得来！”（3）话语虽然粗鲁，但可以看出，矮汉子视金錢如粪土，慷慨助人。我们可以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善念。艾芜所写的都是一些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虽然他们野蛮、残忍、凶狠，但这并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他们是被生活、被现实“边缘化”了。《偷马贼》中的老三，为了能够得到偷马贼的招牌，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也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偷马时差点被人打死，但他却很高兴，甚至要我祝贺他，这种变相的社会地位的认同是这个扭曲的社会造成的，让这些小人物不惜用生命去换取这种社会认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老蹲在一个地方，会发霉呀！去找找裂缝吧！”（4）对他而言，只有找到了“裂缝”才能活下去。这些“边缘性”小人物都是“被边缘”的人，他们其实比谁都善良坚韧，他们懂得生活的苦，但也学会了苦中作乐，他们是艾芜笔下最真实的“流浪汉”。 三、“第二乡”文化空间的建构
艾芜曾在《漂泊杂记》中的《病中记忆》中写道：“我忘记，我仍然是在这可诅咒的上海，身和心都飞到云天远隔的第二故乡！云南去了。”（5）艾芜近十年的漂泊生涯使他对云南这个地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而艾芜在建构“第二乡”的文化空问的同时，也是对原乡的找寻，艾芜的作品中无不充满着巴蜀文化的影子。《南行记》虽然也加入了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土语方言，但运用得最多的还是四川方言，比如在描述某些事物的名称时用四川方言的叫法来书写：“铺盖”“牙巴”“尿罐罐”“弟兄伙”等;还有语气词的运用上：“有/为/做啥子”“多吗少”“咋个（为什么）”等;动词语句：“尽够（足够）”“发梦天（说梦话）”“走得脱（离开）”;等等，艾芜用他最熟悉的四川方言来写作，有利于情感的抒发。艾芜从十几岁离开家乡在外漂泊，有近二十年没有回过家，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他用四川方言写作，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唤起对家乡的记忆，艾芜不仅仅是在书写云南，更是在从记忆中去寻找自己家乡的缩影，他在建构第二故乡的同时包含了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艾芜在他塑造的文化空问里，想要传达一种文化理想。将这云南的边地世界与内地做比较，可以看出，边地的自然环境是原始的，未经人工改造，这里的人们更加单纯，他们挣扎在生活的边缘，为了能够活着而做出努力;他们善恶分明，虽然有着原始野性的一面，但内心却又无比善良;他们笑对生活的苦难，永远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他们很自由、无拘无束。五四以后，在整个大时代背景之下，提倡个性解放，而艾芜也是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身体里有着一种叛逆精神，艾芜赞美这些边地的人和景，其实是与时代与文化相呼应的，当时社会歌颂无产主义者，提倡“劳工神圣”，艾芜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所以，他才在《南行记》中书写这些下层劳动人民，歌颂他们的心灵美。他想要构建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这里的山川河流和人民都是自由的，按照自然的轨迹在发展，他们不受其他事物的影响。艾芜将自己的文化理想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表达了深刻的时代内涵。他真实地感受到了現实世界的束缚，希望能够回归这种自然状态，云南就是他魂牵梦系的自由世界，他在这里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
结语
艾芜的南行经历是永生难忘的，他将云南的一切都刻印进了脑海里，他熟悉云南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他更喜欢这里的人们，他们淳朴自然、积极乐观、无拘无束。艾芜是爱着这片土地的，这是他的第二个家乡，在这以云南边地为基础的“第二乡”的文化空问里，艾芜塑造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理想的世界，他一生都在向南漂泊，去找寻原乡的记忆，去找寻真实的自我。
①②③④艾芜：《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第203页，第75页，第319页。
⑤艾芜：《漂泊杂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1]艾芜.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艾芜漂泊杂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张悦.艾芜与他的三部“南行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9）
[4]赵小琪.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想象[J]文学评论，2004（5）
[5]沈庆利“铁屋子”之外的“别一洞天”——滇缅边境与艾芜《南行记》[J]中国文学研究，2001（8）.
作者：宾若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