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他们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
　　“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既是个性的、思维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周其仁发表了观点，领导不悦，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回应，怎么着？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
　　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已然散落四处，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人们回忆它、总结它，总是带着期望，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
　　翁永曦说，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仍然保持着热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时常下去调查研究。他递给我们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电话和邮箱，没有企业名称，没有职务和头衔，只印着握手图案。他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远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