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悉悉索索的拖鞋声后,黄宗江给我开了门。
　　跟我同时到达的还有邮局的一个包裹,从广东寄来的。黄宗江急急地用剪刀挑开一看,眉开眼笑地乐了,“呦!腊肠!”
　　她女儿曾说过,爸爸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吃”,不求高级,但求地道,什么他都要尝一尝,“一年过了20次生日,都是为了找个借口大家出去好好吃一顿”。他们家中吃客不断,因为“一个人吃没味儿”,千方百计、四处打电话也要找个朋友来共享,有时为了叫一个客人来吃最后竟串联到9个。请客前研究菜谱是他最大的乐趣。“他能像平时写作时一样蹲在椅子上,嘴里抽着烟,思考再三,才向大家宣读拟好的菜单。”
　　据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严寄洲说,“文革”中,他跟黄宗江一起被打成“反革命”,有一阵,风气有点宽松,他发现黄宗江的上衣里排列了一整排小药瓶,就像背着哥萨克的子弹夹。到给“反革命”们开饭的时候,只见黄宗江在怀里掏来掏去忙得不亦乐乎,原来那些小瓶子里装的分别是:酱油、醋、盐、味精、胡椒面……
　　不但爱吃,他还挺爱美。听说我要找摄影记者给他拍照,一个劲地摇头。他前段时间跌了一交,鼻青脸肿,破了相。“我都摔成熊猫了。”他抱怨地从抽屉里拿出相片。果然,一张狼狈的熊猫脸,对着镜头苦笑,眼圈都是青黑的,脸上的皮也擦破了,抹着药水,看上去很滑稽。我答应等他复原后再照相,他又高兴起来。
　　可他真瘦。身上那件黑色丝棉的锦缎棉袄,富贵团花的暗纹,要换个人穿,就是地主富农,穿在他身上却透着点儒雅。
　　他很和气,而且幽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容易的采访对象,因为在你频繁发问的同时,年近九旬的剧作家兼老戏骨也在观察你。对他来说,提问似乎比回答更有趣味。我那些按部就班的提问中间,他也很灵活地、见缝插针地采访了我,“姑娘,你是哪里人哪?”“你上的是什么大学?” “你爸爸妈妈是干啥的呀?”“你结婚了没有哇?”“你有孩子了吗?”……主动权频繁互换的结果是,当我离开他家时内心充满了疑惑,不知到底是谁在这场采访中掌握了对方更多的信息?我对他了解得比以前多一些了吗?
　　黄宗江,浙江瑞安人,生于北京,话剧名家,演、编、导俱优,新中国的第一代电影人。10岁时他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积极参加南开剧社的活动。当时南开男女分校,剧社所有女性角色都只能由男生反串。“文革”后,他应邀去南开中学,校长兴高采烈地向同学们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从南开毕业后,黄宗江入燕京大学外文系,与孙道临等一起组织燕京剧社,演出曹禺的《雷雨》,并参演《愁城记》、《蜕变》、《春》、《秋》、《乱世风光》等大量话剧和电影。解放后,他参军成为文艺战士,在八一电影制片廠任编剧,先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
　　在他影响下,妹妹黄宗英,弟弟黄宗洛、黄宗泽早年也先后进入上海的抗日剧团,投身戏剧生涯,成为中国戏剧、电影史上的黄家一脉。如果把黄家兄妹的戏龄加起来,竟有差不多300岁!黄宗江自己直到85岁还在演戏。
　　黄宗江的老伴阮若珊也是著名的戏剧工作者,他们的爱情生活常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各自经历了一次不幸的婚姻之后,黄宗江向只见过两面的阮若珊直接发起求婚进攻,写下洋洋万言的情书,开篇就道:“我见过你两次,你只见我过一次!”“未恋爱便已感到失恋的痛苦,几乎是千古相思患者的规律。”当时,他只是一个连级干部,而阮已经是师级干部,还带着前夫的两个女儿。
　　他对两个孩子视同己出,阮若珊后来这样评价他:“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很顾家……但他很笨,家务活儿一窍不通。文革中劳动改造,朋友们笑他‘手笨得和脚一样’,实在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黄宗江性情磊落,夫妻隔离“改造”时,造反派要他交代曾经攻击江青的言论。“他可是竹筒倒豆子,把我们的枕边话,不分巨细地给她来了个22条,幸亏造反派怕自己背上‘扩散’之罪,没敢交上去,否则我们两条小命早没了。”
　　黄宗江曾戏言,他与老伴在政治、艺术、思想、感情、家务等方面都观点一致,惟有一点始终有争论,她希望入土为安,而他说根本不要骨灰,连撒都别费那事,甚至对女儿说过将来把自己骨灰丢马桶里冲掉拉倒的戏言。
　　这对伉俪半生相濡以沫,阮女士先走一步,按遗愿,她的墓地毗邻戏剧大家曹禺——现在黄宗江老先生没办法笑着抗议了,女儿们已把他与妈妈安葬在了一起。
　　阮若珊去世后的追思会上黄宗江曾经作过发言,“去给曹禺上坟,临近就可见到我俩合葬的墓地……我当然尚未成灰。来日大家春游秋游,给曹禺老院长上坟,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那地方可真美,值得一去,去香山路上一拐就到。在那里定居的、可默默求教的前辈真不少:有李大钊、朱自清、萧军、董竹君……多了不起的邻居啊,深深感谢他们生前生后对我们的指引!”
　　现在看来,这正是他提前念出的谢幕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