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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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在国家间的承认和个人间的承认之间进行类比。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契约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个体之间不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前提，“承认”范畴已经不再是国际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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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在国家间的承认和个人间的承认之间进行类比。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契约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个体之间不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前提，“承认”范畴已经不再是国际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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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河学院思政部承办的东北三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8月6—8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成功举办。
贝克莱主义是康德在其第一批判中主要的驳斥对象之一。然而，就两种学说的真实关系而言，某些研究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文章认为，在某些方面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固然与贝克莱的学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更重要的是对贝克莱主义的深层驳斥。与此相关，“物自身”的概念是否构成反驳贝克莱主义的一个有力手段，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作为黑格尔左派的青年马克思基本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思考国家的本质、集体精神以及实证法等问题。尽管马克思很快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最终转向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但是其成熟的历史理论中仍然保留着黑格尔思考国家本质时采用的思想进路。
当代＂场所＂理论的建构陷入僵局,人们各持己见,而跨层级思维则有利于培育新的＂场所感＂范式。跨层级思维指在不同的场所层级之间来回转换,反复变焦,把地方-全球讨论置于＂层级＂和＂依恋＂语境中。当前许多环境文本如摄影作品、著作等都运用调整＂大地依恋＂层级的策略,帮助当代读者以多种视角理解自我与场所的深层联系。跨层级思维意味着将对某一特定场所体验的精微性与对全球体验的广大性结合起来,理解人们的生活给环境带来的真实影响,培育新的也许是有效应对当今世界严峻现实的认知习惯与思维方式,使人们适应变化中的世界,并促使他们克
意识是哲学内部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议题，并总是以心身问题的形式广泛地呈现于西方哲学史中。当前，绝大多数哲学家已在如下方面取得共识：意识的核心问题在于理解主观性本身的性质与起源。然而，从古至今，几乎所有意识的哲学理论都没有摆脱突现论与泛心论之间的交织与争斗。未来的意识研究仍然亟待走出上述认识论上的两难境地。
俄罗斯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正是这种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资源成为俄罗斯人自我认同的根源。然而，俄罗斯文化并不能仅仅作为历史遗产而存在，它必须直面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解决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民族文化必须在当代文化的挑战当中、在为未来文化助产接生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挑战就是如何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如何从农业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俄罗斯改革正处在亦步亦趋地遵循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另辟蹊径的十字路口。研究表明，中国、巴西、印度、新加坡等非西方国家成功的改革方案更适合俄罗斯国情，这些方案的要点包括：明确的改革动机、长远的目标规划、能够履行管理职能的政府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
理论-实践问题经历了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的巨大变迁。从理论对于实践和制作的优先性到实践地位的提升，再到将实践还原为生产活动，理论一实践问题不仅没有厘清反而更加陷入混乱。当代理论-实践问题讨论的基本前提在于试图将实践科学化，而这种自近代哲学以来不证自明的信条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对民族文化的哲学讨论既可以是唯名论的，也可以是实在论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超验的实在，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体悟；但这种超验的文化精神又必须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经过感官被人们接受。民族文化的这一特性一方面决定民族认同是比阶级认同、团体认同更加根本的认同；另一方面，使得民族文化必须有经济繁荣、政治强大的国家作为外壳。
西方古典人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经过笛卡儿的转折从而进入近代阶段，在康德那里获得更为精致的形式，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并集中暴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本质上的“反人学性”，也即把人淹没于本质、精神、知识、历史等概念之中。克尔凯郭尔最先发起对古典人学的反抗，把哲学的目光真正引向人的内心世界。从而迈入非古典人学阶段。非古典人学历经尼采、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学等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被后-非古典人学（其最具代表性的形态是福柯的自我修炼理论和协同人学）取代。